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闻书法 於贤德:钱锺书、王朝闻文艺美学研究的比较
要准确把握文艺美学在20世纪中国的发展全貌,不能不对钱锺书、王朝闻两位先生的杰出贡献予以高度的关注。他们都以博大精深的学识、著作等身的建树和令人高山仰止的人格力量,有力地推动着中国当代文艺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本文通过对两位先生的学术道路、研究方法、治学风范的比较,为更深入地把握他们的学说和中国文艺美学在21世纪得到更大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钱锺书先生和王朝闻先生在学术研究上确实具有许多共同点。这不仅指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王朝闻先生1909年出生,钱锺书先生1910年出生,20世纪发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桩桩件件大事,他们都亲历了;更重要的是作为蜚声中外的大学者,他们的道德文章,尤其对于文艺美学的深邃而又宏富的见解构成了学术上许多共同的特点。
两位先生都有从事文艺创作的经历,且出手不凡,都在各自的领域留下了经典之作。钱先生的《围城》以其深刻的人生哲理内涵和充满睿智的幽默语言,成为本世纪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之一;王朝闻先生的《毛泽东浮雕像》、《民兵》、《刘胡兰》等雕塑,也是中国现代雕塑艺术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文艺创作的亲身实践,在孜孜不倦的探索中获得如此巨大的收获,使他们能够深谙艺术审美创造的个中滋味,生动的艺术创作直接经验对于文艺美学研究来说,不仅提供了具体的感性知识,让他们以行家里手的姿态,在理论研究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而且使得他们的学说能够更准确更深刻地阐发艺术美的内部规律,真正达到入木三分的深度,避免了那种由于缺乏亲身实践导致理论研究的无的放矢的空泛和隔靴搔痒的肤浅。
由于早年对文艺创作的直接感受和深刻体会,钱、王两位先生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中都以辨识精微、阐述细致为自己的学术风范。在他们撰写的卷帙浩繁的学术著作中,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紧紧抓住文学艺术本身去探究各种各样的问题,通过对具体事实和理论观点的深刻分析,去阐述自己的见解。
敏泽先生在谈到钱锺书先生的学术研究时说过这样的话:“他的学术著作并非像一般高头讲章那样,纲目分明,而是以传统的札记、笔记一类形式写就,珠玉蕴藏于各个条目之中”[1]。
这些话用到王朝闻先生的著述上同样十分贴切。读王朝闻先生的著作,无论是五六十年代的艺术评论文章,还是晚年的各种专著,如《论凤姐》、《审美谈》、《雕塑雕塑》、《神与物游》、《吐纳英华》等,都是采用娓娓道来的表达方式,诉说审美感受,阐述学术见解,并由此展示自己的理论深度。
两位先生不以高头讲章的形式来建构学术大厦的做法,至少具有以下三方面的意义:一、体现了学术研究风格的多样化。因为在科学探索中,最根本的目的在于揭示客观世界的规律,表达方式其实只是一种手段,无论是宏观性的、体系性的宏篇巨制,还是以札记评论的形式,或在义理、考据、辞章的统一中展示自己的真知灼见,或在作品的评论中叙述自己的美感经验与艺术判断,都可以在学术上达到一定的高度和深度,两位先生的著述都证实了这一点。
二、采用这样一种表达方式,体现了他们对中国学术文化的认真继承与自觉创新。两位先生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把握,他们选择这样的表达方式,一方面是为了力避空泛的高谈阔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好地适应中国人的民族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努力使深邃的学说为更多的人所掌握。
三、对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度占据中国社会意识形态主流位置的浮夸、空虚与矫情,两位严谨的学者以朴素求实的学风和文风显示了人格的高尚和学力的深厚,不愧为科学研究的中流砥柱。
钱、王两位先生在学术上的又一共同点是学问的博大精深。众所周知,钱锺书先生所涉猎的学术领域的广阔和学识的渊博,简直令人叹为观止,根据统计,他在《管锥篇》一书中征引的中国作家达3000人左右,典籍达六七千种之多,外国作家多达千人,著作近2000种。
王朝闻先生所涉猎的学术领域同样十分广阔,从他的研究对象来看,雕塑、绘画、戏曲、曲艺、摄影、舞蹈、工艺美术、小说诗歌等无所不谈,而且往往有很多新鲜别致的见解。同时,他对国外的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也给予很大的关注,无论是欧洲的艺术家、理论家还是非洲、拉丁美洲的民间艺术,都引起他的高度兴趣。
虽然未能对他的著作中所征引的作家跟涉及到的文艺作品进行全面的统计,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王朝闻先生学术研究上同样有一个非常宏大的范围,几乎每一种艺术样式都能激起他的探索欲望,并且在不断的开掘中总是有所发现有所创造。
与此相关的是两位学者同样以世人罕见的勤奋才能获得如此丰富的知识宝藏。钱锺书先生在五七干校暗淡的灯光下,站在凳子上凑近灯光去看书的佚事,可以说跟中外一切奋发苦学的事例相比毫不逊色。王朝闻先生同样是一个最勤奋的学人,他在勤学苦练方面同样有着十分感人的事例,1946年他在张家口的医院病床上,连续读了几十种中国画论并写了自己的心得体会。
虽然这些书稿后来在战争中遗失了,但他那嗜书如命的求知精神,却为他获得如此广博的知识,几乎对各种艺术样式都有自己的发言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钱锺书是一位幽默大师,他在《围城》中以幽默的语言去揭示生活的哲理,在给人以会心的笑的同时去回味其深刻的人生见解和充满机趣的艺术才华。这种以智慧、才情和独到的见识为核心的真正的幽默成为这部小说重要的艺术特点,而这种出自作家内在性情而不是停留在修辞层面的幽默,自然而然地会在他的学术著作中表露出来,《谈艺录》、《管锥篇》中亦庄亦谐、生动有致的文笔,每每让人获得知识的同时,充分感受到作者洋溢在学术钻研中的活泼情趣,领略幽默内在的学理机智和语言艺术的巨大魅力。
无独有偶,王朝闻先生同样是一位幽默大师,而且在他的文艺美学研究中同样表现出很强烈的幽默性。或许是四川人自小受川剧、龙门阵等民间艺术和文化生活的熏陶,王朝闻先生在生活中就是一个富有幽默感的人。一位真诚的学者,往往是以自己的本色来做学问的,王朝闻先生当然也不例外,我们可以从他着力最多的研究对象和语言表达上的高度幽默来证实这一点。
在他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对那些带有喜剧特性的艺术样式,可以说是充满着一种特殊的偏爱,如戏曲中的丑角、曲艺中的相声、评书,美术中的漫画,戏剧中的讽刺喜剧等等。
因为作者在讨论这些具有喜剧特性的艺术样式的美学规律时,能够和自己内心的幽默感融为一体,一方面使喜剧艺术的内在特质得到更加深刻更加准确的阐发,另一方面又可以使自己的幽默的审美追求得到更好的实现,任何一个认真读过王朝闻先生学术著作的人都会被他贯串在理论分析中的幽默所深深感染。
当然,对于中国文艺美学研究来说,钱锺书、王朝闻两位先生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对艺术规律的深入探索,对艺术审美创造的各个环节的认真钻研。两位先生在各自的研究中所达到的精深造诣,把中国当代文艺美学研究推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纵观他们的学术成就,可以发现他们具有这样几点共同的学术精神:
(一)求实的精神 在钱锺书、王朝闻两位先生的学术研究中,贯彻始终的学术宗旨都是从大量生动、直观的艺术实践出发,广泛采撷古今中外相关的艺术创作的历史材料,通过科学的概括总结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理论观点。这样的学术精神不但是他们的研究具有高度科学性的基本保证,同时也是他们的学术生命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二)通达的方法 钱、王两位先生的文艺美学研究熔东西方古典文艺思想遗产和当代学术观点于一炉,在融会贯通中提炼出自己的见解,这里既有学术功力的深厚,同时也体现了他们在方法论上的独到之处。在两位先生的著作中,辩证分析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无论是对于某种文艺现象,还是对待一个学术观点,都在掌握大量可靠的材料的基础上,或多重比较,或条分缕析,以理论的彻底性去洞穿所论的问题。
(三)创新的宗旨 钱、王两位先生都具有极为广博的学识,但他们不是把自己当作学问的资料库,而是以创新者的姿态,把积极继承前人思想文化遗产作为推动学术前进的出发点,力求对每一个讨论的问题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努力揭示文艺问题的本质特性或本质特征的某些方面。
钱、王两位先生在文艺美学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点,是由他们的学术造诣和历史贡献所决定的,也是我们的比较研究得以展开的基础。然而,要进一步认识钱锺书先生和王朝闻先生各自的成就和学术个性,还必须对他们在学术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加以讨论,在他们的创造性劳动中,个人的人格魅力、研究范围、治学方法和文字风格都会带上他们鲜明的个性特征,而这种差异性的存在恰恰是构成中国文艺美学研究丰富性的依据。
钱锺书先生甘于寂寞、独立特行的品性早在学术界传为佳话。敏泽先生对此有过精辟的分析与论述,把他崇尚清净和寂然无闻的学术境界,彻底摆脱功名利禄的考虑,不接受媒体采访,不喜欢别人赞誉,以及临终前还留下遗嘱,不许举行葬礼,不肯保留骨灰的一系列常人难以理解的做法,跟他不攀附名人、迷信名人,敢于在学术上坚持原则,有一种强烈的独立不羁和独行其事的批判精神联系起来,认为这是钱先生学术境界的基本格调,而且是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学术成就的重要原因。
敏泽先生说:“钱先生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极高造诣,自然和他的罕有的天才和超常的勤奋、独到的艺术敏感和悟性等等,都是分不开的,但和他守身如玉、淡薄名利、冰清玉洁、独立不羁的学术品格和一往独立的学术追求精神,在根本上也是分不开的。
”[1]笔者完全赞同这一看法,但同时认为这也是钱先生人格魅力所在,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术中去,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就像庄子笔下“至人无己”的“至人”[2]。
王朝闻先生曾长期担任《美术》杂志主编,他的文艺美学研究是从艺术评论起步的。由于工作需要和热情、开朗的性格使然,他非常乐意和艺术家们交朋友,他把中国古人“行千里路、读万卷书”作为一种自觉的追求,深入到生活实践中去观察社会、关注艺术。
特别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样式和艺术作品,王朝闻先生总是花费很大的精力予以深入的研究,对于这样的艺术,他总是满腔热情地扶持。他对东北的“二人转”、扬州评书《武松》这些为普通老百姓带来过极大的美感享受的艺术品和创造它们的艺术家的深入细致的研究,可以看出他对活跃在人民中间的艺术和艺术家是张开双手去拥抱,对人民群众是敞开心扉去交流。
他深知“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3](P211)这一真理,总是尽最大的努力用自己的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去为人民群众服务。
钱锺书先生和王朝闻先生在行为处事的表现形式上确实有很大的差异,两人的性格特征也完全不同,但却不能因此认为他们的人生价值有高低、人格魅力有大小。钱锺书先生尽最大努力去避开社会的俗套,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学术研究,这是一种境界;王朝闻先生贴紧时代、关注社会,用全部的心血去浇灌艺术之花,这也是一种境界。
前者以出世的生活形式为学术、为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后者以入世的生活形式去实现自己的崇高理想和高尚的精神追求,两者同样具有伟大的意义。正是存在着钱、王两位先生在人格魅力上的不同表现,才使我们能够领略到学者风范的多样性,中国的学术界才更加全面地展示异彩纷呈的精神风貌。
两位先生研究对象上也有相当的区别。钱锺书先生以文学为中心展开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审视和人类文化遗产的关注,他的研究还拓展到那些跟文学有关的人文学科,所涵盖的范围是一般人无法企及的。但有一点,文学的创作、欣赏和批评以及包孕在其中的美学规律,始终是他的学术活动的中心内容,他在文学研究这座矿山里不断地挖掘,采撷到了一批又一批的宝藏,为后人留下了许多无价之宝。
这是中国20世纪文学研究的最大收获,也是当代文艺美学领域中的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