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兄弟陈阿大 王洪文的“小兄弟”陈阿大沉浮录(

许多老上海人都还记得陈阿大这个名字——他是王洪文的“小兄弟”,在“文革”中靠造反起家,当上了上海市主管工交工作的领导,还当上了中共九大、十大代表。后来随着“四人帮”的覆灭他也销声匿迹,在政治舞台上失去了踪影。回顾陈阿大走过的人生道路,对读者更深入了解“文革”必将有一定帮助。

响当当的造反派头目

陈阿大原籍浙江省绍兴县陶南乡。1958年,16岁的陈阿大成为上海中华造船厂的一名工人。

1961年夏,19岁的陈阿大顺利通过各项审查,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退役前,陈阿大已升为上士军衔。现在能够看到的部队上给他写的鉴定材料中,有这样的话:“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积极想办法完成任务”,“组织纪律性强”,“‘三八’作风扎实,尊重领导,服从命令听指挥,叫干啥就干啥”。

1965年春,陈阿大复员回到上海,组织上把他安排到上海良工阀门厂当工人。在这段时间里,陈阿大曾任车间里的保卫干事兼民兵排长。

陈阿大复员不久,正赶上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陈阿大出身贫苦家庭,本人是工人出身,当过兵,根正苗红,虽然文化水平低一些,也不是党员,但仍受到了重视。“四清”运动一开始,工作队就让他作为工人代表参加了厂里的“四清”工作。但他文化程度毕竟不高,更核心的工作他做不来。他所做的主要是征求群众意见后向上反映,使工作队对群众的思想情绪有一些了解。由于他到厂后表现好,1966年1月,厂里团组织发展他入了团。

在参加“四清”工作中, 陈阿大了解到厂里群众对领导的意见比较多,而且他本人也对厂领导有了看法。他文化水平不高, 因此有些事情厂领导不让他做,他感到领导没有把他当作骨干。这使他对厂领导产生了不满情绪。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良工阀门厂也陷入了动荡之中。在全国政治风潮影响下,工人们开始对厂领导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但大多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一开始, 陈阿大也给领导提些这样那样的意见, 后来他觉得这些意见解决不了问题, 就把厂领导的问题往路线问题上拉, 并且率先在厂里贴出一张攻击厂领导有“路线问题”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在厂内影响很大, 加上陈阿大在辩论中是个大嗓门,经常从一个工人的角度,用工人的语言批驳所谓“ 保皇派”,这使他的演讲很有煽动性。

陈阿大知道厂领导的“ 问题” 多, 敢于揭发, 使一些造反的人愿意跟着他跑。这样, 陈阿大的身边就聚集了一些造反者, 他也很快成为这些造反者的核心人物。

后来, 由他倡议, 这些造反者共同成立了良工阀门厂革命造反兵团(简称“良工革命造反兵团”),陈阿大出任“司令”,成为良工阀门厂响当当的造反派头目。

1966年11月,上海跨行业的工厂、企业造反组织——上海工人阶级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成立。陈阿大和王洪文、潘国平、黄金海、叶昌明等人是发起者。当这个组织建立核心机构常委会时, 陈阿大被推举为“工总司”常委。从那时起,他和王洪文结识, 并建立了密切关系。

陈阿大对王洪文佩服得五体投地,而他本人就是被王洪文笼络的一个。陈阿大曾经对他手下的人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要紧跟王洪文,谁反对王洪文,我们就叫他尝尝味道!”正因为陈阿大对王洪文忠心耿耿,王洪文对陈阿大也十分信任,把他当做手下的一员“虎将”。

掌权有术

陈阿大紧跟王洪文,王洪文指挥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陈阿大扮演着为王洪文冲锋陷阵的角色,并以“武斗猛将”著称。

1967年1月,上海人民公社成立时,经王洪文推荐,张春桥同意,陈阿大成为公社委员。2月,上海人民公社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又是经王洪文推荐,张春桥同意,陈阿大当上了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分管工交战线工作。从此,陈阿大进入了上海市领导的行列。

但是,陈阿大毕竟文化水平低,写个简单的条子,也避免不了错别字。怎么办?陈阿大有办法。他挑选一些文化水平高的人给自己当秘书,让这些人给他写讲话稿。当什么会议需要他讲话时,他就让秘书代劳,写好稿子抄清后,由他在会上照着稿子念。

陈阿大下去检查工作时,就让秘书把一些文件中规定的条文先记下来,等对方汇报时,提出哪些事情要解决,他就把秘书写好的条文要过来,按条文内容,说些原则性的话。他的这种做法,在一段时间里还唬住了一些人,有的人认为,陈阿大“政策水平高”,“办事有原则”。

陈阿大当上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后,并未放弃对他原来的单位——上海良工阀门厂的控制。他仍然兼任良工阀门厂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并且安排他手下的亲信,掌握着这个厂的大权。

陈阿大利用他主管全市工交战线工作的条件,在工交战线安插了许多亲信当各单位的领导干部。他的这些亲信都对他唯命是从,这样他就控制了工交战线的大权,一旦有事,一呼百应。

突击入党

陈阿大在“文革”前只是共青团员,没有入党,也没有写过入党申请书。“文革”后他忙于造反,也没有想到入党的事。中共九大召开之前,张春桥有一个“名言”:要让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派”入党,成为党的新鲜血液,“造反派就是要入党做官”。陈阿大自然也被张春桥看中,作为突击入党的对象之一,甚至在陈阿大还不是党员时,就被“内定”为九大代表。

为了让陈阿大快点入党,张春桥和姚文元亲自到良工阀门厂召开整党建党座谈会,动员陈阿大入党。可陈阿大自认早就是党的人了,根本不知道还需要先写申请书。这使张春桥、姚文元十分焦急。他们让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一位常委专门找陈阿大谈话。

不料无论怎么“启发”,陈阿大就是不懂要先写申请书,只是瞪着眼嚷道:我早就是党的人了,你要我做什么就直说了吧。这位常委只好点明:你要写一份入党申请书。陈阿大这才恍然大悟,急忙表示:马上写,马上写。

在秘书的帮助下,入党申请书写好后,张春桥、姚文元即调阅了陈阿大的入党申请书,并且指示:尽快发展陈阿大入党。

张、姚有指示,下面马上落实。10月19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王秀珍、市革命委员会常委黄涛,亲自到良工阀门厂去落实陈阿大的入党问题。他们一到厂里,立即安排厂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开会,该厂金工车间于当天,就召开党支部大会,讨论发展陈阿大的入党问题。

王秀珍事先向陈阿大在良工阀门厂的亲信做好了工作,安排一些人在会上发言,对陈阿大歌功颂德,使其顺利入党。从写入党申请书,到被发展入党,还不到十天时间。我们现在从档案中看到的陈阿大的入党申请书,标明的日期是“1968年10月10日”。

陈阿大入党不到两个月,就被张春桥定为出席中共九大的代表,这也创了一个纪录。从陈阿大入党到当上九大代表,速度太快了,以至他们连让陈阿大填写入党志愿书这件事都忘记了。陈阿大是在当上九大代表之后,才由别人代笔补填了入党志愿书。事后,又由陈阿大抄了两份。

策划武装叛乱的先锋

陈阿大参加中共九大后,职务虽然没有变,还是上海市工交组的负责人,但他的实际地位比以前高多了。有什么重要会议,特别是工交战线的重要会议,都会邀请陈阿大参加。陈阿大也不客气,凡是有会,他必到,到会后必讲话。

陈阿大从内心里对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是十分感激的。特别是对王洪文,更是感激涕零。他知道,没有王洪文的赏识和提拔,就没有他的今天,他下决心要永远紧跟王洪文。陈阿大也被视为王洪文的“小兄弟”,是王洪文手下的“五虎将”之一。

1976年,周恩来逝世,邓小平被打倒,毛泽东病重,“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他们甚至考虑到了用武力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方案,但他们苦于手中没有军队,于是急于抓军事力量。在这段时间里,王洪文开始密谋在上海建立“第二武装”。

陈阿大是王洪文建立“第二武装”的干将之一。那段时间,他经常到各工厂去,传达落实“王副主席指示”,检查民兵工作,特别是给民兵发枪的工作。他还安排手下亲信,在各厂民兵中训练应急战术,一旦上海被围,就要打反击,还要进一步向北方进击,坚定地要为王洪文而斗争。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抓。虽然中央封锁了消息,但在上海的“四人帮”余党还是从各种迹象中猜测到他们的“四位首长”可能出了事。于是,他们开始策划武装叛乱。

10月8日,“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召开了策划武装叛乱的会议。陈阿大跳得最欢,又是跑到民兵指挥部去安排、布置,又是向集中的民兵讲话,搞动员,又是布置突击发枪。10月9日凌晨,应王秀珍之召,陈阿大等人到上海市民兵指挥部第二号指挥点开会。他们认定:中央出了反革命,修正主义上台了,这是右派政变,我们要和他们血战到底。

陈阿大站起来,握着拳头说:要大干,马上干!陈阿大拿出了他出身船工之家、熟悉水路的本事,提议在吴淞口沉一艘万吨轮,把航道堵住,让他们的军舰进不来; 调几辆大卡车,把钢厂的钢锭拉到机场,甩在跑道上,把机场封住,不让他们的飞机降落在上海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