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周宇驰
按:本文系作者提交给北京“九一三”40周年文史研讨会的书面发言。作者向红是周宇驰的女儿。据“维基百科”等资料:周宇驰(1935年-1971年9月13日),河北乐亭县人,曾任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是“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之一。1971年9月13日,在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起飞后,周宇驰、于新野及李伟信在北京沙河机场乘直升机出逃迫降,周宇驰及于新野开枪自杀身亡。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如今四个十年过去了。每年的这个日子,我会和许多受“九一三”事件牵连的人一样,思绪万千。在40年前,我已经下了结论:从政治生命这个层面上讲,政治上的我,已经随着我父亲死去了。遗憾的是,40年来的经历证明了我的预言。
关于“九一三”,的确是一个令我难以回避又难以把握的命题。鉴于我与之40年的渊源,我想尝试一下管中窥豹,来谈谈自己的所知、所感、所想。
我对历史知之甚少。我认为:研究历史就是要细,因为往往细节导致拐点或突变,所以点点滴滴,都要记录下来。作为个人回顾历史,却不能走得太近,否则深陷其中,枝枝蔓蔓,历历在目,只能看到一家一户的离散,一城一池的得失,怎不纠结?就真的“碧海青天夜夜心”了。尤其在这个事件上,要学着站得高一点,离自己的利益远一点,去看国家、民众的利益,“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爷爷、爸爸与我
听我奶奶讲,爷爷很早就是地下党,后来参加了八路军,一穿军装就是干部;曾任四野某部的后勤干部,一直随着四野打到广东。我父亲从小当过儿童团长,在抗日中学毕业,入伍的前一年就入了党;他是搞宣传出身,入伍后不久在四野某部任干事并兼职战地记者,身上有两处辽沈战役的弹片留下的伤疤;组建空军时他所在的那个团去了空军第一航校,他还是搞宣传。
他是个政治上很坚定、工作上很有能力、性格上很活跃,很要求上进的人,所以才被挑去给刘亚楼司令员做了几年秘书。
我的小学经历由于父亲的工作调动被分成了三段式——一年级下学期刚开学,我们家就从北京搬到上海的空四军,住在军部对面门诊部的院子里;四年级暑假前,又搬回了北京的空司大院。
那是1963年初,走的时候正是北京最冷的季节,大人的脸上也没有笑容,我隐隐约约听见什么“刘司令发火了”之类的话,给我的感觉,父亲是犯了什么错误。
刚刚到上海,我们都住校,奶奶在家,妈妈在门诊部上班,父亲却去了一个很远、很艰苦的地方,极少回家,回来了也是风尘仆仆,带着股农村的稻草味道,人又瘦又黑,但情绪饱满。他一回来就讲很多和战士在一起的趣事给我们听。
我们就又能听见爱干净的妈妈数落他脚臭,把他的简陋行李拎到门外,要消毒。他看着妈妈那认真样儿,还故意逗她;有父亲在,家里总是充满了快乐。后来父亲不再去外地了,他和妈妈在虹桥机场的空二师工作,在那里又安了个家。
大概是1964年,我们上的部队子弟小学接受地方生源以后,我们开始走读。但是周末都会坐着部队的大卡车回虹桥机场,从位于上海市东北角的江湾,到西南角的虹桥机场,要穿过整个上海市区。孩子们一路上说说笑笑,一路高歌“像那大江的流水一浪一浪向前进,像那高空的长风一阵一阵吹不断,我们高举革命的火把,一代一代往下传。
革命先辈挥血汗,创立了人们的好江山,我们继往开来,建设这幸福的乐园……”非常的快乐;妈妈也觉得在上海那段日子,是最轻松惬意的。
再回北京时,大约是1966年5月下旬。“五一六通知”已经传达,在快要离开上海的日子里,有一次我随着父亲在空二师的干部食堂吃饭,广播里正在播送《人民日报》的什么社论。父亲停下了筷子,侧耳聆听,一脸严肃。
我们到了北京,还在车站等着提取行李时,我觉得口干舌燥,鼻子就突然流血了,妈妈说是北京的气候太干燥了的缘故。在上海市普通话比赛得过奖的我,拿着钱去买冷饮,丝毫没想到当我习惯地说成“棒冰”时,却受到了嘲笑:什么呀?这叫冰棍!这两件事使我对北京顿失好感,现在想想,简直像是不祥之兆。
好像是王飞伯伯和何汝珍叔叔来接的我们。我对何叔叔很感兴趣,因为在上海时我看到他写给父母的信,字写的非常端正秀丽,因此记住了他的名字。对于为什么要回北京我很不解,我已经适应了上海的生活,对学校很不舍。后来我跟王飞伯伯提起此事,他说自我父亲离开空司以后,他们俩一直保持通信联系,前后长达三年多;父亲调回北京,也是经过他们劝说才同意的。
我终于明白了父亲为什么调来调去:
他给刘亚楼当秘书时,有一次上午到的大开本《参考消息》,他下午才送给刘司令看。刘批评了他。他解释,这只是一本《参考消息》,不是文件,并没耽误工作,遂不肯认错。刘的性格很闻名,岂能允许别人反驳和异议,尤其是自己的秘书,就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再次批评我父亲,好像说他工作“踢皮球”。
但我父亲也很倔,有些不识时务,坚持不认错,刘亚楼大为光火。我父亲那时是少校,刘为此在空军出台了一条新政:凡是少校军衔没有担任过指导员或教导员等职务的,一律下放一年,补课。这就是我父亲后来下放到江苏盐城高炮某部,担任了一年营教导员的前因后果。
据我哥哥了解,“文革”前我父亲曾经被借去上海党校讲过课。我也记得他在空二师五大队当政委的时候,五大队的宣传搞得有声有色,我父亲和飞行员的关系很好,经常谈心。父亲还有副好嗓子,他喜欢唱《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我们走在大路上》这一类激扬、向上的歌曲。
“文革”期间他被评为空军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在大院里进行心得讲用。他身体很棒,在一航校时拿过东北军区速滑的名次,刚回大院还在灯光球场打过篮球,那应该是林立果还没到空军的事了。
于新野叔叔的父母都是新四军,是革命老干部;他父亲在解放初是安徽省人民广播电台的创始人,后来担任过上海市人民广播电台理论编辑部的领导,1958年支边调到宁夏省电台工作。
我也还清晰地记得林立果刚到空军时,穿着新军装,寡言少语地坐在我家床上,见我进来,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后来他成熟了,也胖了,像个干部的样子了,到哪儿都能听见歌颂他父亲和赞美他的话,每逢此时,他只微微一笑,颔首致意,应付自如,并不张狂,平时依然寡言少语,好像总是有事可做,从未见过他懒散的样子。
记得是1970年5月20号,早上程洪珍开车到中山医学院,把我接去度周末,“调研小组”的人当时都驻在广州白云山机场招待所。因为他们那里可以看到香港报纸和很多的外国杂志,所以我去了就会翻看,对报纸上连载的言情小说很痴迷。
一个上午,别人都各自忙碌着,洗衣机放在翻译陈伦和房间的卫生间里,哗啦哗啦地响,我好奇地去看,顺便帮忙。他们住的楼层上有一个大饭厅,里面有部电视机架在那里,平时大家可以聚在里面看电视。那天我看见饭厅没有人,椅子都折迭好靠在墙边,只留了一把椅子正对着电视机摆放着。
电视里开始转播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五二O”大会,我坐着椅子上看了看,就走开了。一会儿,该林彪讲话了,林立果从房间里出来了,有人很默契地开了瓶橘子汽水递给他,他就坐在那张椅子上,聚精会神,边喝边看,别人都走开了。
我见大家都不进去,也不好贸然进去,就在门口看了一会儿,记住了林彪讲话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那个“助”字的湖北口音特点。林彪讲完话,大会还没结束林立果就站了起来,还是一副没有表情的表情,回房间了。
我目睹了这一切,就自己一个人胡思乱想起来——不是说干部子弟应该谦虚吗?他只听自己爸爸的讲话,算什么呢?可是他父亲是林副主席呀!原来他和他父亲的关系会这样啊……要是爸爸在台上讲话,我好不好意思听呢?
后来跟林立果见面次数很多,但仍然完全不能把他和《五七一工程纪要》联系起来。
我们一直在想:是什么让我父亲从当年一个学习毛选、宣讲毛选的“积极分子”,和那些空军党办的精英们,变成了后来的他们?可以说他们都已经有家有业,也有一定权势,他们还想干什么?怎么就愿意冒死跟着林立果干出这样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来呢?难道是贪图更多的权益?难道是脑子一热、自我膨胀?或是上了“贼船”下不来了?林立果还折腾什么呀?林彪不是已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吗?一开始怎么也想不通,第一次觉得熟悉的父亲那么的陌生;后来慢慢想通了一点,逐渐地,我们开始走近我父亲。
我清楚地记得1971年9月5号,是个星期日。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我像往常一样,和要好的几个同学去广空参谋长顾同舟家里玩,主要为了能解解馋。学校把我们部队学员的伙食费和地方同学平摊在一起,所以伙食不好,我们这帮孩子正在长身体,胃口大得吓人,加上是北方人,吃不惯广东的大食堂。
忘了是饭前还是饭后,女孩子们叽叽喳喳地都聚在客厅和张亚青阿姨说笑着,顾伯伯把我单独叫到客厅外面的走廊,脸上还挂着和我们聊天时的笑容,四顾无人,很亲切又神秘地压低了声音,说:你爸爸12号就要到广州来了!到时候我派人去学校接你!
我不太理解他为何这样,但因为他一直很关心我,跟林立果他们关系又好,在那时“亲不亲,线上分”政治观念里,他和我父亲是一条“线”上的,可能是想回避不让其他同学听见;于是我很有礼貌地应答,但我的性格内向,就爱胡思乱想,心里依然感到些许疑惑——广州是父亲常来常往的地方,这有什么好神秘的?也就认为他是一片好心,了解我们父女的感情,所以当成个好信息告诉我。
事后才知道,其实就在那两天的前后,刘兴元给广州军区传达毛泽东南巡“吹风”的内容。
12号我没有请假外出,怕来人找不到我,一直在学校等消息。但并没有人来找我,也没有电话来。我并没有觉得特别奇怪,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林立果和父亲他们神秘、机动的工作特点,反正我也没什么事情要办,正好休息一天,我在学校只接过妈妈打来的长途电话,但打不了,所以我也没打电话给任何人。
大概又过了一周左右,同学汪京群(汪东兴的女儿)吃完晚饭和我在校园里散步。她悄悄地告诉我:一个大官坐飞机跑了,下落不明。我们俩就海阔天空地猜想,会是谁呢?其实我根本无从猜起,都是听她说。最后她说,可能是许世友!
这个人最不听招呼了!我根本对什么叫“跑了”没有任何概念,对中央的事情更是一头雾水,所以听了京群的分析,就觉得有道理,听说许世友的脾气很大,谁也不服,随身老带着枪,“文化大革命”期间就曾经跑到山里躲了起来;所以这次跑的大官很可能是他。
何等的天真烂漫。
在广州听完传达“九一三”的中央文件,我和全国人民一样,对此事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尤其是文件说他们都死了,我根本不相信,感觉头晕耳鸣,全身麻痹。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是“这是‘笔杆子’在搞鬼!”我旁边坐着的是学校里睡在我下铺的广空副参谋长的女儿,她悄悄地问了我一句:那个周什么的女儿是谁呀?我挣扎着回答:是我……声音极低,极粗,极哑,根本不像我平时。她一定是被我吓到了,马上搬着櫈子往旁边挪了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