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易与钱学森的关系 郭永怀与钱学森关系

郭永怀与钱学森既是同事又是挚友,本文为郭永怀与钱学森关系范文,让我们通过以下的文章来了解。

翻开《钱学森书信选(上卷)1956.2-1991.12》的正文部分,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先期回国的钱学森先生给郭永怀先生的两封信,发自北京,前一封信发到美国的绮色佳;后一封信则托人捎到深圳(见链接一)。两人之间的殷殷之情跃然纸上。

第一封信里,钱对郭说:“快来,快来!”彷佛是弟弟在向哥哥(钱比郭小两岁)招手,快快回家!还告诉他带点什么回家,最要紧的是:带书来,带人来*!第二封信里,钱获知郭已抵达深圳,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告诉后者:“今天是足踏祖国土地的头一天,也就是快乐生活的头一天,忘去那黑暗的美国吧!

”自己公务缠身,不能亲迎郭的一众三口,就让鸿雁传情:家里什么都准备好了,办公室、住所等等已有安排,连学生都给物色好了,就等着“永怀兄”的到来!

而且,填写选单位的志愿,“请您只写力学所”(还打了加重语气的记号!)这还不放心,再加一句:“我们拼命欢迎的,请你不要使我们失望。”不久之后,“兄弟俩”终于重逢于中关村力学所,开始了携手共同奋斗的十二年。

钱-郭之间的深厚情谊始于1942年,在Theodore von Karman的学术大家庭里。正如钱学森在纪念郭永怀的专文(见链接二)所说,在当时的钱学森、郭永怀、钱伟长、林家翘、傅承义这要好的“五哥们”中,“和我最相知的只有郭永怀一人”。

共同的理想、信念和爱好把他们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平时彼此切磋学问;苦恼时彼此倾吐真情,相互安慰和鼓励;有重要事项时,全力推荐,放手相托。这一切,在那篇专文里有细致的描写。

而且钱对郭赞赏有加:“我认为郭永怀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应用力学家,他把力学理论和火热的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了。其实这也不只是应用力学的特点,也是一切技术科学所共有的,一方面是精深的理论,一方面是火样的斗争,是冷与热的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里没有胆小鬼的藏身处,也没有私心重的活动地;这里需要的是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

郭永怀同志的这些贡献,我想人民是感谢他的。周恩来总理代表党和全国人民对郭永怀同志无微不至的关怀就是证据。”目前,这段赞语,特别是关于“冷与热的结合”的论述,已在力学界广为流传。

这也就不难理解,当钱学森先生听到郭永怀先生的噩耗时,为什么如此悲恸!从这两位老科学家之间的深情厚意中,我们后辈可以学到许多许多。

郭永怀,1909年出生于山东荣成县一个农民家庭。1933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郭永怀在抗战的烽火中出国留学,决心选择对航空起决定作用的空气动力学专业,将来服务于中国的国防事业。1938年夏,中英庚子赔款基金会留学委员会举行了第7届留学生招生考试,在3000多名参考者中,力学专业只招一名。

考试结果,郭永怀与钱伟长、林家翘一起以5门课超过350分的相同分数同时被录取。1940年8月,经过一番周折,郭永怀一行来到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学习。

1941年,郭永怀又赴美国加州立理工学院研究可压缩流体力学,和钱学森一起成为世界气体力学大师冯卡门的弟子,于1945年完成了有关“跨声速流不连续解”的出色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在这里,他和钱学森成为一生的知己。1946年秋,冯卡门的大弟子威廉西尔斯教授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创办了航空工程研究生院,邀请郭永怀前去任教。

郭永怀从事的学科研究经常接触一些机密资料,美方便送给他一张表,上面有一项是:“如果发生战争,是否愿为美国服兵役?”不同意便会失去涉密资格,但郭永怀毫不犹豫地在表上填了个“不”。1950年,钱学森想启程回国被扣押后,郭永怀的行动自由也受到了限制,连去英国讲学都不被批准。

1955年,中美大使级会议达成侨民可自由回国的协议后,钱学森回到了祖国。美国移民局又派人劝说郭永怀,得到的回答也是坚决要求回国。为避免美方以他掌握重要资料为由再加阻挠,他竟在同学聚会时把十几年写好的文稿投入篝火。

1956年,郭永怀冲破美国政府的阻挠,携全家回到祖国。经先期回国的钱学森推荐,他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1960年,中央决定自行研制核武器后,又经钱学森推荐,郭永怀担任了某院的副院长,主管力学部分。

钱学森和郭永怀有着科学家之间的深厚情谊。翻开《钱学森书信选(上卷)1956.2-1991.12》的正文部分,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先期回国的钱学森先生给郭永怀先生的两封信,两人之间的殷殷之情跃然纸上。在第一封信里,钱学森对郭永怀说:“快来,快来!

”彷佛是弟弟在向哥哥(钱比郭小两岁)招手,快快回家!还告诉他带点什么回家,最要紧的是:带书来,带人来!第二封信里,钱学森获知郭永怀已抵达深圳,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告诉后者:“今天是足踏祖国土地的头一天,也就是快乐生活的头一天,忘去那黑暗的美国吧!”

钱学森在《写在《郭永怀文集》的后面》一文中,是这样回忆他和郭永怀先生之间的友谊的:

现在已是八十年代的第一春。还要倒数到第十一个冬天,郭永怀同志因公乘飞机,在着陆事故中牺牲了。是的,就那么十秒钟吧,一个有生命、有智慧的人,一位全世界知名的优秀应用力学家就离开了人世;生和死,就那么十秒钟!

十秒钟是短暂的,但回顾往事,郭永怀同志和我相知却跨越了近三十个年头,而这是世界风云多变的三十个年头呵。我第一次与他相识是在1941年底,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当时在航空系的有林家翘先生、有钱伟长同志,还有郭永怀同志和我。

在地球物理系的有傅承义同志。林先生是一位应用数学家。傅承义同志专的是另外一行。钱伟长同志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所以,虽然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但和我最相知的只有郭永怀一人。他具备应用力学工作所要求的严谨和胆识。

当时航空技术的大问题是突破“声障”进入超声速飞行,所以研究跨声速流场是个重要课题,但描述运动的偏微分方程是非线性的,数学问题难度很大。永怀同志因问题对技术发展有重大意义,故知难而进,下决心攻关。

终于发现对某一给定外形,在均匀的可压缩理想气体来流中,当来流马赫数达到一定值,物体附近的最大流速达到局部声速,即来流马赫数为下临界马赫数;来流马赫数再高,物体附近出现超声速流场,但数学解仍然存在;来流马赫数再增加,数学解会突然不可能,即没有连续解,这就是上临界马赫数。所以真正有实际意义的是上临界马赫数而不是以前大家所注意的下临界马赫数,这是一个重大发现。

1946年秋,郭永怀同志任教于由W. R. Sears主持的美国康奈尔大学航空学院,我也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两校都在美国东部,而加州理工学院在西部,相隔近三千里,他和我就驾车旅行。有这样知己的同游,是难得的,所以当他到了康奈尔而留下来,而我还要一个人驾车继续东行到麻省理工学院时,我感到有点孤单。

1949年我再次搬家,又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任教,所以再一次开车西去,中途到康奈尔。这次我们都结了婚,是家人团聚了,蒋英也再次见到我常称道的郭永怀和李佩同志。这次聚会还有Sears夫妇,都是我们在加州理工学院的熟朋友。

我们都是我们的老师Theodore von Karman的学生,学术见解很一致,谈起来逸趣横生。这时郭永怀同志已对跨声速气动力学提出了一个新课题:既然超出上临界马赫数不可能有连续解,在流场的超声速区就要出现激波,而激波的位置和形状是受附面层影响的,因此必须研究激波与附面层的相互作用。

这个问题比上临界马赫数问题更难,连数学方法都得另辟新途径。这就是PLK方法中Kuo(郭)的来源,现在我们称奇异摄动法。

这项工作是郭永怀同志的又一重大贡献。郭永怀同志之所以能取得这两项重大成果,是因为他治学严谨而遇事看得准,有见识;而一旦看准,有胆量去攻关,当然这是我们从旁见到的,我们也许见不到的是他刻苦的功夫。呕心沥血的劳动。

我以后再见到永怀同志是1953年冬,他和李佩同志到加州理工学院。他讲学;我也有机会向他学习奇异摄动法。我当时的心情是很坏的,美国政府不许我归回祖国而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我满腔怒火,向我多年的知己倾诉。他的心情其实也是一样的,但他克制地劝我说,不能性急,也许要到1960年美国总统选举后,形势才能转化,我们才能回国。

所幸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有亿万人民的团结,迅速强大起来了,我们都比这个日程早得多回到祖国,我在1955年。他在1956年。

郭永怀同志归国后,奋力工作,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主要学术领导人;他做的比我要多得多。但这还不是他的全部工作,1957年初,有关方面问我谁是承担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最合适的人,我毫无迟疑地推荐了郭永怀同志。郭永怀同志对发展我国核武器是有很大的贡献的。

所以我认为郭永怀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应用力学家,他把力学理论和火热的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了。其实这也不只是应用力学的特点,也是一切技术科学所共有的,一方面是精深的理论,一方面是火样的斗争,是冷与热的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里没有胆小鬼的藏身处,也没有私心重的活动地;这里需要的是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

郭永怀同志的这些贡献,我想人民是感谢他的。周总理代表党和全国人民对郭永怀同志无微不至的关怀就是证据。

大家辛勤工作,为翻译、编辑和出版这本文集付出了劳动,也是个证据。是的,人民感谢郭永怀同志!作为我们国家的一个科学技术工作者,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而人民的感谢就是一生最好的评价!

从外貌看,郭永怀身体瘦弱,年不到半百便已双鬓斑白,平时不苟言笑,总爱沉思。他工作起来,精力却是超人的。1963年迁往海拔3000米以上的青海基地后,他与许多同事都有了高原反应。为了及时研究新情况,郭永怀频繁往来于北京和基地之间,每次又会增加一次身体不适应,严重损害了健康。

1968年12月初,他在青海基地发现一个重要数据,急于赶回北京研究,加上夫人李佩正在合肥接受审查,因此他便搭乘了夜班飞机赶回北京。

12月5日凌晨,飞机飞临北京机场,距地面约400米时,突然失去平衡,偏离跑道,扎向1公里外的苞米地,腾起一团火球。当人们从机身残骸中寻找到郭永怀时,吃惊地发现他的遗体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烧焦的两具遗体被吃力地分开后,中间掉出一个装着绝密文件的公文包,竞完好无损。可以说,在飞机遇险、生命将尽的最后瞬间,郭永怀想到的只是用身体保护对国家有重要价值的科技资料!

在气动中心筹备组工作期间,由于钱学森和郭永怀两人白天工作都很忙,他们经常在晚上进行讨论,特别是对于一些重大问题的决定,多半是钱先生给郭先生写信,然后由郭先生转达给中心筹备组的工作人员。为了纪念郭永怀先生的贡献,在我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大院的松林山上建了一座纪念亭,上面刻着张爱萍将军所书的三个大字“永怀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