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的子女 张维桢(罗家伦的妻子)
大学期间,张维帧把她的名字从“薇贞”改成“维桢”,表示她对传统女子贞节观念的反抗。大学毕业后,申请到美国密西根大学留学,1927年回国后与罗家伦结婚。婚后担任新政府国际宣传处主任,主管向外国通讯社及外人在国内办的英文报刊提供咨询。
1928年因罗家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离职,离职后的张维帧用功阅读英、美两国出版的新书,完成了十余篇书评,发表在《现代评论》、《图书评论》、《东方杂志》、《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等杂志上。另外着手翻译的《世界文明简史》,则因故没有完成。
1931年张维帧随夫回到南京,曾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政治系兼任教课一年。1934年离家与三位妇女代表乘船赴美国檀香山,参加为期两周的第三届泛太平洋妇女会议。会中她宣读了一篇三千字的论文,题目是“1927年来中国的经济重建”。
她用数据介绍了中国在铁路、公路、民航、电信、水利、农业、社会福利、农村建设等方面的努力与成就。特别提出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带来的伤害,以及中国自强不息的决心。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张维帧投入了首都成立的“全国妇女抗战后援会”的捐款工作,日军逼近南京时,张维帧带着一家数人先往汉口,参加了“汉口妇女抗敌后援会”的工作,除了捐款,还有劳军、缝军衣和救济孤儿与流亡儿童。
1938年三月“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由宋美龄担任理事长,张维帧是理事之一。国民政府撤退到重庆后,她担任的是歌乐山保育院的工作。后方的六十多所保育院,抚育、教养了数万名战争孤儿和难童,让他们走出浩劫,得到教育和就业的机会而成为有用的人才。
1938年张维帧撰写《爱护民族生命的萌芽》和英文稿《战争中的妇女》,1941年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加入外交委员会。当时滇缅公路是中国的重要生命线,而日本向东南亚诸国宣扬所谓“东亚共荣圈”,来阻挡中国对侵略的抵抗。
为此国民参政会组织了亲善访缅团,张维帧是八位团员之一。在英属缅甸的首都仰光和其他城市作九天访问时,张维帧代表中国妇女对当地团体作过三次英语演说。最正式的一次讲题是“中国民主体制下的女权”,介绍了中国妇女地位的演变,以及近年来她们的努力和成就。临行前她又在无线电台向缅甸人民广播,特别强调抗日战争中,中国妇女的牺牲也是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奴化女性的阴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