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伯生平 于右任与马相伯的师生情
马相伯(1840-1939),江苏丹徒(今镇江)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宗教家、社会活动家。他曾经创办了中国近代两所著名的大学:震旦学院和复旦学院,培养出诸多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作出卓越成就的学生,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马君武、张轶欧、劭力子、于右任等人,其中于右任与马相伯关系最为密切。二人留下了民国时期最为可贵的一段师生风仪。
创 办 旦
马相伯自幼接受中国传统儒家和天主教耶稣会的神学、西学教育,是中国的第一位神学博士,后参与了清末的外交、实业等活动。20世纪初年,马相伯抱着教育救国的理念,决心兴办中国的新式大学。1903年,他创办了以培养翻译人才为主的震旦学院,自任监院。
马相伯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特别关心,常"集诸生于一堂,诏以种族之大义,安攘之重任"。他对于右任格外器重。于右任(1879—1964)陕西三原人,1903年,于右任在陕西乡试中以第18名中举,被誉为"西北奇才"、"陕西三杰",1904年,于右任印了一部"半哭半笑楼诗集",讥讽时政,被陕西巡抚允升指为革命党,上奏朝廷令割去功名,严行缉拿,责令"无论行抵何处,拿获即予正法"。
于右任正在河南开封应试,升允便派员追到开封,幸有于的同乡李雨田命人间道急驰告警,于右任乃逃到上海,穷困潦倒。马相伯得知后,即刻派人把于右任招来,免去他的学费和膳食住宿费用,让他在震旦学院就读。他告诉于右任:"我这是在尽国民一分子的义务,为子作东道主。"于右任非常感激。他改名换姓,用刘学裕的学名,成为震旦学院的学生。
马相伯创办震旦学院时,曾把在上海罗家湾的地产50亩,在租界的地产8亩和城外的土地3000亩,合计不下五十万金捐献出来,作为创办学院的基本金。他请了天主教耶稣会士襄理教务。本来教会对办学一事非常冷漠,但看到震旦的发展蒸蒸日上后,竟"见猎心喜",欲掌控该校。
他们从安徽调来了一位神甫南从周担任震旦的教务长,"南公尽改旧章,学生抗不从命"。马相伯也非常难过,"辞职而去,学生大哗,相率离校,……"。这些退学的学生在叶仲裕、于右任的带领下,并没有解散,他们临行时将学校的器具、书籍、标本,甚至连校牌等都一并带走,准备复校。
1905年,马相伯和一部分学生脱离震旦后,即和严复等人另立复旦公学。复旦筹备时,本有筹备委员七人,但不久沈步州、张轶欧、王公侠等人去了国外,只有于右任、叶仲裕始终负责此事,总其事的还是马相伯。复旦公学创立后,因师资缺乏,马相伯亲自教授法文、拉丁文等课程。于右任的国学根柢极为厚实,常帮助马相伯办些文墨,相当于马相伯的私人秘书。
以后马相伯离开复旦,不久于右任也为办报离开了学校。1909年冬,马相伯复任复旦公学校长,延聘于右任教授国文。师生二人相互切磋,民族革命思想日益在复旦发扬广大,清朝官府"为之侧目,先生不顾也"。
1911年秋,革命军兴,复旦公学吴淞校舍充光复军司令部,次年,马相伯准备把复旦学院从无锡迁回上海时,却又遇到了无校舍、无经费的困难。马相伯向已成为南京临时政府交通次长的于右任求助,于右任请示于政府当局,很快拨徐家汇李鸿章祠堂为校舍,才得以开学。
于右任作为马相伯的门生,时间甚为短暂,他们的关系,实兼师生、友朋、同事而有之。但于右任一生对待马相伯,始终执弟子礼甚恭,常自称"受业",尊马氏为"夫子"。自1918年马相伯息影于上海徐家汇后,其门人弟子每年都要为先生祝寿,于右任更是每年或撰写对联或题诗祝贺。
1929年,马相伯的门生桃李,群集他所创办的震旦大学,庆祝他的90华诞,于右任因国事未能亲自赶来,他亲书了一幅寿联"先生年百岁,世界一寿星"为相伯师祝寿。
爱 国 老 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两国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的主要矛盾,马相伯尽管已年过九十,且已退隐多年,此时像再次焕发了青春,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工作,被社会各界尊为"爱国老人"。马相伯抨击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多次发表文章和谈话,主张"立息内争,共御外侮","今后非国民公意,对内绝对不多枉费一枪弹,对外必要不许吝惜一枪弹"。
1936年,马相伯被推举为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救国会的执行委员,救国会的许多活动和宣言都是以他的名义或以他领衔进行或发表的。
马相伯批评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碰到只有自己五分之一的日本的侵略,竟不敢出来抵抗,这叫做‘缩头乌龟’……人民要出头抵抗,政府还要压迫呢!
"甚至直接抨击蒋介石,"中央就好比会长,终身委员长就是皇帝,委员长做了这许多年,失地也失得不少了,难道委他的人民不该有所表示么?""孟子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这是一定的结果"。蒋介石对此当然非常恼火,但对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爱国老人,又怎能奈何?11月,国民党当局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七名救国会领袖,马相伯、宋庆龄等积极参与营救。
马相伯致信冯玉祥,说沈等"血心爱国,人人钦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杀一不义,文武不为",愿以首领担保七君子无罪。消息传出,蒋介石对于右任说:"你的先生闹得实在太凶了!
"于右任只好请天主教南京教区主教于斌帮忙,把马相伯请到南京,并借震旦大学停止对马相伯薪金供奉之际,于1937年2月提请国民政府任命马相伯为国民政府委员。这年也是于右任的60初度之辰,马相伯作了一首诗相慰勉。马相伯一向很少作诗,98岁的年纪为弟子的生日作诗,可见他对于右任的器重。
卢沟桥事变后,于右任从马相伯的安全考虑,劝他先移居桂林,后又再请移居昆明,在绕道途径越南谅山时,马相伯突然病倒,在病中迎来了他的百岁寿诞。
1939年4月6日是马相伯的期寿之日,全国各地同胞同为这位"中兴人瑞"举行遥祝百龄典礼,战时陪都重庆各界在银行公会举行集会庆祝,会场上悬挂着于右任的大幅贺联:
当全民族抗战之时,遥祝百龄,与将士同呼万岁;
自新教育发明以来,宏开复旦,论精神独有千秋。
于右任还率监察院同仁,致电谅山,遥申祝贺。更发表了"百岁青年马相伯"长文,称颂恩师为"民族一元老,精神常少年"。"此种少年精神,则即先生修己立人成功之源泉,足以形容其整个之人格者也。"
然而,不幸的是,马相伯却在抗战大业未竟之日,1939年11月4日客死于越南谅山。噩耗传抵重庆,11月26日,重庆各界举行追悼会,于右任为之挽联:
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
同日于右任又代表重庆各界宣读祭文,声声泪泪,感人至深,把马相伯的抗日爱国主张同世局相联,让人处处感受到马相伯的爱国之诚,谋国之忠,表示"收京之日,再为告文"。
之后,于右任对马相伯的生平和学术的研究终生关注,如历史学家方豪编出《马相伯文集》后即请于右任题写封面,于右任欣然应允并出资200万元法币购买文集若干本分送图书馆及各位友好。在于右任的自传《我的青年时代》中,仍念念不忘恩师情义,"我二十五岁以前的事,大抵如此,到上海以后,受恩最重,得益最多的,是亡师马相伯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