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少华村上春树的序 林少华:我的语言风格在村上春树之上
[摘要]林少华认为,自己的文体既可以风花雪月,还可以大江东去,也可以小桥流水,村上就比较单调。但是,这不是完全是他的本事,是因为中国传统文人的积淀,土层厚,他不过偶尔挖了一小把。
林少华(右)与村上春树(左)合影
在中国,提到村上春树,必然会被另外一个名字所吸引,那就是林少华。迄今为止,林少华翻译了村上30多部作品,在翻译界有“林家铺子”之称。虽然近年来林少华已经很少翻译,但是他作品中优美的行文,雅致的意境,始终让村上迷们难以忘记,
近日,身兼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的林少华,走进百年学府北京大学,与90后的学子们进行了一段超越年龄和时代的对话,谈翻译,谈写作,谈文学,谈做人。
“说我的翻译背离原著,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水平很低,无法沟通。”
在推崇林少华的读者心中,读村上作品“非林译不读”;然而,近年来,也有人不断质疑林少华的译作对原著做了太多粉饰,实际上背离了作品原有的意境。
“完全是胡说八道”,演讲台上,林少华几乎是脱口而出。在北大,林少华也没有逃脱回答这个敏感问题。
从译者的角度,林少华认为他没有离开原著文本,刻意去表达自己的东西,主观上也没有那种意识。
“别看我总是和主流有格格不入的成分,可是我毕竟是生在学院体制内的人,我也有学者的要求,学者意味着严谨,我也写论文,也写专著,但是我又教翻译课。所以忠实于原著始终是我的第一标准,区别只在于如何忠实法,忠实什么。”林少华坦言。
他认为,有的人翻译忠实的是语汇、语法以及语体,单纯的两相对应,主、状,丝丝入扣,无懈可击,但是读起来就是缺乏文学作品所能给人带来的无可替代的审美愉悦。他质疑道,“那算是忠实么?那是伪忠实。”
林少华认为,自己的翻译是翻译文字背后的东西,传达的是主人公的表情、心跳、律动、喘息,种种微妙的心理活动,他的翻译追求的是意境和审美效果上的忠实。在他眼里,“文学翻译这玩意儿,始终是一种整体意向的对接,整体审美效果的传达,不是一池一地的得失,而是战略上的绩效。”
“百分之百的、纯净水式的村上春树同样在世界上哪里都不存在,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他是怎么回事儿,你怎么能说清楚。”有人认为,林少华翻译的村上春树不纯粹,他认为这是一种认识的误区。还有人批评林少华的翻译作品中有些错误的语言,对此他认为,任何人的翻译都有错误,没有错误的翻译这个世界上哪里都不存在,只是程度不同。
“批评我的人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话,就是水平很低,无法沟通。”在他看来,翻译永远是原作者文体和语言风格,与译者、翻译家的文体和语言风格相互妥协、相互融合的产物,好的则相得益彰,遭的则两层皮,把原著糟蹋了。
“我翻译村上是村上的味道,翻译夏目漱石是夏目的味道,但都有我的‘体臭’。”
“翻译永远是向原著文本无限逼近的过程,永远在路上。说到底我翻译的村上,无非是我眼中的村上春树,所以我才这样告诉大家,别的翻译家也是如此。”林少华认为,别说是外语小说,就是看汉语的小说,也是一个人一个理解。两种不同的语言,性质就不同,也就没有所谓的原汁原味。
他认为,翻译用词很大程度上与词典释义无关。翻译时,一个词的对应词有无数个选项。比如日语有一个词,词典释义为微笑,但是实际上千变万化,微微一笑,淡淡一笑,轻轻一笑,嫣然一笑,粲然一笑,莞尔一笑,笑嘻嘻,笑咪咪,笑吟吟,笑微微,偶尔嬉皮笑脸都不妨一用。
“岳飞说兵无定法,翻译也是一样。翻译是译者与作者心灵的沟通,气质的镶嵌,灵魂剖段的对应,出神入化,知者自知。有些人说我的翻译有味道,因为我比一般翻译多了百分之零点五的灵性,有了这些,作品就活起来了,语言就跳起来了。”这是他认为他翻译村上春树作品之所以成功的原因。
然而,他也认为每个人都有局限性,翻译也是一样,不会因为译者的外语功底或者母语功底高,任何外国作家的作品都可以翻译,必然有的会翻译的得心应手,有的则比较难。
他解释,“比如村上和夏目漱石我就翻译得得心应手,因为我们都是小辈的、被边缘化的小知识分子。他们写的也都是小知识分子的困惑,痛苦、无奈、孤独,与我有默契的部位。我们对世界,对人生,对个体感情,对人际关系的认识大体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价值观,审美倾向大体一致。所以翻译起来相对容易。”
除了审美与价值上的一致性,林少华认为,他能够翻译好村上作品的原因是文体相近的关系。“我所擅长和喜欢的语言风格,恰好合了村上春树,合了夏目漱石,村上春树的语言简洁明快,而又带有文人式的幽默,同时又含蓄隽永,耐人寻味,这也是我所追求和喜欢的,这两点正好合拍了,翻译村上春树我就会觉得是一种享受了。”
他认为,既然文学翻译是一种艺术活动,就必然需要主观能动性,需要创造性参与其中,必然面临原初的面貌发生改变,翻译作品永远是翻译者文体和译者文体相互融合的产物,必然带有他“林家铺子”的味道,但是有个限度问题。
“我翻译村上有村上的味道,翻译夏目漱石有夏目的味道,绝不会村上也带有夏目的味道,这是有严格区分的,但是不管怎样,这些作品都必然有我个人的‘体臭’。傅雷也是这样,任何翻译家都是这样,但是都不能超过允许的误差。”他表示。
林少华因译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而为广大读者熟悉
“我的语言风格超过村上,但我缺少小说家的才华,怎么挣扎都没有用。”
80多部翻译作品,林少华似乎已经没有必要通过继续翻译来证明自己,在他看来,这也是他近年来让自己远离翻译的原因。同时,让大家好奇的是作为作家的林少华,他的文字和作品是什么样的。
面对北大学子的提问,林少华风趣地说,“我这些年很少做翻译,一个是因为我自己的名字在书的封面上字体总是小一两号,跟在一个日本人的名字后面甚至下面,我觉得很不爽,哪怕他是村上春树。”
他笑言,在国际版权公约上,译者的名字必须比作者小一两号,那是没有办法的,抗议也没有用。
对于翻译,他认为,“翻译的再好,像傅雷说的,终究是个‘舌人’,鹦鹉学舌,不过是学的好一点罢了,当一辈子传声筒和舌人,作为一个男人心有不甘,再说我自己又不是不能写,村上春树那样的小说我可能写不来,但是我的文体,我的语言风格应该是在村上春树之上。”
他认为,自己的文体既可以风花雪月,还可以大江东去,也可以小桥流水,村上就比较单调。但是,这不是完全是他的本事,是因为中国传统文人的积淀,土层厚,他不过偶尔挖了一小把。
最近四五年,林少华试图改变单纯翻译家的形象,每个星期给报刊写专栏,写两年一百篇,就出一本书,现在已经出到第四本。每当书稿整理出来,就有出版社就抢着要,对此他不无自豪。
“但是我小说写不来,我尝试了几次,最后都叹息作罢。后来我明白了,小说家的脑袋是天生的,散文杂文谁都可以写,写好写坏另当别论,小说那玩意儿,能写就能写,不能写死活不能写。”林少华这样认识自己。
他表示,村上春树曾经说过,小说家的资质有三项,第一项是才华,他的理解就是文学想象力;第二项是精神集中力;第三项是后续力,或者耐力。他说其中最重要的是才华,并且说才华是天生的,与个人的计算无关,该有的时候就自行喷涌,比如说贝多芬、莫扎特,以及一些诗人、歌者,把丰沛的才华尽情挥霍,而这样的过程对于我们一般人是没有参考价值的。
林少华坦言,“也就是说,我缺少的是写小说的才华,怎么挣扎都没有用。一个人极少认识到自己的软肋在哪里,自己的才华在哪里,除非某一天上帝突然给我植入当小说家的心跳了。”
“莫言有他了不起的地方,在气象上超越村上春树,那是大气象,男人格局。”
“大丈夫终究是一种情怀,是一种精神境界,一种精神性别。有此境界和精神,女性也可以是大丈夫,无此境界和精神,男人也可以是娘们儿。”谈到文学创作中的情怀和意境,林少华认为,读书人和文人应该有大丈夫的情怀,也就是关心社会的情怀。
他直言,“现在不就有很多伪娘么?最杰出的代表就是郭敬明同志,脖子上系着的那玩意儿不知是领带还是女人的围巾,韩寒终究还是个男人。我和郭敬明倒是没打过什么交道,但是我的确担心他把孩子们带坏了。”
对于郭敬明代表的情怀,林少华持批判态度。“什么小时代啊,现在明明是大时代,他偏偏强调小时代,以及历史空洞化的《幻城》。别人批评他,他还不以为然,犯错没关系,可怕的是不以为然。他说我就是一个作家,我还要什么社会责任。但是只要一旦成为公众人物,就必须对公众负起责任。”
之前有记者问林少华,希望村上得奖,还是莫言得奖,他说村上得奖他作为译者脸上有光,莫言得奖他作为同胞脸上有光。然而,“最近我静下心来,比较了莫言全集和村上全集,觉得莫言还是有他了不起的地方,在气象上超越村上,那是大气象,男人格局,男人没有大气象,没有大格局,枉为男人。”
他认为,村上作品所诠释的把玩寂寞、孤独和无奈,相比之下是消极的精神状态,有时还显得滑稽可笑,甚至守护孤独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毕竟守护仍是把玩,不是超越,而孤独的真正价值,在于对孤独本身的否定与超越。在他看来,只有超越孤独,小资的孤独才能升华成大丈夫的孤独,星巴克的孤独才能变成悠悠天地间的孤独,鸵鸟的孤独才能化成鲲鹏的孤独,独善其身的小孤独才能化为兼济天下的大孤独。
从文学中,林少华形成了自己的文人价值观。北大教授钱理群的话让他印象深刻,他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擅长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人当官的话不知比现在的贪官污吏糟糕多少倍。
林少华认为,“这才是一种孤独,近乎噩梦和耻辱的孤独感。他认为无论作为社会群体还是公民个体,都该有一份清醒,在物欲横流、泥沙俱下的大潮中,孤独诚然难人可贵,但不能洋洋自得在此止步,而应该鼓足勇气超越孤独,进入社会关怀和社会批判的大丈夫精神境界。”
在他看来,我国古来读书人其实并不缺少兼济天下的宏伟抱负,不缺少舜尧的雄心壮志,不缺少迂回天地的济世热肠,甚至不缺少马革裹尸的大无畏献身精神。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很大一部分读书人缺少自觉的社会批判意识,就连孔夫子也认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他遗憾表示,“这未尝不是对社会的冷漠,和对周遭体制的姑息,这点在当代依旧如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