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修权的后代 伍修权:充满智慧的外交家

1997年11月8日深夜,时针跳过零时,刚刚进入第二天的时候,我突然接到一个紧急电话:“伍修权同志病重,请你迅速赶到医院。”我立即通知司机备车,赶往医院。但遗憾的是,没等我和伍修权见上最后一面,他已经撒手尘寰。想到数月前,徐惠滋和我代表总参,向伍修权祝贺九十大寿的欢乐情形,我不禁感慨。

几天后,新华社播发了伍修权的生平,其中说道:“1975年4月,伍修权同志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分管情报和外事工作。……伍修权同志为我党我军情报工作作出的卓越贡献,受到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他主持和参与了大量的军事外交活动,加强了我军与外军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为扩大我军在国际上的影响,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积极贡献。”

我于1992年11月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助理,1996年1月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主要接替伍修权的接班人徐信副总长的工作,分管的也是情报和外事工作。因此可以说,伍修权是我的老领导和老前辈。

我第一次见到伍修权,是20世纪60年代在民主德国。当时,伍修权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在一次率团出席外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回程中,路过民主德国。在看望使馆工作人员的时候,他给我们作了一个精彩报告。时隔多年,我已记不清这场报告的具体内容了,但对伍修权生动形象的说话特点还保留着深刻印象。

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发生分裂,形势非常复杂,我们这些外事工作者,该如何在外事场合表明立场,是一门很微妙的学问。伍修权在报告中专门提到,在参加国际会议时,哪些发言内容我们可以起立鼓掌,哪些发言内容我们只鼓掌不起立,哪些发言内容我们要不作表示,都应区分得清楚明白。这使我很受启发。

我们都知道,1950年11月,伍修权作为中国政府特派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中国提出的“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时,慷慨陈词,既严厉驳斥了美国及其同伙对中国的种种诬蔑和诽谤,又痛斥了美国对中国台湾的入侵和战争威胁。后来,我们在学校里学习中国外交,都把他的发言作为范文朗读。

我在60年代初次见到伍修权,亲耳聆听他的报告,我开始理解到,外交工作除了禀持正义、慷慨陈词外,还应该包括许多智慧的运用。

20世纪70年代,我又被派到联邦德国工作。在此期间,伍修权成为分管我们工作的总参领导。一次,他途经联邦德国,专门找我谈话,原来,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想调我去当秘书。“我是征求你的意见,但也不是征求你的意见。因为这是中央领导的意思,实际上你必须服从。”伍修权开门见山地向我亮出底牌。

能够给中央领导当秘书,对我来说当然是件光荣的事。但我也有不情不愿之处,因为在联邦德国,我工作顺利,专业对口,不忍舍弃。我把这种心情向伍修权作了简短汇报。

我的话音刚落,伍修权就明白了我的心思。“那么,你说怎么办?”伍修权问,目光和善地注视着我。

作为分管我们这项工作的总参领导,能够在一个人事调动上征求当事人的意见,这使我很受感动,既感动于他对我的器重,又感动于他对我的信任。我说:“首长,请让我先做做收尾的工作,等这儿的工作交接了,我马上去中央领导那儿报到。”

这是我的“缓兵之计”,我想缓几天看看情况,同时也调整一下心态,为未来新的工作岗位作些准备。

伍修权最后说:“请你放心,如果你在新的岗位上工作不顺利,我们随时欢迎你回来。”这句话是颗定心丸,我放心了。

这个工作调动计划几天后有了变化。调我当秘书的那位中央领导由于身体原因,工作范围作了一些调整,不再需要我了。这样,我就安心地继续做我熟悉并且喜爱的工作了。

那一次在联邦德国,我还当着伍修权的面,出了一次小小的“风头”。在我陪同伍修权会见外宾的时候,伍修权随口吟出一句古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做翻译的,最怕的是临时碰上需要翻译的成语谚语或者诗歌了。但伍修权话音刚落,我就把这首古诗翻译出来。不但译出来了,还使外宾理解了这首诗的妙处,赢得满堂喝彩。伍修权对此很满意。

1984年9月,已经是中顾委常委的伍修权提出来要请我吃饭。作为后生晚辈,这样的机会自然是求之不得的。我高兴地接受了邀请。原来,伍修权是要酬谢我对国际战略学会工作的帮助,当时他正担任这个学术机构的会长。没想到,1997年,我也成为这个学会的会长,而且一干就是10年,直到今天。

那次聚餐的时候,伍修权将一本刚刚出版的《我的历程(1908-1949)》(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7月第一版)签名赠给我。这是我收藏的最早的签名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