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导演吴文光 台湾纪录片导演吴耀东:被现实干掉的人太多太多

"王师傅都开刀动手术了,一边提着尿袋,一边嚷着要表演歌仔戏。敬业哩。"台湾纪录片导演吴耀东的作品《舞台》里的这句对白,让台下的广州观众笑了起来。

提到台湾的纪录片,让人感觉既熟悉又陌生。纪录片《看见台湾》可以斩获台湾年度最高票房。不仅大规模上院线,还引发全台湾热议。而更多的台湾纪录片,则缺少被"看见"的渠道。台湾,渴望被"看见"什么?

"我当然渴望被看见。不然我拼着老命来这里干嘛?"吴耀东说。这位曾因拍摄《在高速公路上游泳》而获得日本山形奖、名噪一时的导演,最近携新作《舞台》,在广州参加第七届先锋光芒影展。"先锋光芒"今年特设台湾纪录片专场,播放吴耀东《舞台》、黄庭辅《岛》、杨力州《青春啦啦队》三部片子。

《舞台》在豆瓣网上有7 .4分(满分10分),但内地纪录片导演吴文光却表示"好失望"。上月在深圳举办的一场论坛上,他"拷问"坐在他旁边的吴耀东:"你十多年前的生猛疯狂和火力都哪里去了?"吴文光告诉南都记者,台湾纪录片市场逃脱过政治审查这把刀子,却逃不过市场经济化的另一把刀子,"像吴耀东这样的人,在台湾几乎是一大片。

"而对吴耀东来说,他坦承吴文光的说法"无可辩驳",但纪录片导演要"不被现实干掉",只能停止安逸的日子。

《瑞明乐队》

"摄影机凭什么带走人家生命的(部分),来成就你的那一部分?"

1995年,吴耀东考上台南艺术学院音像纪录研究所,成为第一届研究生。这是台湾的第一个纪录片研究所,虽然地处台南僻乡,却网罗了张照堂、井迎瑞、李道明、吴乙峰、关晓荣、黄玉珊等一流师资,培养出杨力州、曾文珍、陈硕仪、李孟哲、吴耀东、潘朝成、许慧如等知名的纪录片从业者。

"第一届,学校根本就是在手忙脚乱之中开幕,学校才建一半,完全还是工地。一些学生宿舍也好,或者是教室也好,完全没盖。那附近都是小镇、农村,我们去镇上买雨鞋,一下雨就是泥泞的地。人数也不多,老师、学生加起来,加教职员顶多八九十个人而已。"吴耀东记得,建校之初,所有一切都在紧锣密鼓筹备当中,15位研究生坐在一个小课室,每个人沿着墙边坐在塑胶椅子上,围着老师,没有黑板,足足上了一年的课。

著名摄影师张照堂是吴耀东的老师,上一年级的课程。"我大学时代曾在台北摄影艺廊当义工,那时台北仅有一两间专门展照片的艺廊。有一次张照堂在我所工作的地方展摄影作品,我就像小粉丝看到偶像的感觉,一直偷看他,不敢跟他说话。没想到他成了我的老师,还经常来我宿舍的暗房中玩,边喝咖啡听摇滚乐,有时候拿到大麻也给他轰一下。"谈起学生生活,吴耀东显得很愉悦,滔滔不绝。

吴耀东的家境不错,老家在台北旧城艋胛,阿公跟日本人做生意。那个时代的家庭中,父亲比较严厉,小孩子不会跟父母有太多亲密接触,但到了吴耀东爸爸,"我爸是个巨蟹座很爱家,五点多下班,六点回到家,西装裤一脱他就喜欢穿个内裤。我妈喜欢画画,从小培养我对画画的兴趣。我从小就是电视儿童,看电视之外就打电动玩具。很宅。"

吴耀东本科考上私立辅仁大学大众传播系,爸爸送他一台带有蔡司镜头的德国相机,三万台币,其他同学只用一万台币的尼康相机。因为大学念摄影专业,所以唯一愿望就是当个棒球摄影记者,"台湾人很喜欢棒球,我们从小就看,我就有个机会,大三的时候我到了《职业棒球》杂志实习,每天下午4点报道先去领个便当,6点半正式比赛,我们就拍球。

我一个学生坐在记者席,这么接近球员,汗臭味都能闻得到,晚上去吃宵夜、喝酒,好高兴。我以后就希望过这样的生活。"但接下来,吴耀东的经历就像许多肥皂剧一样,他陪同学考研究所,同学落选,他却意外考上台南艺术学院音像纪录研究所,走上纪录片的道路。

"我完全不知道纪录片干嘛的,进去一片白纸。"他记得,去图书馆查纪录片的资料,看到吴乙峰《月亮的小孩》,同时还迷上"电影奇人"、日本前卫戏剧的代表人物寺山修司的实验短片。"才知道纪录片是进到人家的生活里面去拍一些东西出来。"为了拍《月亮的小孩》,导演吴乙峰耗时二年,实地纪录白化症朋友结婚、生子读书、就业的人生历程。凑巧的是,吴乙峰后来成了吴耀东的老师。

在研究所的第一年的学业任务很重,老师李道明安排拍作业。恰好,吴耀东看到了吴文光《流浪北京》,大受启发,抓起录像机。"第一次作业哪知道拍什么,就从身旁的人着手。"吴耀东说,《流浪北京》这部反映北漂艺术家生存状态的片子日后影响巨大,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纪录片。

那会儿,他本科的四位师兄毕业以后找到相关工作,有人开计程车,有人进电视台做摄影记者,正好四个人组成一个乐队瑞明乐队,就成了他的拍摄对象。

吴耀东每周从台南回到台北拍摄瑞明乐队,历时一年。从21小时的毛带(素材)中剪了50分钟的《瑞明乐队》,讲四个年轻人在城市边缘,刚出社会的那种不适应、虚无,拍了一年从头到尾他们也没有把一首歌练起来。"我看到《流浪北京》拍摄的手法跟风格很震撼。一群很边缘的年轻人对着镜头一直讲话,讲身边的一些故事。我就仿照那些手法拍了《瑞明乐队》,也很多对着镜头在讲话。"

"结果这个片竟然拿了台北电影节里面的台北特别奖,时任台北市市长的陈水扁颁奖给我,拿了30万(新台币)奖金,我爸我妈还去观礼,让我爸很有面子,这个钱没有白花。我就在那个时候受到鼓励。"吴耀东坦承。

但瑞明乐队并不像吴耀东那么高兴,对他说,"你帮我们这样拍一拍还拿奖,摄影机凭什么带走人家生命的(部分),来成就你的那一部分?还要放在博物馆典藏?谁办个证就可以拿下来看我们那一段荒唐的生命?"吴耀东听了,伤心,灰心,并开始反省"摄影机是不祥的,它将带走你的灵魂"。

《在高速公路上游泳》

"我要有一种权力,我要主导你"/你不是一个导演,他耍你。"

1997年,研二开学时,吴耀东依然苦闷。他听说有一个师弟T om的生命经历特别丰富,逃兵、自杀、同性恋,还有一点躁郁症,他想跟T om谈谈自己未来的路。"我去宿舍找他,两个人喝酒,谁知道他比我还颓废,霹雳啪啦乱讲一些流浪、漂泊的事情,又不理我。我越看这个人越怪,越听越紧张,但也越着迷。"当年10月10日,吴耀东在灿烂花火下的西门町,开始拍摄这部关于T om人生之爱恨情仇的纪录片。

这部片就是《在高速公路上游泳》,曾击败了老同学、台湾著名纪录片导演杨力州《我爱080》,陈俊志《美丽的少年》,获得1999年日本山形纪录片双年展小川绅介奖。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是全球纪录片盛事之一。

"我完全没有想到这片子会成功。"吴耀东回忆道,在整整一年的拍摄相处中,他跟着T om的背影在人群中逆向行走,他看到旅社电视里闪烁的A片,高速公路上疾驶的客运,T om映射在车窗消瘦疲惫的脸……吴耀东一直在处理他们之间的拍摄者与被拍摄者的斗争。

"我跟T om喝酒聊天,拍了一堆东西。第三个月,他突然跟我讲他有艾滋病,我有点惊慌,上网查了一下艾滋病的传染途径,接下去我有一种愤怒,我投入了情感,希望你能信任我。可是这么重要的事情,三个月以后才告诉我?我觉得我被欺骗了。后来他的躁郁症病发,被我们押去医院的精神科,我和他待了半天。这时,我不忘开着镜头。出来以后我完全痛哭,崩溃,一度拍不下去。"吴耀东说。

他解释说,摄影师拿摄影机时,好像应该"我要有一种权力,我要主导你,主导这部片子,我要问你什么问题,我要请你带我去哪里,应该是我设计好的",可是T om完全不照牌理出牌。"比如说他带我去他以前住过的小旅馆,我以为他会说过去流浪的生活,但他衣服一脱,跳上床开电视看A片,开始打手枪,也不理我。完全不按你的剧本演,把我的心给碎了。"

这时,吴耀东的指导老师从张照堂换成吴乙峰,吴乙峰建议他回台北休息一段时间。

学期快结束了,吴耀东很担忧这份作业。他把剪出来的片子播给吴乙峰和朋友看,吴老师大泼冷水,"完全看不到你的影子,你不是一个导演,你是跟班的摄影师,他耍你。"吴耀东告诉南都记者,当晚很绝望,但"整个心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都畅通,我发现这是一个学习拍纪录片的学生在拍一个奇怪的对象,两个人的纠葛。"

"1999年,我在日本山形看了这部片子,非常喜欢,很独特,算华语纪录片的先驱。"吴文光说告诉南都记者,当时在大陆或者华语圈,基本都是比较传统的客观式的纪录片,1999年出现这个片子是一种异数,醉酒、乱逛,粗野的生活。"他的片子属于那种两个不同人生的年轻人在人生十字路口的交集。而且他的片名,高速公路和游泳搭载在一起,当时我看了也激动万分,非常抽象,就像一首诗。"吴文光说。

取名《在高速公路上游泳》,吴耀东回忆道,片子进入后期制作阶段时,有天,去接吴乙峰老师的高速公路正塞着车,寸步难行,吴耀东脱口而出"在高速公路上游泳","因为这部片南北两地跑,开着高速公路跟着他流浪,T om也在片子里说,好像一生都在路上过了。但终究也没拍出什么东西,两个人荒谬又无聊地相处了一年,一个为了学校作业,一个无聊想找人陪,高速公路能游泳吗?就是一个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