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吉成的功夫 红色警卫邬吉成的难忘岁月

邬吉成曾任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多次为来华访问的外国元首、政府首脑担任卫士长,长期从事中央核心和高层外宾的警卫工作。他见证了护卫领袖和国宾的工作中鲜为人知的细节,目击了中国政坛的风风雨雨,深切感受了一代伟人的风采。通过邬吉成的回忆,一幕幕红色往事展现在世人眼前。

从晋绥边区到北平

1945年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中央保卫部门决定从晋绥军区各部队抽调一批军事过硬、政治思想可靠的人员,补充和加强会议的警卫力量。邬吉成被选为其中一员,他回忆说:“当时我们晋绥六分区忻崞支队刚刚打完山西宁武县东南的一个日军据点,正在做战斗后的调整,我突然接到去军区学习的通知。

去到驻在兴县蔡家崖的晋绥军区后才知,真实目的是要送我们到延安保卫毛主席、党中央。”七大的保卫工作结束后,邬吉成被选为中央警备团警卫战士,分配到中央警备团1营1连(手枪连)2排,从此留在了延安。

中共七大召开前,中央有关部门和中央社会部、中央警备团专门研究了警卫工作,做了细致的部署。就在这次警卫任务中,邬吉成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那天上午,我正在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外面值勤,远远地看见一辆小车自枣园经延河大桥开过来,车子在我不远处停下,一个身材高大的人从车内出来。仔细一看,发现他的样子与奖章上的头像一样。”

1947年3月11日至18日,蒋介石将其三分之二的空军轰炸机都投入到对延安的轰炸中。当党中央作出撤离延安的决定时,中央警备团的许多指战员难以接受:延安是我们的首都呀,怎么能轻易地让给敌人呢?我们要与延安共存亡,坚决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决不让胡宗南占领延安!

毛泽东耐心地说服大家说:“蒋介石打仗是为了争地盘,占领延安,他好开大会庆祝。我们就给他地盘。我们打仗是要俘虏他的兵员,缴获他的装备,消灭他的有生力量,来壮大自己。”毛泽东还说:“蒋介石占领了延安,‘双十协定’就被他撕毁了,他将为全国人民所唾弃。我们撤出延安,意味着我们要解放西安,解放南京,解放全中国!这就是战争的转折点……”

邬吉成回忆:“毛主席、周副主席、彭老总以及第二纵队司令员王震等是最后走的。毛主席、江青和警卫排长阎长林及几个警卫,坐一辆吉普车;周副主席和他的几个警卫,坐另一辆吉普车。我所在的班,成为保卫毛主席的两个班之一。我们乘坐一辆美国造的中型吉普车,另一辆带拖斗的小吉普车紧随我们之后。”

不久,中共中央前委、后委、工委在西柏坡会合,自陕北枣林沟会议后分散的中共中央5位书记重新聚在一起。在西柏坡,中共领袖的警卫班子进行了调整,成立了警卫处,由汪东兴任处长。“我被调到了毛主席的警卫班,班里有十五六个人”。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入住香山双清别墅。邬吉成所在的中央警备团团部驻在香山的卧佛寺。为了保密,香山所在的中央机关对外称为“劳动大学”。整个“校园”内部的保卫工作由中央警备团负责。邬吉成说,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都在香山附近,许多重要活动又必须在城里进行,于是香山一带以及从香山进北平城内的沿线成为了警卫工作的重点,由第47军207师派出2个团6个营的兵力负责。

此外,以华北军区高炮2团1营3个连的12门高炮和12挺高射机枪设防,保卫香山上空,防止敌机袭扰;北平市公安局负责香山周围和香山至颐和园、西直门的便衣警卫。

出于对警卫范围的扩大、工作的加重,以及北平城市的公安工作等统筹考虑,以中央警备团为基础,扩编为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第2师,师长刘辉山、政委张廷桢、副政委张耀祠。邬吉成被任命为新5团2营某连副连长。

此时的北平并不太平。傅作义的军队虽然在城外进行了改编,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却趁机潜伏了下来。在新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时,邬吉成所在的防区为玉泉路到石景山一线,他们每天都要做严密的防备巡逻。

10月1日凌晨5点,整个天安门广场、城楼下、金水桥后、东西观礼台,包括后来的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广场向南到前门箭楼,红墙中间的松树林地带,全部严密警戒,并封锁各路口,禁止任何车辆和行人通行。每个干部和警卫战士,深感责任重大。

邬吉成所在的新5团在外围处于一级战备状态,“随时准备执行紧急任务,白天并没有发生什么异常情况。但我记得在那天晚上,八宝山方向突然传来零星的几声枪响。团里立即派了一个排前去搜索,到了现场没有任何发现,估计是特务捣乱”。

这一天,开国大典顺利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

见证“改变世界的一周”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总统尼克松致力于调整其亚洲政策,开展“均势外交”,多次作出寻求“与中共改善关系”的姿态,以增强美国对付苏联的力量。

1971年7月9日,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秘密访华。“刚刚在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安顿下来,基辛格等人即得知周总理下午3点要来宾馆会晤。他顾不上休息,把随员拉到院子里面,以散步为由商讨有关问题。此后,他们始终采取这种方法商量问题,哪怕晚上,仍坚持要在外散步。在室内偶尔交谈时,也要打开收音机,放大音量。”邬吉成认为,他们是害怕交谈的内容被窃听。

以基辛格为“先导”的中美高层第一次接触会谈,是在严格保密和紧张的气氛中进行的。基辛格等在北京停留了48小时,同周恩来的会谈就用了17个小时。

7月15日,一份“让全世界都震惊”的公告,由中、美双方同时向外界发布。美国时间的晚上7点,尼克松总统突然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笑容可掬地对美国观众说:“我要求占用今晚的这段时间,是为了宣布我们为了建立世界持久和平所做的努力中的一件大事……我现在宣读的公告将同时在北京和美国发表。

”公告中说:“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亨利·基辛格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

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点30分,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专机“空军一号”在北京东郊机场准点着陆。

尼克松一行刚刚到达钓鱼台国宾馆1小时后,周恩来告诉基辛格,毛泽东主席要在中南海会见尼克松。尼克松一行立即前往中南海。由于行动匆忙,尼克松和他的随从忘记招呼保管核密码箱的副官,而将核密码箱留在了总统的住处。让总统远离核密码箱,这在二战后的美国历史上极为罕见。

自“文革”开始后,毛泽东的接见通常是安排在外宾临走的前一天。恰恰由于毛泽东这个意外的决定,我方还没来得及事先和负责尼克松警卫的官员打招呼,甚至连美国国务卿罗杰斯都被排除在外,几辆负责接送的车子,悄无声息地就把尼克松、基辛格等人拉到了中南海。

当美国客人进入毛泽东的寓所后,毛泽东开场道:“今天谈话的范畴由你事先定的,谈谈哲学。”后来,尼克松把话题转到越南和台湾等具体问题上,毛泽东当即制止:“这些问题我不感兴趣。”他指了指周恩来说:“那是他跟你谈的事。”

同尼克松的会谈原定10分钟,由于双方谈得尽兴,不知不觉1个小时过去了。在会谈中,尼克松赞叹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毛泽东却淡淡地答道:“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谈话结束时,尼克松说:“主席先生,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说明我们知道你和总理邀请我们来这里是冒了很大风险的。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不容易作出的决定。但是,我读过你的一些言论,知道你善于掌握时机,懂得只争朝夕。”听到译员译出自己诗词中的句子,毛泽东露出了笑容。

说完这句话,尼克松起身告辞。临别之际,尼克松握住毛泽东的手说:“我们的会面改变了世界。”

这天晚上,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宴,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据邬吉成回忆:“在国宴上,美国人大都不会使用中国人习惯用的筷子,只好拿着吃西餐的刀叉笨拙地对付中餐。唯独尼克松不同于他人,不紧不慢地用筷子夹取美食。

”原来,为了这次访问的成功,尼克松费了一番心思。为了表示他对这次访问的重视,他在出访前苦练用筷子进食的技巧。然而,在场更有心机的当数加拿大《多伦多环球报》驻北京记者伯恩斯。宴会结束,尼克松刚起身离席,他便快步走到尼克松的座位旁,一把将尼克松用过的筷子揣入怀中。据传后来有人愿出2000美金买那双筷子。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周恩来和尼克松在人民大会堂和钓鱼台进行了5次政治会谈。

2月26日,尼克松在周恩来陪同下,乘坐中国领导人的伊尔-18涡轮螺旋桨专机前往杭州。邬吉成说,事先在双方就尼克松访华安全问题谈判时,美方曾提出总统在中国去杭州和上海访问时,要乘坐美国“空军一号”总统座机,而周总理说服道:“中国有句俗话,客随主便。

尼克松总统既然访问中国,应该乘坐中国人驾驶的专机。你们说美国总统过去没有乘坐过外国飞机,这次到中国来坐一坐,体会一下也很好嘛!我们飞行员的技术也不错。你们尽管放心。如果你们觉得不放心,我陪总统先生一起乘坐。”话已至此,美国人再不好推辞。邬吉成还回忆,为了保证尼克松在杭州的安全,我方还专门从北京空运了两辆红旗防弹汽车到杭州进行护卫工作。

1972年2月28日,作为中、美关系重要里程碑的《中美联合公报》正式签定。尼克松在归国前的告别宴会上高举酒杯,踌躇满志地说:“我们在这里已逗留了一周时间,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邬吉成说,自己有幸见证了“改变世界的一周”。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美、中、苏三角外交的态势开始形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决定国际形势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1979年,邬吉成被调到安徽省军区任副司令员,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扎实工作,为安徽省军区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1982年8月离休后,在积极参加政治学习、社会公益活动和扶贫工作的同时,他仍念念不忘在毛主席身边从事多年警卫事业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