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喆为名 悼念林喆教授: 鲜为人知的党校反腐研究者
此前的1980年代中期,中国刚经历了一次腐败风潮。政策的松动使得倒卖耐用消费品和沿海走私猖獗起来。中央政府开始取消票证,完善消费品市场。
然而,快速转型的市场还是有着太多的漏洞,随后“双轨制”的存在使得“官倒”出现,这是第二次腐败高潮,到1990年已经成风,一些人暴富,造成了各界的普遍不满。
学界对腐败问题忧心忡忡,后来成为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上海学者王沪宁在这一年出版了《腐败和反腐败———当代国外腐败问题研究》一书,其读者中有正在北京大学读政治学博士的何增科和上海社科院法学所年轻的女学者林喆。
这一年,何增科接受了北大导师的建议,从政治学入手研究反腐败,“先笼统做‘发展中国家的廉政建设’。”事实上,研究国外和历史上的腐败是当时的主流选择,诸如《他山之石——国外反腐肃贪要览》、《中外反腐败史鉴》等书先后出版。
基于现实的考虑,高层加大了对腐败的重视程度。邓小平南方讲话时说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
1993年1月1日,中纪委、监察部合署办公。当年8月,中纪委二次全会在北京举行。这被视为中国全面反腐的开始,会议正式提出要紧密结合重大改革措施反腐的思路。
但反腐败研究依然“敏感”。林喆在当年完成了名为《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的书稿,描述权力变异和腐化的过程,然而,“没有出版社敢出版这本书”。
书稿开始在全国“旅行”,一直到1997年。这年初,江泽民在中纪委第八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严重政治斗争”,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被查处。大环境最终辐射到学界,包括林喆的书稿在内有大约16部反腐书籍在当年出版,大超以往。
林喆也在当年成为上海纪检委特邀研究员。严峻的腐败形势让纪检系统一样焦虑,“上海纪委的一个女处长找我谈话,说着说着就流泪了,她说,怎么办,应该怎么办?有时我们会和纪委的同志通宵达旦地谈,他们的紧迫感可见一斑。”
此后的1998年和1999年,中国掀起肃贪风暴,两年内包括胡长清在内的不下14名高官落马,胡长清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被执行死刑的副省级高官。
反腐败研究群体也开始扩大,经济学、社会学的专家都参与进来。“寻租理论”被广泛应用到腐败问题分析,另外一个广为人知的概念是“59岁现象”。
“这时研究群体还很薄弱,单枪匹马,个人兴趣为主。”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隐性经济学》的作者黄苇町说,当时主要是理论和概念分析,细化对策很少。
何增科在1990年代后期开始用新制度主义研究腐败,他和其他研究者一起推动的一个认识是,“当腐败行为反复发作时就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人的思想觉悟的问题,而是体制本身的漏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