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荫杭的父亲简介 杨绛广泛的兴趣和深厚的素养得益于父亲培养

杨绛广泛的兴趣和深厚的素养得益于父亲培养(1)_教育频道_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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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荫杭有个偏见,认为女孩子身体娇柔,不宜过分用功。据说和他同在美国留学的女同学个个短寿,都是因为用功过度,伤了身体。他常对杨绛说,他班上有个同学每门课都是一百分,“他是个低能!”

杨绛是个聪颖机灵的女孩子,在中学时功课不错,但考试很少得一百分,所以也就不怕父亲的嘲笑。

杨荫杭的教育理念来自孔夫子的“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鸣”。有时他教杨绛什么“合口呼”“撮口呼”之类,但从不强求她学他的一套。杨绛高中时还不会辨平仄声。杨荫杭说,不要紧,到时候自然会懂。有一天,杨绛果然四声都能分辨了,父亲晚上踱过廊前,敲窗考她某字什么声。杨绛答对了,他高兴而笑;答错了,也高兴而笑。

杨荫杭这样顺其自然的育人办法,培养了杨绛广泛的兴趣和深厚的素养。杨绛从小喜欢文学,如果她对什么书表示兴趣,父亲就把那本书放在她的桌上,有时他得爬扶梯到书橱顶层去拿;如果她长期不读,那部书就会不见了——这就等于谴责。父亲为她买的书多半是辞章小说,这些都是杨绛的最爱。

杨绛就读的苏州振华女校的校长,是毕生从事教育工作的王季玉女士。与杨绛同学的有后来成为著名社会学家的费孝通教授,杨、费两人不仅中学同学,在东吴大学、清华大学研究院也是同学,交情笃深。晚年,费孝通因病住院,杨绛前去看望。在旁的医生听说他俩的这段同学情缘,惊叹说:“有缘,有缘。”这可以看作是一段文坛佳话。

一九九八年,杨绛发表了一篇题为《“看”章太炎先生谈掌故》的散文,谈的是她在苏州上中学的一段经历:大约是一九二六年,我上高中一二年级的暑假期间,我校教务长王佩诤先生办了一个“平旦学社”,每星期邀请名人讲学。对章太炎先生谈掌故一事,至今记忆犹新。

王佩诤先生事先吩咐我说:“季康,你做记录啊。”我以为做记录就是做笔记。听大学者讲学,当然得做笔记,我一口答应。

会场是苏州青年会大礼堂。会场已座无虚席,沿墙和座间添置的板凳上挨挨挤挤坐满了人。我看见一处人头稍稀,正待挤去,忽有办事人员招呼我,叫我上台。我的座位在台上。

章太炎先生正站在台上谈他的掌故。我没想到做记录要上台,有点胆怯,尤其是迟到了不好意思。我上台坐在记录席上,章太炎先生诧异地看了我一眼,又继续讲他的掌故。我看见自己的小桌子上有砚台,有一叠毛边纸,一支毛笔。

章太炎先生谈掌故,不知是什么时候,也不知谈的是何人何事。别说他那一口杭州官话我听不懂,即使他说的是我家乡话,我也一句不懂。掌故岂是人人能懂的!国文课上老师讲课文上的典故,我若能好好听,就够我学习的了。上课不好好听讲,倒赶来听章太炎先生谈掌故!真是典型的名人崇拜,也该说是无识学子的势利眼吧。

我拿起笔又放下。听不懂,怎么记?坐在记录席上不会记,怎么办?假装着乱写吧,交卷时怎么交代?况且乱写写也得写得很快才像。冒充张天师画符吧,我又从没画过符。连连地画圈圈、竖杠杠,难免给台下人识破。罢了,还是老老实实吧。我放下笔,干脆不记,且悉心听讲。

我专心一意地听,还是一句不懂。我只好光睁着眼睛看章太炎先生谈——使劲地看,恨不得一眼把他讲的话都看到眼里,这样把他的掌故记住。

我挨章太炎先生最近。看,倒是看得仔细,也许可说,全场惟我看得最清楚。

他个子小小的,穿一件半旧的藕色绸长衫,狭长脸儿。脸色苍白,戴一副老式眼镜,据说一个人的全神注视会使对方发痒,大概我的全神注视使他脸上痒痒了。他一面讲,一面频频转脸看我。我当时十五六岁,少女打扮,梳一条又粗又短的辫子,穿件淡湖色纱衫,白夏布长裤,白鞋白袜。这么一个十足的中学生,高高地坐在记录席上,呆呆地一字不记,确是个怪东西。

可是我只能那么傻坐着,假装听讲。我只敢看章太炎先生,不敢向下看。台下的人当然能看见我,想必正在看我。我如坐针毡,却只能安详地坐着不动。一小时足有十小时长。好不容易掌故谈完,办事人员来收了我的白卷,叫我别走,还有个招待会呢。我不知自己算是主人还是客人,趁主人们忙着斟茶待客,我“夹着尾巴逃跑了”。

第二天苏州报上登载一则新闻,说章太炎先生谈掌故,有个女孩子上台记录,却一字没记。

我出的洋相上了报,同学都知道了。开学后,国文班上大家把我出丑的事当笑谈。我的国文老师马先生点着我说:“杨季康,你真笨!你不能装样儿写写吗?”我只好服笨。装样儿写写我又没演习过,敢在台上尝试吗!好在报上只说我一字未记,没说我一句也听不懂。我原是去听讲的,没想到我却是高高地坐在讲台上,看章太炎先生谈掌故。

杨绛的中学生活,就是这样无忧无虑地度过的,沐浴着父母的关爱,她渐渐地长大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