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职务 亲历者:张春桥姚文元很谨慎 不让女服务员送夜宵

核心提示:张春桥和姚文元还有个规矩,就是晚上送夜宵不要女服务员而让男服务员或警卫员送,不让女同志上楼,在这点上确实很注意的。

本文来源:《老年生活报》2012年12月12日第6版,作者:李传俊,原题:《在中央文革办事机构的见闻》

李传俊于1966年8月~1972年12月在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最近,由他口述,阎长贵、李宇锋整理的文章发表,现摘编如下:

回忆“杨、余、傅事件”

“文革”一大特点就是乱,人人自危,朝不保夕。作为运动的大本营,中央文革也不例外,工作人员纷纷出事。抓王道明(时任中央文革办事机构总支书记)的时候我在场,起因与“傅崇碧武装冲击钓鱼台”有关,那个场面我也亲历了。

那是1968年3月8日,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到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台16楼找鲁迅手稿……傅崇碧进来后,直接往会议室走,气冲冲地说:“我是卫戍区司令员,这是我管辖的地盘,谁敢拦我!”他是很不满意的。这个时候,杨成武(当时是代总参谋长)也来到了16楼。他们刚到,江青就过来了(江青住在钓鱼台11楼),她声音特别大,“谁让你们进来的?还发脾气!你们有什么资格冲击中央文革……”

接着,江青就通知周总理、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等陆续来到了16楼会议室……这个时候江青就胡说了,指着傅崇碧说,“你的秘书还要拿手枪把子打我!”——我在现场,根本没有这回事。

事后时间不长,大概是1968年3月24日,中央就在大会堂召开团以上驻京干部大会,毛主席和林彪也出席了。当场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宣布杨、余、傅反党,对他们隔离审查。

之后,王道明等人陆续被拘留了。

张春桥和姚文元谨慎

康生给我的印象是他跟江青的个人关系不错,江青看电影经常有他陪着,他再困再累也陪着江青。有时候康生陪着陪着就睡着了,江青说别打扰他,睡觉是最幸福的。等电影完了,康生还在那儿睡呢……江青对康生也还是比较尊重的,她跟陈伯达常发脾气,对康生从没发过脾气,对张春桥、姚文元也没发过。好像给我们的感觉是:尊重康生,依靠康生(江青称呼他“康老”),而张、姚是她的得力助手。

张春桥、姚文元什么事都特别谨慎,不轻易表态。姚文元这个人有时神神道道的,记得有一次他从楼上突然下来到我们房间转一圈,走了,也不知道干什么。一会儿又来了,他坐这儿,我在对面,他口述让我记录:“当前大批判的方向……”他嘴里念叨着,我就记录,念叨完了我记录完了,就交给他的秘书,时间不长清样印出来了,他稍加修改就是第二天的《人民日报》社论。

姚文元平时话不多。张春桥话多一点。张春桥好像城府很深,胸有成竹的样子。我觉得张春桥的知识面宽,能力也比较强,写过九大政治报告和《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他写东西有个特点,正好和姚文元相反,他胸有成竹,写的草稿干干净净的,几乎都不改什么,姚文元写得很快,但是很乱,涂改很多。张春桥写东西的时候,有时打开录音机,听听音乐,他在房间踱来踱去,酝酿文章,听完音乐再写。夜里有时候写到两三点钟。

张春桥和姚文元还有个规矩,就是晚上送夜宵不要女服务员而让男服务员或警卫员送,不让女同志上楼,在这点上确实很注意的。

江青和总理有矛盾

当时我看出江青跟总理有矛盾。当然,我看到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原来参加会议的时候总理都带着秘书周家鼎或钱家栋,他们都是大秘书,后来还有赵茂峰、孙岳,这四人都带过。有一次周家鼎、赵茂峰在办公室跟我聊天,聊得还挺热乎。

江青进来了,她挺生气的,那意思好像我们背后议论什么事,实际上我们就随便聊聊。不知江青跟总理说了一句什么,后来总理再也不带秘书到16楼来了。只带警卫小高(高振普)、护士和医生张佐良或卞志强,他们这几个人轮流来。

平时我看见一散会都是江青第一个乘车,总理礼让,当时对江青这样做我们挺看不惯的!总觉得江青对总理尊重不够。

记忆中比较深刻就是涉及总理那件事,这也算是大事。大概是1970年七八月清理文件的时候,发现一张旧报纸报道关于“伍豪事件”那个事,因为这算是大事啊,我们把它密封着移交中央办公厅。不久王良恩(时任中办副主任)把我叫到中南海,他很严肃地说他“受汪东兴同志委托跟你谈一件事”。

就是关于总理那件事,让我至死不要说,“这是给你的一条纪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说,这件事主席早已知道”。我说:明白,我按您的指示去做。

办事组收尾工作

办事组1970年就开始收尾了,是汪东兴秘书高成堂通知说:“你们清理所有的文件,登记造册。”清理文件用了将近两年时间,因为文件太多了,到1972年春节后才完的……当时有规定:凡是主席的批件一定要用一个塑料套套上,便于档案馆保存。所有领导人都用铅笔写东西,铅笔才能留得住,保留时间最长的就是铅笔,比钢笔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