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善子女 【张子善刘青山后代翻案】黄敬曾为刘青山张子善说情
张子善无后,刘青山则有三个孩子, 孩子的抚养和上学问题是他最关心的。在刘青山被处决后,中共中央、华北局、河北省委三级领导研究后作出决定:刘青山长子和次子由国家供给,每人每月15元生活费,老三由刘青山的妻子范勇抚养。当时的15元,折合150斤小米,是基本能满足一个月生活所需要的。
1954年范勇改嫁后,两个孩子的生活费一度被取消,后在省委的干预下又恢复了供给。1961年刘青山之弟向石家庄地委反映刘青山的孩子生活困难,又领到了补助款几十元。1962年老大刘铁骑上高中后开支加大,省委决定将其生活费提高为20元,老二刘铁甲的生活费仍为15元,并给老三刘铁兵补为每月15元。
兄弟三人每月共50元,维持到1970年刘铁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之时。“文化大革命”期间曾欠发998元,1981年省纪委查明后也予以补发。 在三个孩子中,刘铁骑学习刻苦,成绩优秀,1965年考入北京石油学院,1970年被分配到抚顺石油一厂,1975年调到廊坊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供应处。
刘铁甲吃苦最大,“文革”开始时已上到了高中二年级,“文革”后期便回农村务农,曾到东北编箩筐卖钱。1976年在哥哥刘铁骑的帮助下,成了一名石油管道工人,后在内蒙古二连输油公司工作。刘铁兵高中毕业后回家务农,因父亲的问题未能参军。他曾在曲阳煤矿下矿井,解决了农转非问题,后又调回安国县工作。
在刘青山被处决时,老大刘铁骑七岁,老二刘铁甲四岁,老三刘铁兵刚几个月大。后来,三弟兄先后跟叔叔刘恒山在老家安国县南章村生活、长大。刘恒山后来告诉记者:“我哥死后,那一家是爹死娘嫁人啊!我无儿无女,就把我哥的那几个孩子接了过来,是我给带大的。
当然政府也没忘了刘家的后代,刘青山被枪毙之后,这几个孩子一直拿政府的抚养金,‘文革’期间由于受左的路线的干扰,孩子的抚养金一度被中断,后来我找有关方面申诉此事,引起了有关方面重视,后来也都补发了。现在他们都在忙自己的那份工作,干得都挺好的。”
刘青山给他的儿子们带来过荣耀,但他留给儿子们更多的是心灵上永远无法抹去的阴影! 作为共和国第一反腐大案,毛泽东亲批斩杀有功之臣,又要求当地政府抚慰其后代,如此决策,在新中国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在公审大会的第二天,1952年2月11日,《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天津日报》等均以醒目的大字标题,在头版详细报道了公审大会的消息,《河北日报》还用整版篇幅,在二版位置刊登了12幅公审大会的纪实照片。
黄敬,原名俞启威,他虽然早年就参加了革命,但有趣的是,他不像我党其他一些领导人那样,出身苦大仇深,而是出生于一个世代官僚的大家族。
1948年12月,黄敬被任命为天津市长。以后,他多年担任天津市委书记、市长。他的儿子俞正声后来也成为湖北省长、省委书记。黄敬的祖父做过甘肃、北京肃政使——相当于省长,前后不过百年,俞氏一家四代,出了三位“省长”。
没有架子的市长
解放后天津市的主要负责人是:市委书记、军管会主任黄克诚,市委副书记、市长黄敬,市委副书记黄火青,人们称他们“三黄”。其中,黄敬最年轻,只有37岁。黄敬和蔼可亲,没有架子,和手下打成一片。
一天,市委机要科的侯书云和科长张学文在办公室,忽然黄敬推门进来,冲着张学文逗乐:“你怎么这样瘦啊!”他边说边用双手卡着张学文的脖子:“我掐死你吧!”弄得张学文不知说什么好:“掐死我,不活了。”“不活了,怎么革命哪!”黄敬说着就走了。
黄敬与手下的关系由此可见。黄火青说:“黄市长开玩笑没边。”肖劲光说:“这是我党在战争年代养成的同志之间亲密无间的体现。”
还有一次,市委在召开会议。中间休息时,黄敬市长跑到伙房去了,几个炊事员正在做饭,案板上有一盆肉。他走过去伸手捏了一小块肉,放到嘴里。几个炊事员都热情地和他打招呼。然而,他却蹑手蹑脚地走了。这天,炊事员们特别高兴,特别兴奋。
通过薄一波为刘张说情
1951年11月中旬,河北省委召开第三次党代会,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罪行被揭发。根据刘、张的严重犯罪事实,河北省委建议省人民政府依法予以逮捕,华北局接到省委的请示后,经讨论并报请周恩来总理批准,决定将他们逮捕法办。29日,华北局向毛泽东、党中央作了关于天津地委严重贪污浪费情况的书面报告。
第二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转发这一报告的批语中指出:“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常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不久河北省委向华北局提出对刘、张二人的处理意见:“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毛泽东同意河北省委意见,要求坚决予以“严惩。”
在执行前,毛泽东仍不放心,又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1952年12月下旬,党中央征求了天津地委及所属部门对刘、张二犯量刑的意见。当时地委在家的8位委员一致同意处以死刑。552名党员干部的意见是:对刘青山,同意判处死刑的有535人,判处死缓的有8人,判处无期徒刑的有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有6人;对张子善,同意判处死刑的有536人,判处死缓的有7人,判处无期徒刑的有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有6人。
绝大多数人同意判处死刑。毛泽东与周恩来商量后,根据这些材料,又请民主人士发表意见,做出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本人全部财产。
时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敬,曾在冀中担任过区党委书记,是看着刘、张成长起来的。在公审大会召开之前,他找到当时还兼华北局第一书记的薄一波,说:“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大,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
薄一波说:“中央已经决定了,恐怕不宜再提了。”黄敬坚持要薄一波反映反映。薄一波说:“如果一定要反映,那我就陪你去向毛主席说说。”黄敬坚持不去,只是要薄一波把他的意见转报毛泽东。薄一波如实地向毛泽东转达了黄敬的意见。
毛泽东了解黄敬,不仅因为黄敬现在是天津市委书记,也知道黄敬在青岛大学与江青同学,而且是江青的情人和入党介绍人。不过那时候,黄敬不叫黄敬,叫俞启威;江青也不叫江青,叫李云鹤,都是进步青年。
毛泽东不希望黄敬因为刘、张之事再找江青或找他。毛泽东听后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百个,2千个,2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最早的“经济适用房”
到1952年,天津解放好多年了,工人们在有所改善,但住宿条件仍比较差,这成为黄敬的一块心病。每逢连阴雨天,他就夜不能寐,想着工人们都还住在破漏的窝棚里,他对妻子范瑾说:“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外面不下了,里面还在下,不知天津有多少一家老小挤在炕上等天亮。”
黄敬下决心要为老百姓解决住房难问题,但这时天津市百废待兴,到处都需要资金,特别是还要全力以赴地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国家已经拿不出大量的资金来支撑这个项目了。怎么办呢?最后决定,再有困难,房子也一定要盖,钱不多,可以不去盖费钱的楼房,因陋就简,先盖简易平房,以解急需。待以后有了资金,再盖正规的楼房。
他请了20多位老工人和劳动模范开座谈会,和大家一起,就一平方米造价多少最为合算,用什么材料最为便当,建成能住上多少年,工、料、钱款的来源和出处等等问题,进行探讨,形成方案。最后决定建筑61万平方米,5万余间的工人新村住宅。
项目落实了,资金不足,黄敬想方设法,但仍有2万间住宅的资金落实不下来,他忙得焦头烂额。范瑾见状,提醒她说:“你去找找主席、总理呀。”他才恍然大悟,立即赶赴北京。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中央给天津拨了专款。黄敬一回到天津,就具体部署,开始兴建工人新村,工程进展迅速,1952年初开工,当年夏天就有许多人喜迁新居,年底,5万间住宅全部落成。
在第一个工人新村——中山门新村的开工典礼上,天津市的第一任市长黄敬同志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怀着诚恳与愧疚的心情对工人们说:“工人师傅们,对不起大家了,国家本来想要盖正式的住宅的,要盖大楼房。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资金非常困难,暂时还没有这个能力,只能先盖一些简易平房,以解决工人师傅们的困难。我请工人师傅们理解,请工人师傅们放心,我也向工人师傅们保证,最多在这里住上十年,最多十年,我们就会重新在这里建设正式的住宅区,盖我们真正的工人新村!”
虽然由于天灾人祸和众所周知的原因,黄敬市长的保证没有兑现,这些用简易平房组成的工人新村,竟存在了四十多年,一直到上世纪末,才被高楼大厦所取代。有许多住户,不仅自己在这里结婚生子,他们的孩子也在这里结婚生子,就是说在这里整整生活了三代人。(摘编自扬子晚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