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杜鹏 冯雪峰与杜鹏程的《保卫延安》

1954年,一部正面描写解放战争的长篇小说问世。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饱满的激情、挺拔的笔力,再现了解放战争中延安保卫战中的几次著名战役,刻画了周大勇、王老虎、孙全厚等一批解放军优秀指战员的突出形象。这部长篇小说还第一次在我国当代文学作品中,成功描绘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野战军总司令兼政委、延安保卫战重要指挥者彭德怀的艺术形象……这部小说就是由亲身参加过延安保卫战、当时在新华社新疆分社任职的杜鹏程创作的――保卫延安。

这部长篇小说的出版,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发行了近百万册。1954年第14、15两期的文艺报上,刊登出一篇2万字的评论文章〈保卫延安〉的地位和重要性。这篇文章对保卫延安给予了这样的评价:“这部书的很大的成就,我觉得是无疑的。它描写出了一幅真正动人的人民革命战争的图画,成功地写出了人民如何战胜敌人的生动的历史中的一页。对于这样的作品,它的鼓舞力量就完全可以说明作品的实质、精神和成就。”

评论文章甚至将这部作品提到了这样的高度:“这部作品,大家将都会承认,是够得上称为它所描写的这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有名的英雄战争的一部史诗的。或者,从更高的要求说,从这部作品还可以加工的意义上说,也总可以说是这样的英雄史诗的一部初稿。它的英雄史诗的基础是已经确定了的。”

这篇评论文章的作者,是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文艺报主编、著名文艺评论家冯雪峰。说起保卫延安这部作品,它与冯雪峰还有一段更深切的联系。

保卫延安的写作,是在杜鹏程随部队继续追剿残敌,抵达祖国边陲新疆之时。

这部作品是杜鹏程怀着巨大的创作热情动笔的。当时,他有感于这场战争的伟大壮烈,想将它完整地记述出来,所以连体裁都没有去管。他将一捆捆材料堆在住处的地上,白天忙完工作后,晚上便开始全力记述这场西北解放战争的整个过程。

这部作品初稿的写作,用去了9个多月的时间,字数达近百万。初稿写的全是真人真事,作者只是将事件按时间顺序铺叙下去,把自己在战争中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下来。按这样的方式写成的初稿,冗长而枯燥,显然不能达到真正艺术作品的要求。但是,作者费去的心血,却叫人感叹――这些文字,全是写在从国民党军队那里缴获来的粗劣报纸、宣传品的背面,摞堆起来足足有几十斤重。

接下来是数年的修改,把百万字的报告文学,改为6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又将这60多万字删削成17万字,后又将17万字增写成40万字,再把40万字变成30多万字定稿……在4年多的岁月里,杜鹏程9易其稿,反复增添删削不止数百次,直到1953年底,才最终完成了这部作品。仅用去的稿纸,不夸张地说可以拉一马车。

稿子写成后,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将杜鹏程从新华社新疆分社借调到北京。在北京的一年里,杜鹏程又对全书做了反复推敲修改,由政治部最终审定后,将书稿交给了当时最权威的人民文学出版社。

杜鹏程对这部书稿视若子女,希望它能够得到重视。所以,他又将一份打印稿寄给了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冯雪峰,并写了一封信,希望冯雪峰能阅读这部稿子。之后,他又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几次登门拜访冯雪峰。但由于当时冯雪峰身兼数职,事务繁忙,杜鹏程几次都没有见到他,颇为失望。

1953年12月初的一天,杜鹏程突然接到了冯雪峰的信:

“你的信及保卫延安打字稿,我都收到了。心里很感激。你几次找我都没遇见,我都不知道,这是很惭愧的。你的作品,我一定挤出时间在最近一星期看完。本月15号左右你来找我如何?”

过不了两天,冯雪峰又写来第二封信:

“你的小说,我兴奋地读着,已经读了一半以上,估计很快可以读完,我因事多,否则,我一定一口气读完,不愿意中断的。如果你有时间,11日5时半到我家吃便饭,趁吃饭,我们谈一谈。”

冯雪峰当时在文坛地位颇高。他不仅是一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革命,还是一位在诗歌、散文、文艺评论方面卓有成就的作家。他的约见,使杜鹏程“心里掀起巨大的感情的波涛”。

当时,冯雪峰住在北京崇文门内苏州胡同16号,这是一个很小的院落。杜鹏程到那里时,天已傍晚。按响门铃,冯雪峰亲自开门,没有多寒暄,只是很亲切地点点头。

进了门,借着灯光,杜鹏程这才看清了这位令人尊敬的前辈,“瘦而高,身板硬朗,面孔微黑头发苍白,一双不大的眼睛里闪着诚挚的光芒”。杜鹏程判断:这是一位铁骨铮铮、具有献身精神的人。

接下来的谈话颇可显出冯雪峰的直率性格。他没有任何客套,指着茶几上放着的保卫延安打印稿,第一句话就问杜鹏程:“你觉得你写的作品怎么样?”

听到这句话,杜鹏程真不知该怎样作答。4年多来的日日夜夜,到北京后一年多的埋头苦干,常常寝食俱废的生活,真叫他身心交瘁,疲惫不堪。作品如子女,你如何说它好或不好呢?

当冯雪峰再次问杜鹏程时,杜鹏程才说:“我心里很矛盾,甚至可以说很痛苦,我简直说不清……”

这时候,冯雪峰才对杜鹏程的情绪有所觉察。他用手按着那一大摞书稿,有所感触地说:“这是可以理解的。一个运动员以全部精力向前跑的时候,终点和周围的事物,他都是顾不上看的。”冯雪峰本人就是一位作家,并且也写过长篇小说,此中甘苦,他颇有体尝,所以能谈得出其中的特别感受。

在得知杜鹏程只有32岁时,冯雪峰有些感叹:“那还是青年。不过,像这样年纪就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尤其是能写出描绘彭德怀形象这样的文章,真是很不容易。要我写我也不一定能写出来。”

冯雪峰从总体上对这部作品做了一些肯定。他甚至这样对杜鹏程说:“这是一部史诗,虽然在艺术上还比不上铁流、水浒以及战争与和平那样辉煌。可以说这是一部史诗的初稿,将来你还可以不断修改。我之所以说修改要在将来,而不是现在,是因为这个作品不足之处反映了我们现有的文学水平。等将来我们水平提高了,你的经验也多了,你自然有能力把它搞成和古典杰作争辉的作品。”

接下来,冯雪峰和杜鹏程还谈了许多,从生活到艺术技巧,作品缺陷及艺术并存的联系等。同时,他也不客气地指出作品存在的问题,指出了在人物叙述描写、语言以及抒发感情的方式等方面的一些毛病。譬如,他指着第六章第一节的开头说:“你写‘无定河呜呜地向东流去’,你去看看中外的那些好作品,人家绝对不会这样去写一条历史上有名的河流的!”

说到小说的特点时,冯雪峰也不客气地指出:“你写东西是创作,读者读作品也是在进行创作。要相信和尊重读者。要含蓄,要让人有回味余地,不要一有机会你就跳出来讲一大套道理,而且不管人物处境如何,都要说到党的培养呀等等,这是不必的。”

冯雪峰还举例联系:“像我说话,没有说到党的培养,难道这能说明我们忘记自己是共产党员,忘记了党的培养吗?不会的。生活的实际情况是怎样就怎样写;尊重生活,对一个作家来说,没有比这更重要的。”

两人谈话时,冯雪峰几乎是滔滔不绝,一点没有杜鹏程插话的机会。在谈到作品毛病时,一针见血,毫无遮掩,让杜鹏程浑身冒汗,满脸通红。他的窘状,被坐在一旁的冯雪峰夫人何爱玉看了出来。她亲切地对杜鹏程说:“这几天,他(冯雪峰)不断地向家里人谈到这作品,仿佛是他自己写了一部好作品似的。他这个人性子急,又容易兴奋,看了这作品,他夜里睡不着。”

这时,冯雪峰认真地看了看杜鹏程。大概意识到第一次见面,自己的语言太直率了些,于是,他缓和语气,推心置腹地说:“虽然指出了作品一些缺点,但这些意见你可以听,也可以不听;最重要的是,这部作品为我们的新文学事业带来了一些新东西,这使我非常高兴。”

听了冯雪峰的畅谈后,杜鹏程许久以来郁结的焦虑、苦闷和不安一扫而光。在回家的路上,他激动得一会儿大步疾走,一会儿放声高歌……天气虽然异常寒冷,但他的内心却充满了不尽的热情。

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夜晚!

人们可以从冯雪峰与杜鹏程交谈的状态上清楚地感受到他对保卫延安的真挚喜爱。

事实也正是如此。在收到保卫延安的打印稿后,冯雪峰在上下班乘坐的东四大街有轨电车上,不顾颠簸,聚精会神地看这部稿子。甚至在作家协会的会议上,他也在低头看稿子。见到相识的朋友,他便把这部作品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人家。他有时甚至不去乘车,而愿意步行,边走边思索,腋下就夹着这部保卫延安书稿。

杜鹏程后来从冯雪峰夫人何爱玉那里得知,一段时间,冯雪峰工作很忙,他只能晚上在台灯下读这部书稿。一天晚上,何爱玉听到他咳嗽得很厉害,便过来看他。原来炉子灭了,冯雪峰又没有披大衣,结果冻感冒了。见到妻子过来,冯雪峰站起来,搓着手,一边来回走动,一边自语般说道:“这位作者在哪儿住着?现在,我想找他谈一谈。”这冬天的深更半夜,他竟抑制不住要找作者,真是痴迷了。

何爱玉见他病成这样,便说:“凌晨4点了,你到哪里去找人?我马上给机关打个电话,让车子开过来,拉你到医院看病。”冯雪峰厉声说:“看什么病!”他完全被作品中的艺术形象感动了。他急切地对何爱玉讲述作品的内容。讲到有些人物和场景时,他禁不住流下了泪水,深情地说:“我们的战士多么英勇!中国人民付出了多么大的牺牲啊!”

就在那次畅谈之后的第二天,杜鹏程又接到冯雪峰的电话,说昨天的谈话犹未尽兴,希望晚上再交谈一次。

当杜鹏程再次来到冯雪峰家后,何爱玉首先告诉杜鹏程,这几天只要来了客人,冯雪峰便向人家谈这部书。待杜鹏程坐下后,冯雪峰便直入主题谈起来。他告诉杜鹏程,他已经向人民文学编辑部做过推荐,希望他们先选发该书的部分章节。

还说,他已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几位负责同志商量过了,希望作者用两周时间,将一些地方做点修改,在1月10日左右交给出版社,然后加快印刷,争取在3月份能与读者见面。这在当时的印刷技术水平下,是极快速度了。

接着,冯雪峰又谈到了自己的感受。说自己读了这部作品,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长期以来,冯雪峰就有创作两部长篇小说的打算:一部是关于“太平天国”的,另一部是写他亲历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情景。写“长征”的小说,他曾在革命战争年代写出了几十万字,但后来不幸遗失。

他向杜鹏程讲述了自己对这部小说的构思:一位农民出身的人,长征开始时他是一个普通战士,后来成长为一位师长。他想通过这个人物的经历,来侧面反映不朽的长征壮举。

听到这里,杜鹏程忍不住问:“为什么选一个农民来做主角?”冯雪峰回答:“我们的红军战士,主要是农民。其次,一个作家乐于写什么,选什么人物作主人公,那是和经历和他熟悉的生活分不开的,和他的生命分不开的。”

冯雪峰告诉杜鹏程,他出生在浙江义乌一个小山村,自小放牛,下地干活,中国农民的苦难生活、艰辛的劳动以及坚韧的生命力,都深深地影响着他。他询问起杜鹏程的出身和经历。当得知杜鹏程出生在陕西韩城一个贫农家庭,从小也有过与冯雪峰相似的经历后,说:“其实你不讲,也能大致想像到你所走过的路程。因为通过你的作品,可以清楚地看到你的出身、经历、气质、爱好和志向。任何好的作品都有这个特点。”

杜鹏程后来回想起当时情景说:“虽然这是我和他第二次见面,相识仅只两天,可是仿佛是相识了许多年似的。这也许就是那种肝胆相照的忘年交吧!”

虽然冯雪峰给了杜鹏程两周时间修改,准备让保卫延安于当年3月与读者见面。可出书时间却被一拖再拖,迟了四五个月才推出。这推迟的原因,却是在杜鹏程身上。

根据冯雪峰及出版社编辑部的意见,杜鹏程用了两个星期,对稿子进行了修改。但等到第一校清样送来后,杜鹏程又几乎通篇作了大的修改。这样一来,出版社只好重排。二校清样送来后,编辑部嘱咐,千万别再大动了。可杜鹏程又改了一遍,不少章节改动很大,使这些地方又必须重排。三校清样,编辑受不了啦,嘱咐说:绝对不要大动了。结果仍有改动,使得一些页码,还须重排……

编辑有些忍不住了,便去告诉冯雪峰。冯雪峰笑着对杜鹏程说:作为一个作家,我对你把稿子反复修改,非常赞成。可是编辑部的同志说吃不消,这是一个矛盾。对此,杜鹏程也感到有些抱歉。但冯雪峰却认真地说:“别把这些事情放在心里,一个作家就是这样。果戈理初稿很粗糙,也是经过多次修改,一次比一次更好――这从别林斯基的评论文章中可以看出来。”

冯雪峰对保卫延安非常喜爱,不仅痴心阅读,与人告知,他还以满腔热忱,奋笔疾书,将他的感受以数万字长文,酣畅淋漓地表达出来。

一天晚上,杜鹏程又来到冯雪峰家。书桌台灯下,冯雪峰正深埋着头,奋笔疾书。见到杜鹏程,冯雪峰才举手示意,请他坐下。接着,就将正在写的一大堆草稿推给杜鹏程:“你看看,这是我写的文章。”

这就是后来为保卫延安带来很大声誉的长篇论文〈保卫延安〉的地位和重要性。这篇2万字的长文,在总体上,给了这部作品极高的评价。它还从细节的叙述,人物效果的刻画等方面,指出它为中国新文学带来的不可忽视的、有价值的元素。

如果说先前与冯雪峰的交谈使杜鹏程产生了信心,那么眼下的长篇文字,则使他有了极大的感动。在他看来,文章不仅表现出冯雪峰对自己著作的高度评价,更显示着冯雪峰“卓越的见地、犀利的眼光、独特的论断和出自内心的热情”。看了冯雪峰的剖析,杜鹏程衷心地说:“作品是我写的,但是读了你的文章,我仿佛才对它看得更清楚了。你指出的东西,有些我写作时并没有意识到。”

这篇长文后来被分为两期,发表在当年的文艺报上。它提升了当时人们对保卫延安的认识,对作品价值的宣传,起了很好的作用。保卫延安一时风行,印了近百万册,冯雪峰的文章起了重要的作用。

1956年,保卫延安在进行了一次较大的修改后,又推出了第二个版本。为了配合这次发行,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将冯雪峰的论文以论〈保卫延安〉为名出成单行本,放在“文艺作品阅读辅导丛书”中,一下子印刷了4万册。可以说,长篇小说保卫延安与冯雪峰的这篇评论长文,几乎有着难以分割的紧密联系。

因为保卫延安,杜鹏程与冯雪峰建立了诚挚的友谊。1954年夏天,杜鹏程要回西北了,他前去向冯雪峰告别。冯雪峰一家都像送别亲人一样聚在一起。冯雪峰取出两册影印本鲁迅日记,又取出自己的作品论文集和雪峰寓言赠送给他。当听说杜鹏程要到建设工地去,准备书写新的历史时代时,冯雪峰很高兴:“到生活中去,这是最根本的;离开群众,不管怎样有才能的人,也会一无所为。”

告别时,冯雪峰将杜鹏程送出很远,两人几乎走过几个街区才依依不舍地分手。当杜鹏程回头时,看见冯雪峰还站在街头。他更深刻地感受到冯雪峰内在的真挚而热烈的友情。

杜鹏程回到西北后,深入铁路工程的建设工地,写出了工地之夜、平常的女人、延安人、夜走灵官峡等一系列反映工人精神面貌的作品。这些作品都获得了冯雪峰的密切关注。每次杜鹏程到北京开会或送稿子时,他都要去见见冯雪峰。

冯雪峰仍是那么率直,除了询问基层工人的工作情况和文化生活,便是谈杜鹏程新作品中的得失。谈到作品的不足之处时,冯雪峰总是非常严格,毫不客气。而已对冯雪峰有相当了解的杜鹏程,对这样真诚而饱含关切的批评感铭于心,历久不忘。

不久,“反右”运动开始。陕西代表杜鹏程和柳青到北京去听会议传达。他们听到了冯雪峰被打成“右派”的消息,听到了大会宣布冯雪峰的“反党罪行”,这些,令他们十分震惊和疑惑。

回到饭店,柳青气得脸色发青,嘴唇颤抖地说:“怎么能这样毁灭自己的同志!中国参加长征的作家,一共有几个嘛!我所接触的雪峰同志,为人正直,嫉恶如仇,是大家尊敬的人。”杜鹏程对以“压制新生力量”的罪名撤销冯雪峰文艺报主编职务十分不解,他以亲身经历告诉柳青:“几个月前,他还废寝忘食地帮我看稿,并写评论鼓励,奖掖我这个文学新兵哩!”

之后的形势越来越紧张。1959年后,彭德怀被撤职。因保卫延安里写到彭德怀,便被停止印刷。以后接到指示,保卫延安被停售和停止借阅。不久,新的指示又下来了:“……关于保卫延安一书……就地销毁……不必封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杜鹏程受到很大冲击,抄家、批斗、游街不算,还被戴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帽子。人民日报不惜用了一个整版,刊出了〈保卫延安〉――利用小说反党的活标本的批判文章,认为这部小说“为彭德怀篡党夺权作吹鼓手”、“为彭德怀树碑立传”……

这个时期,杜鹏程和冯雪峰,是不可能有什么交往了,甚至没有一点联系。杜鹏程只从断续传来的消息中,知道冯雪峰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降低工资,并被赶出原来住的小院;还知道1961年被摘掉“右派”帽子后,冯雪峰还满怀希望,到南方去考察“太平天国”征战之地,搜寻资料,准备写他酝酿已久的长篇小说……但是,“文化大革命”打碎了冯雪峰的种种梦想。

因为保卫延安写了彭德怀,又因为冯雪峰评论文章里肯定了这种描写,对他的批判便多了一项罪名。

1976年1月,忠诚的革命者、著名的作家冯雪峰被癌症夺去了生命。杜鹏程当时正为“苟全性命”,躲在黄河边一个偏远农村。当他得知冯雪峰逝世的消息,已经是追悼会开过十多天以后了。杜鹏程手攥着电报来到黄河边上,立于崖壁,对着奔腾咆哮的黄河之水,临风挥泪,不能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