李士懋田淑霄 我的老师李士懋、田淑霄教授
张再康:记我的老师李士懋、田淑霄教授
张再康2004年撰文
迈入河北中医学院后的第一堂课,就是李士懋老师的《中医基础理论》课。那年他49岁,精力充沛,学验俱丰,讲起课来那恢宏的气势、爽郎的笑声、潇洒的板书、渊搏的理论知识、丰富的临床经验、风趣的讲解、仿佛忘记了自己是在讲台上,这一切所创造的和谐的课堂氛围,一下子吸引了我,摄住了我所有的注意力,使我也仿佛忘记了我也是在课堂里,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学生,激发起了我无限的学习兴趣。
这第一堂课确是我的幸运,不仅是我步入祖国医学大门的良好开端,也是我以后十几年来不断跟随他学习的良好开始。
跟李老师学习的时间多了,也就逐渐地又跟李老师的夫人,我的中药老师田淑霄教授熟识了。田老师同样讲课艺术性很强,临床经验丰富,课间总是忙于给同学看病。
看到他们俩在事业上互相鼓励奋进且皆有所成,在生活上携手共渡难关,对同事和学生以春天般的温暖,我对他们俩更加油然而生敬意了。1991年7月,我毕业留校,像他们一样也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我向他俩学习的机会更多了,这也使我今天得以能拿起笔来记述我的老师。
一、 生平
李士懋教授,1936年7月4日生于山东省龙口市北马镇,后因父母工作需要迁至北京市,就读于北京小学,1950年升入北京101中学,在那里度过了他紧张却又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
田淑霄教授,女,河北保定蠡县人,1936年生。1950年升入北京实验中学。
1956年他们俩皆以优异成绩考入新中国成立的第一批中医高等学府—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成为新中国首届高等中医院校的学生。六年岐黄之学,亲聆秦伯末、朱颜余无言、耿鉴庭、任应秋、刘渡舟、董建华、赵绍琴等中医老前辈的教诲,铸就了扎实的医学理论根基。
1962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响应党的号召,听从党的召唤,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创业初期的大庆油田总医院。一扎就是十余年,把青春献给了祖国的石油事业。
由于生活在战天斗地、朴实勤劳的产业工人中间,从而冶炼了思想,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铸就了宽广的胸怀、乐观主义的人生态度、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乐于助人的高尚品德,养成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刻苦钻研、孜孜以求的奋斗精神。
李老师在大庆油田总医院儿科,日夜抢救患儿,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为以后的临床、教学、科研尤其是开展中医急症的研究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麻疹治疗的体会》即是当时抢救患儿麻疹合并肺炎、肠炎、心衰等经验的总结,被收入《北京中医学院三十年论文选》。
田淑霄老师主攻妇科、内科,同时又积极开展了不孕证、肝硬化腹水、肿瘤等疾病的科学研究工作。大庆十年,对他们业务的发展也是关键的十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以后的临床、教学、科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9年调入河北中医学院从事教学、临床、科研工作。1987年晋升为副教授、副主任医师。1991年晋升为教授、主任医师。
李士懋教授在1997年12月被北京中医药大学聘为中医基础理论学科博士生导师。1998年4月成为河北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学科博士生导师。李老师现为医科大学中基学科主任、硕士导师、博士生导师,国家卫生部批准的第二、三批高徒导师。卫生部药品评审委员会委员,国家新药基金评审专家,中国中医药学会内科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医药学会内科肺系委员会委员。石家庄市政协五一八届委员,七、八届常委。
田淑霄教授,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第三批高徒导师,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二、学术思想
李老师、田老师认为,中医诊治疾病要按中医固有的理论为指导思想,以辩证论治为中心,努力提高自身水平,才是发展提高的重要途经。他们毕业后多次反复地学习《伤寒论》、《金匮要略》,逐条顺读与以方、脉、证进行归纳、分析相结合,并作了十几大本笔记。
从理论到实践,从实践到理论,不断求索,汲取辨证论治的思想方法用于实践并推而广之,努力追求法无定法,方无定方,谨守病机的辩证论治较高境界。他认为将现代医学与祖国医学简单地机械地结合、对号入座,后果只会导致废医存药。
如何提高自身产辩证论治水平呢?李老师、田老师认为脉诊对辩证与论治两方面都起着决定性作用。通过近40年临床实践,创立了以脉诊为中心的辩证论治体系。在我从师临证的十几年中,几乎每个病例他们都以脉为纲,进行辩证分析,明确病机,并以脉为纲进行选方用药。
他反对把活泼的辩证论治弄成僵死的套子,他们辩证论治非常灵活,对每一病证无固定的用药套路,如以小青龙、升降散治冠心病,以乌梅丸治糖尿病等,力求辩证活泼,切合病机。
他在其专著《脉学心悟》中说:“望、闻、问、切四诊只是诊断过程中运用的顺序,而不是重要性的先后排列。……若论四诊的重要性,当以脉诊为先”。“脉诊,在疾病的诊断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若用数字来估量,大约可占50~90%”。
他认为脉诊的意义主要在于“定位、定性、定量”,并强调“脉无假说”即脉断然无假,根本不存在什么舍证从脉、舍脉从证的问题。他从“气血为脉理之源,虚实为诊脉之大纲”为出发点来阐述纷繁复杂之脉象,可谓纲举目张。
对古代脉象在《脉经》基础上删繁就简提出去掉伏、革,并将濡脉恢复“软”的名称,共22种脉。对浮脉、滑脉、涩脉、虚脉、洪脉、芤脉、濡脉、代脉等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这些宝贵经验绝非纸上得来,同一般说法有别。
李老师、田老师首次明确揭示温病的本质为郁热,郁热贯穿整个温病的始终。温病学肇源于《内经》,成于明、清。现已列为中医四大经典之一,是祖国医学又一重大发展阶段。但因温病学是以叶天士为代表的众多医家共同创立的学说,因而各执一说,相互岐见,牵强、疑窦抵牾者亦非鲜见。
而作者首次明确揭示温病本质为郁热。不论新感温病、伏气温病、瘟疫、湿温化热,还是温病卫气、营、血、三焦等各个传变阶段,只要有热邪其本质概为郁热。
这一独创性的见解,使自古以来温病学中争论不已的问题如“寒温关系”、“温病忌汗又最喜汗解”、“温病下不嫌早”、“温热虽久在一经不移”、“伏气学说”等迎刃而解,疑窦冰释。温病既然本质相同,一统在郁热之旗帜下,且辩证论治规律也没有原则区别,就没有必要繁琐地分为新感、伏气、瘟疫等,枝蔓愈繁,滋惑愈多。
只分温热与湿温两类即可,其它分类可一概蠲除。首次揭示温病只有气血传变。“大凡看法,卫之后方言气,营气后方言血,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否则前后不循缓急之法,虑其动手便错,反致慌张矣”成为中医温病学的至理名言,为中医界所公认。
再如吴鞠通的三焦传变、柳宝诒的六经传变,吴又可的九传学说,薛生白的正局与变局等,而李老师不苟因循沿袭,不避标新立异之讥,不惮背经杜撰之贬,一语见的地指出:“温病的本质是郁热,其传变也只是在气在血的区别。
至于卫气营血、三焦、九传、六经、正局、变局等传变,均可归属气血传变之中,不必各执一说”。温病的本质是郁热,那么其治疗原则李老师用清、透、滋三字诀加经高度概括。他指出:“只要有热邪存在,则清透这一基本法则就贯穿于温病的各个阶段。
基此见解,温病治法亦颇简捷,由此创立新加升降散(僵蚕、蝉蜕、大黄、姜黄、栀子、豆豉、连翘、薄荷)。他们所创立的以脉诊为核心的辩证论治体系和以郁热为本质的新的温病理论体系,其学术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们合著的《脉学心悟》和《温病求索》中。这也是他们一生中主要的学术成就。
李士懋老师还认为,中医开展急症治疗有相当的优势,关键仍在于提高诊疗水平。故每能从中医入手抢救高热、昏迷、休克、小儿肺炎合并心衰、麻疹重症等。如其用升降散治疗高热、清瘟败毒饮治疗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再生障碍性贫血,用大剂山萸肉救脱复苏。
尤其是山萸肉救脱复苏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这也是李老师的主研方向之一,即肝主疏泄与脱症的研究。脱症是指正气衰亡而脱越,阴阳势将离决的垂危状态。重度休克、心衰、心律紊乱、心梗等,当属脱症范畴。
中医分为阴、阳、气、血、津液、精脱等,历来皆扶正固本以救脱,独张锡纯提出“肝主脱,凡脱皆脱在肝”。恒因肝疏泄太过,真气不藏而致脱。李老师据张氏理论,重用山萸敛肝救脱屡获卓效。故进行肝主疏泄与脱症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对肝的研究,多以肝郁、肝阳上亢、肝经湿热立论,病种涉及肝病、消化、神经、内分泌、心脑血管等系统疾病,但对肝主脱的研究鲜见。从中医研究抗休克也多从益气养阴如参麦注射液、益气温阳如参附注射液入手,而从收敛元气之山萸肉研究较少。
虽有对山茱萸对免疫、心功能、血液动力学、血糖等方面作用的报道,多限于单味药的研究,尚未上升至理论高度,有待深化、拓展、升华。李老师已经进行了山萸注射液对兔失血性休克的研究,并通过省级鉴定。
现又进行山茱萸提取分离,确定了有效部位。今后将从神经递质、内分泌、酶学、细胞因子、C~fos、C~myc基因表达、钾、钙离子调节、线粒体、心肌细胞培养等多侧面、多层次进行广泛深入研究。
在病种方面,选择心休、感染性休克、失血性休克、心梗、心律紊乱等多种病进行系统全面研究。本研究从肝主脱立论,敛肝固脱治疗脱症,开创了救脱的新途径。为张氏“肝主脱”中医理论提供了可靠实践依据。
使中医理论建立在现代科学研究基础上,是对中医理论的发扬,为中医开展急症工作,提供了可靠有效的治疗手段。李老师重视从调整气机升降入手用以疾病治疗。气的升降运动,是人体生命活动的体现。
《内经》云:“升降出入,无器不有”、“升降息则气立孤危”。升降乘戾,病变丛生。如升降调脂胶囊以升清降浊为法治疗高脂血症;升降感冒胶囊以辛开苦降法治疗外感热病;连苏止呕胶囊辛开苦降、调理升降之机以止呕。脑栓通胶囊宗《内经》“气之与血,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及河间“心火暴甚”的理论,苦寒降泄,活血化瘀以治脑血管病,均获得满意疗效。
李老师、田老师为人宽宏豁达,对领导尊重,对同事皆以礼相待,从不以教授自居。他们最大的长处就是能看到别人的优点与长处,宽忍原谅别人的缺点。他们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总是把荣誉让给别人。几项由他主持的获奖课题都署名最后。
他们生活简朴,衣着朴素、工作上却是“不待扬鞭自奋蹄”。凡同他们接触的同志,无不对其加以称道。作为老师,不仅授业解惑,而且在生活乃至毕业工作以后都给学生倾注了无尽的拳拳之爱。由于他们平易近人,肯为学生解决实际困难,而不端教授架子,所以许多学生都乐意接近他们,向他们诉说内心的欢乐与痛苦。
每当这时,你能感觉到他们在分享你的欢乐;每当这时,你能感觉到他们在体验你的痛苦。记得我们班有位同学在大学三年级时,母亲骤亡,接着妹妹又患急性白血病,接二连三的天灾人祸把他给打懵了。
李老师一方面安慰他、关心他,鼓励他鼓起生活的勇气,一方面带头捐钱捐物。我的母亲患有长期的慢性支气管炎,痛苦不已,他的痛苦总是缠绕在我的心里。
那是炎夏的中午,母亲从百里外的家乡赶来,下午还得回去。我为难了,因为老师中午一定休息,而我还是他陌生的学生呀!我犹豫再三,还是惴惴不安地敲响了他们家的门。果然,他们刚刚入睡,我心里不安起来。
他们似乎读懂了我的心思似的,说了声:“没关系,看病要紧”。诊毕,李老师对着我母亲也象是对着我说:“您可真有福分哪,儿子也学医啦!不过,要当个好大夫,不那么容易啊!非下苦功夫不可!”接着,他又手把手地教我如何体会脉象。十年过去了,“非下苦功夫不可”的话语不断的在我耳边回响,激励着我奋发向上。
作为长者,他们勉励青年教师努力学习,奋发进取,并不遗余力地耐心指导与带教。从论文修改到撰写著作,从教学方法到科研设计与操作无不凝聚着他们的心血。为提高年轻教师的临床科研水平,带博士、硕士、高徒、青年教师临床随诊,将毕生临床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年轻人。
学生们请他们讲座,他们总是克服种种困难,慷慨应允,满足学生们愿望,深受学生们的尊敬。李老师在讲座中这样说道:“我热爱中医学,我愿把我毕生精力奉献给祖国的中医事业”。
记得我大学四年级时的一天晚上,我吞吞吐吐地想对他说些什么,他以为我生活上一定又是遇到了困难。我却表示这次不是生活之事,我想把自己的一点见解写篇论文发表在杂志上。他笑了,笑得是那样开心,因为他的学生居然也想出“成果”了。
他仔细地听了我的看法,觉得有点新意。然后就把他的关于这方面内容的藏书尽数找出供我参阅。草稿成了,我送与他看,他从内容删剪到补充;从体例次序到一个句子;从每一个字到每一个标点都给予了修改更正。就是这样,我的饱含着老师爱心的处女作“连翘的发汗作用初探”刊登在1991年第2期《山西中医》杂志上。
作为父母亲,李老师、田老师要付出不知比别人多几倍的汗水和心血。他们的小儿子在年幼时由于脑血管畸形而且继发癫痫。从此,生活的重担便压在了他们的肩上,喂饭、喂水、端屎、端尿。有时屎尿拉在裤子里、被子里、床上,就得很耐心地清洗;遇上癫痫大发作、发烧,就得整夜整日地陪着孩子。
我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一个父母亲的伟大。这不仅仅是一种责任,而是无私的爱的奉献。就是这样,李老师、田老师熬过了三十多年的日日夜夜。他们虽然已年届耆耄,却仍然得照顾躺在床上的儿子。
生活的酸辣苦咸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然而我从没有见到他们对生活沮丧过、畏缩过,他们总是以饱满的热情迎接生活的挑战。他们热爱生活!他们也沮丧过!但他们沮丧自己的知识结构不太合理,沮丧自己的知识还很肤浅。并常为此叹息,忐忑不安,仍每日不断学习,孜孜以求。他们在1998年的新年对联中自谦地写到“毕生读书,到头来成了现代文盲;垂暮含羞,期余年能够有所进步”。
三、孜孜花甲、壮心不已
李老师、田老师都已六十八岁了,但他们说要做的工作还很多:研究生、博士生的培养、高徒及青年教师的带教;科研课题的继续深入;定期的临诊。他们正着手撰写两部著作:一部是他们的临床经验专著集《相濡医集》;一部是《中医医案学》。
他们说,医案是临床的真实记录,辨证之活泼,论治之灵巧,绝非理论医书可比,读之宛如亲历,熠熠生辉,光彩照人,叹为观止。古代医案不仅文笔优美,且夹叙夹议,融理论与实践为一体,蕴藏着大量宝贵经验与精邃理论,给人以无限启迪,确为祖国医学宝库中之瑰宝。
据统计,古代医案专书约500多部。近代亦有百余部问世,但多为一家之医案,或历代医案之罗列,鲜有对医案进行详细分析探讨、深入研究者。致使众多医案停留于素材阶段,未能加以升华、概括,形成理论。
故迄今尚无一本规范的供临床教学应用的医案学问世。疾病各异,人体各殊。随着医学的发展,治疗的个体化问题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统计学专家林求诚教授已开展治疗个体化的统计方法学研究。中医的辨证论治体系,其核心是因人而异,充分体现了治疗个体化思想。而医案恰是治疗个体化的真实记载。因此对历代医案进入深入研究,将对医学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李老师、田老师,您们是我十年前的先生,您们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您们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