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叙伦后代 马叙伦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图)

在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这部书主要依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毛泽东的文稿、讲话和谈话记录、中共中央文件和会议记录编写,有许多第一次发表的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为研究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提供了许多新史料,其中也有一些有关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的新史料,因而它是值得重视和研究的当代最重要的一部史传。

书中有一条有关中国民主促进会和马叙伦以及决定国歌的史料。马叙伦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代表参加新政协筹备会担任常务委员,并担任“拟定国旗、国歌及国徽方案”的第六小组组长。1949年7月10日,第六小组以新政协筹备会的名义发出了由周恩来签发的《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辞谱启事》。启事在报纸上发表后,社会反映强烈。截止到8月24日,收到各种应征稿2000多件,其中国歌歌词350余件。

关于国歌,马叙伦和沈雁冰(第六小组副组长)曾向筹备会报告,提出:“经本组慎重研讨,认为国歌征集之稿,足以应选者尚少,必须再行有计划征集一次,将选取者制曲试演。向群众中广求反应后再行提请决定,非最近时期可以完成”。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怀仁堂隆重开幕。9月22日,政协全体会议决定设立六个分组委员会,原第六小组改为“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马叙伦为召集人。原第六小组改为审查委员会,但名称中没有“国歌”字样,说明国歌问题当时难以审查制定。

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已于1949年9月21日开幕,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中央人民政府即将成立,因而国歌未定是被关注的一个大问题。

《毛泽东传(1949—1976)》引述了一段新史料:

1949年9月25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座谈会,听取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问题的意见。参加者有: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

“在这次座谈会上,马叙伦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许多委员表示赞成,一部分委员提出需要修改歌词……周恩来表示,就用原来的歌词,他说:‘这样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

’最后,毛泽东拍板,歌词不改,与会者一致赞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毛泽东、周恩来和与会者一起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座谈会在这首激荡人心的歌曲中结束了。”(第5页)

《毛泽东传(1949—1976)》第4页以整页影印了这次座谈会关于国歌讨论纪录的一页。这一页纪录的顶端是“国歌”二字,是这页纪录的议题。以下紧接的第一、二行就是第一个发言:“马叙伦:我们政府就要成立,而国歌根据目前情况一下子是制做不出来的,是否我们可暂时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

”以下是各位参加座谈的同志表示赞同的发言。根据前引史料的记述,最后周恩来、毛泽东同意、拍板。两天以后(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1949年10月1日,举行被后世称为开国大典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毛泽东主席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接着,毛主席按动电钮,在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刻起光荣诞生。

《义勇军进行曲》从此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修改了歌词。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决议恢复《义勇军进行曲》原歌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马叙伦在1949年9月25日的座谈会上首先提出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这在一些史传(如卢礼阳著《马叙伦》)中曾经提到(但该书叙述此事时却列入了未参加座谈会的郑振铎、萧三等,萧三还在会上朗诵了《国际歌》,应是误记),现在《毛泽东传(1949—1976)》以确切的史料证实了此事。

在此之前,对首先提出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有各种说法。如《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就有标题为《徐悲鸿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的三四千字的一段记述(作者彭光涵),描述9月25日那次座谈会讨论国歌时,“在各位代表苦思而无良策之际……徐悲鸿站起来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怎么样?’”此后就是对徐悲鸿酝酿此事的大段描写,说明他“正是带着这样的激情去到中南海,并在座谈会上毫不迟疑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大开国记录》(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也在“画家徐悲鸿为国歌出了个好主意”的小标题下记述:“毛泽东亲自跑到勤政殿,召集常委成员、第六小组成员和有关专家顾问以及各界人士座谈国歌之事。

座谈会一开始,并没有出现热烈场面,没人发言。”“当会议正在冷场的时候,一位个儿高大、面容清瘦的中年男子站起来发言了。

他说:‘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怎么样?’他就是……徐悲鸿。”现在,从《毛泽东传》发表的当时的座谈会记录看,徐悲鸿是出席了座谈会,也是赞同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的。纪录稿上他是在马叙伦建议后第四个发言,纪录稿所记他的发言是“该进行曲只能暂代国歌”。

我在1994年写的《民主促进会和人民共和国》文中介绍了1949年10月9日下午政协会议上马叙伦以及许广平提出应把10月1日写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建议后说,“马老和许老当时是人民政协委员,也是人民政协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代表。

马老和许老在政协会议上的这个提议,当然不仅仅是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他们关于国庆节的提议反映了几亿人民的意志,反映着历史发展的规律”。对于马叙伦建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我以为也应作如是观。

更重要的是,关于国歌的座谈会,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周恩来和民主党派以及政协各界民主人士共商国是、共筹大计的真实场景,反映了民主党派人士精诚建言、反映了毛泽东、周恩来在建国大计上采众议、纳嘉言的民主作风和宽广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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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冬,田汉写出了名为《凤凰的再生》的文学剧本,交给“电通”公司的孙师毅。不久,田汉被捕入狱,“电通”公司决定请孙师毅把田汉的文学剧本改写成电影文学剧本,孙师毅征得田汉同意,影片改名为《风云儿女》。

在处理主题歌歌词时,将原词第六句“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改成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当时,聂耳正准备去日本,得知影片《风云儿女》有首主题歌要写,主动向孙师毅、许辛之要求谱曲。不久之后他就从日本寄回《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谱。后由贺绿汀请当时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担任乐队指挥的苏联作曲家阿龙·阿甫夏洛莫夫配器。随后就在影片《风云儿女》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