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八次危机 温铁军谈中国八次危机(下)
90年代邓小平的南巡无外乎就是在本来没有复苏的经济上猛击了一掌,出现1992年、1993年的高涨,但其实高涨是资本市场的介入。1992年中国取消所有调整工具,开始加快货币化,大量增发货币,用货币来货币化它的实体经济,这一阶段出现的高增长本身是货币化的抬升。
同期,为了吸纳货币,中国放开股票市场、期货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这三大资本市场最能够吸纳货币,货币的增速从1992年开始陡然往上增,中国进入了所谓货币化的时代。
应该说这是我们接受了前苏联的教训,前苏联的垮台并不是今天所说的意识形态垮台,而是长期停留在实体经济阶段,没有货币化,为什么不货币化?因为苏联就像今天金融资本的引领国家美国一样,掌控着整个体系的换货贸易,它可以通过不等价交换,占有整个经互会(备注:由苏联组织建立的一个由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政治经济合作组织,1991年6月28日解散)国家的最大好处,因此不打算使用货币化。
中国1992年开始加快货币化,放弃所有票证。说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就这一条我看就够格。他使中国没有步苏东国家的后尘。
1992年中国承认市场经济,其实承认的是资本经济,因为已经放开资本市场。文件永远落后于实践,实践出真知,文件写进去算是承认已经做过的事情。
也就是在这个阶段,1992年开始大规模增发货币,1993年开始出现投资过热,1994年出现24.1%的CPI。
我把1992年叫做货币元年,就是中国的人民币终于成为货币了,以前人民币不是货币,它是票证的一个辅助,是计量符号,连一般商品交换的中介都不是。
什么时候有银行呢?1998年推进金融改革,用了三年的时间,到2001年中国才真正有了商业化、市场化的银行,到2008年,所有国有银行完成上市股改,中国有了所谓上市公司性质的银行。因此,中国的金融业到1992年才真正使货币成为货币,2002年才使银行真正成为银行,前后10年的时间。
1990年代这场危机的爆发,我们把它叫做三大赤字同步爆发。第一,因为大规模引资,造成外汇赤字。第二是财政赤字,严重到银行透支,所有国有银行的自有资本金都吃光了。当时财政、金融不分家,就像毛泽东说李先念,什么财政什么金融?不就是李先念俩口袋吗?左手掏右手,右手掏左手的,这个说法非常形象。
财政赤字向银行掏口袋,把银行口袋掏漏了,把银行的存款也吃进来。中央这么干了,没人说,但是广东也这么干,广东就倒霉了,中央派人去治理银行乱象。你们也敢吃存款?就收拾了。中央当时吃了怎么着?吃了就吃了。所以,银行也出现严重的赤字,属于典型的资本金为负值的银行体系。
因此,外汇赤字、财政赤字、金融赤字,三大赤字同步爆发在1993、1994年,要我看,这次危机比上世纪2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比今天的欧盟危机一点都不差,欧盟这点危机算什么?它有三大赤字吗?
中国怎么度过的这次危机?这得看“铁腕总理”朱镕基了。三大赤字同步爆发的时候,中国加快了货币化和资本化的竞争。
1994年1月1日出台了几个重大政策,第一个重大改革是人民币汇率一次性贬值57%,汇率调整,我们叫做汇率改革一步变轨,其实是如果不进行汇率调整,出口上不去,外汇赤字不能解决。外汇赤字是硬碰硬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在外汇赤字的陷阱中爬不出来,中国人要爬出来只好本币大贬值,一次性贬值57%,前所未有。你们的教科书有这方面的介绍吗?
第二大政策,也是1994年1月1日,叫做分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是什么?1984年是财政分级承包,那是财税体制改革的第一次,1994年,也就是十年之后,第二次财税改革,中央地方分税,把好收的肥税中央拿走,在此之前,地方税收占比最高可以达到接近90%,在60、70年代,中国最为失序的年代是地方财政占比最高的年代。
1957年之前,中央财政占比80%以上。1957年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性投资戛然而止,中央一下掉下来,地方比例一下上去了。
分税制改革使地方财政变成50%,少了百分之二十多,从哪儿来?这个阶段是以地生财,抢占农民土地成了地方政府的普遍行为。群体性事件从此开始大规模发生,同时地方政府还向农民伸手,加重农民税费负担。农民身上绑上炸药,跟收税干部同归于尽,就是这个阶段产生的,代价转移给了社会。不要以为任何改革都只有收益没有代价,这个代价转移了。中央开始有了财政调控能力,这就是第二大改革。
第三大改革就是国企改革。国企改革什么呢?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减掉4500万国企职工,叫“裸体下岗”,不给社保,不给失业保险,不给医疗保险,什么都不给,买断工龄。如果这件事情在西方能干,危机早解决了。这个世界上似乎只有中国人能干,所以我们度过了这场危机。90年代是我们今天很多激进改革界人士鼓腹讴歌的年代。
如果我们认真看看那个年代的改革,看看承受者是谁,我们就明白了,能不能只是一面倒得去唱赞歌,因为它有代价。我也不是只强调代价,也强调当年的新政,或者改革作为应对危机的措施,确实取得巨大成效,中国度过了危机。
中国以前是内需为主,从这儿开始进入外需拉动。外需拉动速度多快?1994年之前外需占比40%左右,三年之后外需占比,也就是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进出口占GDP的比重高到70%以上,最高年份接近80%,这时中国加入全球化,因为你是外需为主了。为什么内需上不去?农民负担加重,城市国企下岗,没有内需,就一下转向外需,这就是中国后来纳入全球化的内部因素。
因此,90年代的外汇、财税和国企的三大改革,导致90年代后期中国加快全球化的步伐。
21世纪:解决生产过剩危机需要乡土社会
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早期我们是劳动力过剩,到90年代我们出现了生产过剩。我们从1999年认识到中国已经发生了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叫做生产过剩。西方生产过剩进入战争,中国生产过剩难道也进入战争吗?不能,那怎么办?我说我们还是一个伟大的东方文明,从1998年意识到以后,1999年开始西部大开发,西部大开发的总投资量36000亿,其中24000亿是国债,所以从朱镕基开始就大规模起动国债投资,平均每两年一个大战略,1999年西部大开发,36000亿干进去了,2001年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2万亿干进去了,朱镕基时代5万多亿。
到温家宝政府时期,2003年开始中部崛起战略2万多亿,2005年新农村建设5万多亿,2008年抗震救灾灾后重建2万亿,2009年救市投资4万亿。因生产过剩中国不得不靠政府用看得见的手,即国债投资,用远期过剩掩盖当期过剩,这就是现在的实际运行状况。
它带来的另外一个客观后果,很多人嚷嚷很厉害的一件事,国债投资给了谁?大量进入国有公司,15万到20万亿的投资,大量进入国企,于是国企壮大了。由于这些年国企大规模搞基本建设,架电,修路,搞高铁等等,使整个地产升值。比如中国原来几十万亿的地产,现在升值到100万亿,实体性资产总规模达到200万亿,而金融资产去年是128万亿。
那么,200万亿的固定资产,100多万亿的金融资产,请问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是合理还是不合理?比西方要合理得多,西方金融资产是大头,下边的身子小,实体资产很少,所以一定爆发金融危机。
我们现在最怕的是战争,只要西方别拿战争手段对付我们,只要允许我们这么玩下去,我们的实体资产肯定会继续扩张。比如现在提出的城镇化,3000个县级单位,一个县如果有3个左右的中心镇,差不多就有1万个中心镇需要基本建设投资,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投资领域。为什么现在中央强调城镇化,城镇化不是城市化,中央早就讲了,城镇化在县域经济,县域经济是个蓝海,要学会深耕蓝海。
中国的内陆空间广大,可投资领域非常大,如果再能够同时启动西向战略,走陆权竞争,未来还有20年的高速发展过程。林毅夫说中国还有20年的高增长,这话我早就说了好几年,因为投资空间大。其实我们是有信心的。
麻烦在于我们如何看待21世纪的发展方向,主流认为是金融化、全球化,这是主流的人士。相对来讲,我的战略思路比较另类。
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为什么2009年危机我们仍然能软着陆?中国2005年实行新农村建设,使超过95%的村实现通路、通电、通水、通电话、通网络。当危机爆发,沿海出口经济倒闭,中国政府把补贴出口的13%退税,改为补贴农民消费的13%折扣,并且告诉农民政策只执行到2010年年底。
如果不是事先已经使得95%以上的村通了路,怎么买汽车?如果没有电,怎么买彩电?但是,在农村实现通路、通路等,私人资本干吗?按照私人资本的方式运作,这些事情都没做。当你遇到大危机,出口企业倒闭的时候,怎么转内销?
为什么只有中国走出V型反弹?因为你有广大的农村仍然是乡土社会,这次全球大危机转嫁到中国,巨大代价还是由乡土社会承载着,这可是积极的承载,正因为在农村大量注入基本建设投资。我提醒各位,2005、2006年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大规模投资时候,几乎所有经济学家全都反对,历史证明他们错了,他们是按教科书说的。
今天讨论城镇化,几乎也是,90%以上的经济学家认为城镇化选择错误,因为城镇基本建设构不成投入产出回报率合理的规模,至少得20万人才有基本建设投入产出相对合理的条件。一个城镇好一点的3、5万人,差一点的1、2万人,怎么能搞基本建设投资?但是,如果不搞城镇化,靠什么来消化已经严重过剩的制造业生产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