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清时为何卸任校长朱清时卸任南科大校长:“钱学森之问”答卷上交

2018-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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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导读:9月1日,作为南方科技大学(以下简称南科大)的首任校长,68岁的朱清时5年任期已满,他向师生.家长三鞠躬,正式告别校长的位置.朱清时被视为中国教育改革的先

导读:9月1日,作为南方科技大学(以下简称南科大)的首任校长,68岁的朱清时5年任期已满,他向师生、家长三鞠躬,正式告别校长的位置。

朱清时被视为中国教育改革的先锋人物,在他“看守”南科大的最后日子里,北京青年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针对外界赋予的“惨胜”、“遗憾”、“改革失败”等定性标签,他本人倒不以为然。“南科大这几年把这些该做的事做成了,是很大的成功”,“这5年我无怨无悔”。

南科大创立之初,朱清时一心想办一所能回答“钱学森之问”的学校,他提出“自主招生、自授文凭、去行政化”三大口号,并希望通过学校章程将这些改革注入南科大的基因。自此,南科大与朱清时一直立于舆论的风口浪尖,稍有风吹草动,各种解读尘嚣甚上。

首批“教改班”学生拒绝参加高考、其后陆续有4名学生退学,3名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宣布退出,深圳市公开选拔正局级副校长、任命新的党委书记……在这数场风波期间,学校招生方案也由最初的完全自主招生更改为“6 3 1”模式(注:采用高考成绩占60%,南科大复试成绩占30%,高中平时成绩占10%)……

回忆最艰难的时光,朱清时说,一边倒的舆论让南科大几乎“翻船”。

5年后,“钱学森之问”的答卷已经上交。

最令朱清时自豪的估计要数他的学生们。他曾说过,真正理解他的,正是这些孩子们。今年7月9日,南科大举行了首次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两名学生分别收到了牛津大学和英国伦敦大学、布里斯托大学的录取通知,决定提前毕业。低调多时的朱清时,甚至主动打电话联系一直跟进南科大动态的当地记者,告知他这一喜讯。

而在2013年11月,南科大学生战胜来自全世界的204支队伍,在麻省理工学院主办的国际基因工程大赛上取得一枚金牌;在2014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由南科大3名本科生组成的参赛队荣获国际一等奖。

很多师生慕名而来。一名化学系大二学生称,在高二下学期时就已锁定南科大,因为有家人从事教育工作,大家都很认可南科大及朱校长的办学理念,“感觉在同一频道”。来到校园后,学校基础设施的不完善曾让他产生过一定落差,但他很快被大把的科研机会所吸引。“我从大一就开始进课题组,教授是从美国回来的,手把手教你。这在其他学校几乎不可能。”

尽管提及改革细节感受时,有学生对学校行政部门的低效小有牢骚,自嘲去行政化变成了“南科一梦”,但一说到“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朱校长,他们的评价是一致的认同与敬佩。有细心学生观察,上学期期末时,68岁的朱校长已经相当憔悴、面容苍老。而这学期回校后,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我们知道,他在任时其实有很多无可奈何”。

朱清时自己也曾坦承,高校改革之难超乎他的想象。有时为了推动改革,不得不迂回前进。实干,贯彻于教育改革理念中。“上面(教育行政部门)当然是个很大阻力,但对于我们每个人,也要扪心自问,你自己该做到的,是不是都已经做到?”

曾经也有一些微辞,比如曾经的志同道合者,抱怨朱校长不善沟通,在学校事务中太过独断。在接受北青报专访时,这位老者一脸诚恳地说,自己此前学者气质浓了些,个人认定是对的,不愿做过多解释。如果5年可以重新来过,他愿意改进与上级领导、同事的沟通方式,尽最大可能减少改革阻力。

没有一个重新来过的5年。朱清时的卸任,让大家对于南科大的未来走向充满猜测。外界期待更为彻底的突围,但朱清时强调,还要等国家教育体制的改革。“南科大今后还有好多可能。”

在9月1日的新生开学典礼上,朱校长一上场,台下便响起持续的掌声。有在场人士描述称,许多家长在鼓掌过程中站了起来。

朱清时以一首自己抄录于五十年前的诗,结束作为校长的最后一次演讲:“未来就在我们身上,我们自己就是未来的种子……永远相信未来吧。”

对话

“南科大今后有好多可能”

北青报:首届教改班有两名学生提前毕业且被英国名校录取,有人评价说这是朱清时卸任前的答卷。其他学生的未来去向呢?

朱清时:首届教改班招了45名学生,有4人退学,4人因学分不够延迟毕业,剩下的37个按正常应该是明年1月份毕业,其中两人已经在今年6月提前毕业。还有一两个学生跟国外大学联系好了,但错过了那次毕业答辩。学生们大多选择继续深造,我也帮忙写推荐信。

北青报:招生之初,有没有担心过他们可能不被社会所接纳,毕竟是自授文凭?

朱清时:其实我从一开始就很有信心。因为教育的深层次规律,不是教学大纲、课程设置决定一切,而是学生要通过实践在研究中学习,培养创新能力。

首批提前毕业的两个学生,他们的经历就印证了这一点。你看,国外大学并不在乎这个学校刚创立,在乎的是学生到底学了多少东西。

北青报:所以国外学校并不在乎文凭是否由教育部颁发。

朱清时:全世界大学的学位都是学校自己颁发,只有中国,国家统一颁发学位,也就是给大家一个大锅饭。办的不好的学校,只要卖文凭就行了。这就造成有些高校根本没有内涵、水平很差,但是照样可以招很多学生。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是花钱买这个文凭。

这就是我们南科大改革的一个焦点问题—自授文凭。我们为什么敢做、要做?因为这件事是中国教育必须要走出的一步—砸烂大锅饭。首届教改班虽然人数不多,但代表的方向是中国教育改革必须要遵循的。这部分学生是中国教改的先行者。

北青报:这个称呼之前外界多用来评价你本人。

朱清时:我觉得他们比我更适合这个评价。我是一个老院士,不像他们还有那么长的路,要勇敢地用自授文凭走一辈子,所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北青报:几年下来,能感受到教改班同学与其他高校学生的区别吗?

朱清时:感受很清晰。孩子们都跟我说过,原来的同学羡慕他们所经历的,而且有些就读国内顶尖名校的同学直言,他们能跟老师一起做研究的几率是千分之一,很羡慕南科大的师生比。在我们这,每个学生都可以跟老师做研究。

北青报:可我也注意到,今年南科大计划招生人数从去年的325人增至610人。扩招规模不小?

朱清时:我们是公立学校,由深圳市政府财政支持,所以必须要搞好边界。市政府要求办学要有一定规模效应,所以我们充分发挥现在资源,同时牢牢把控师生比。我们希望,一个老师不要带超过8个学生。

北青报:不怕你之前所提倡的“精细化”教学效果会打折扣?

朱清时:这5年是没有,今后就看怎么发展了。南科大今后有好多可能。

北青报:比如呢?

朱清时:现在还说不清楚。

“如果章程能写好,南科大的基因更固定了”

北青报:之前外界有一种担心,怕你卸任后南科大前途不明,甚至可能回到原点?

朱清时:完全回到原点不可能,因为南科大的基因早已经形成,基因要改变是很难的。我举个例子,其实办学最核心的一个是教师招聘,南科大的招聘就跟其他学校不一样,首先是薪酬与国际接轨;其次,每个教授都有启动经费,可以组建自己的研究团队,优秀人才特别是年轻教授都愿意来。这个招聘办法是南科大的基因,往后谁都改变不了。

选拔学生也一样,“6 3 1”录取的学生起点很高,平均高考成绩达到985学校中上水平,这种模式今后也不可能改变。教育部允许按照这个模式提前招生,不这样招,哪有理由进入提前批次呢?如果不在提前批次,那南科大究竟是一本、二本还三本,也不好界定。

基因不错,师资与学生又有保障,办好一个学校就有保障了。

北青报:那章程呢?您曾说过,任期内没有形成南科大章程,是5年来的最大遗憾。

朱清时:如果章程能写好,南科大的基因更固定了。但章程就像立法,每个条款都需要经过实践证明成功,才能够取得共识写下来。直接搞个章程,且写好后没有任何争议,那不算改革,也就没有意义;如果章程要涉及管理体制上的改革,那首先需要各方达成共识,需要有实践成功的经验。所以章程很需要时间,五年、十年太短。但现在,已经为写好章程开了个好头。

北青报:哪方面?

朱清时:管理体制方面。学校在去行政化方面有很多变化,比如我们是唯一用理事会治理模式的公立大学;再者,南科大目前干部划分为两部分,学术干部如系主任、书院院长、研究所所长等业务岗,都是没有干部级别的,由校长提名、在校务会上任命。只有管理干部即党政干部,仍然按照党委任命。这是南科大管理体制上的另一大改革。这5年,学校已经形成“教授治校”的文化与氛围。

北青报:可根据高等教育法,现在仍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党委、校长与理事会的理念发生冲突了怎么办?

朱清时:他们都有各自分工,都是校领导。比如教务长主管教学,其他副校长就不管教学领域,也没有冲突。如果有人认为有行政级别的副校长比教务长要高一级,那就是他落后的观念。

北青报:回过头来看,该如何处理三者关系?

朱清时:这是南科大改革中最难的一件事。因为中国高等教育法规定,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如刚才我所说,干部管理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把党委书记与校长的职权划分清楚,校长的校务委员会管理学术干部,党委管党政干部,这就是我们做的尝试。

“国家的教育体制如果没有改进,光是一个学校去行政化是不可能彻底的”

北青报:关于南科大去行政化改革的成败,外界论断似乎比较悲观。

朱清时:去行政化是个很复杂的过程。国家的教育体制如果没有改进,光是一个学校去行政化是不可能彻底的。所以去行政化,我们说的第一就是干部管理,做好党委与校长职权的划分,学校形成教授治校的文化。

我们在学校的小范围内,能够做的都做了;如果还要做得更为彻底,那要等国家层面的改革带动。高校去行政化已经写到中央的改革决议里了。要有大的进展,只有等中央部署然后一步步来做。

北青报:所以说南科大也要等待?

朱清时:对,要等。道理很简单,如果上级用行政化手段任命校长或党委书记,被任命者自己做什么都没有用,只能对任命的人负责。所以还是要等国家把校长、书记的任命方式改革了以后才行。南科大改革其实最早、最关键的一项是校长的全球遴选,而非上级组织部门直接任命。遴选校长,是学校改革历程中最重要的起点,这点做到了,才有了后来的南科大。

北青报:一路走来,你对去行政化改革的最大感触?

朱清时:改革很难,涉及到很多规章制度甚至法律法规,但最难的是,需要一批参加实践的人。去行政化,最关键是人的观念。学校运作不完全按照谁的官儿大,就谁说了算,而要按照谁掌握办学规律,谁说了算。

我之所以被选为南科大校长,是因为我在中科大当校长时所做的事。当时,上级领导等各方面都要求学校扩招、建新园区。地方都想拉动经济,但我就想着要对中科大负责,扩招后,如果教师没有增加,中科大的“精”就会被稀释了。所以我坚决不做这些。

南科大遇到很多困难,最深层次的原因其实是缺少很多志同道合者愿意这样去做。如果各个岗位上都是这样对职务负责的人,去行政化就很容易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每个法官都坚持依法判案而不是按上级指示或打招呼,中国的司法大环境就会比目前好很多。

在中国的教育领域,如果每个校长都对自己的职务负责,过去一二十年教育走的那么多弯路,就可以避免了,对吧?

北青报:就像你在中科大当校长时曾说过的,“我们都是坐在火车里的人,突然发现火车走错方向了,但是这个时候谁也不敢跳车”?

朱清时:其实很多人都明白这么做是对的,但是大家都喜欢合群的人。不合群的人是会被孤立的,别人会认为你要么太幼稚、要么太固执。

北青报:那您为何选择了改革,“跳车”后不怕被孤立?

朱清时:我是科学家、学者。当初45岁就做院士,后来做中科大校长时,很多老科学家都劝我说,你不搞科研而搞行政,太可惜了。所以我当中科大校长时就有一个很强烈的观念:我做校长,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要对职务负责。如果不能继续做校长,正好可以回到科研生涯中去。所以我没有担忧,随时准备卸任。

当中科大校长时最难也是我当南科大校长时想做得最好的,就是保住学校特点,而不完全按照谁官儿大,谁说了算。

北青报:现在回看,南科大5年中,最艰难的是哪段时光?

朱清时:最难的就是我们首届学生抵制高考事件那会儿。当时很多人指责我们,认为我们对学生不负责,舆论也一边倒地批评南科大,我们几乎要翻船。其实当时我是有信心的,我们的学生,能得到很多在其他高校得不到的东西。

“为什么中国的教育搞不好,关键就是教育行政部门权力太大了”

北青报:在你看来,中国教育改革的最大阻力是?

朱清时:上面(教育行政部门)当然是个很大阻力,但对于我们每个人,也要扪心自问:你是不是做到了你该做到的?比如其实大家都明白教学评估那样搞不行,但是上边有要求。如果你坚持,最多是校长被免了。我当时能够那样做,就是不在乎这个校长职务。但是很多人在乎啊,他就没有得罪上司。

北青报:你形容过自己只是深圳市的“保姆”。既然卸任了,如果现在深圳市市长坐在你面前,有什么要嘱托的吗?

朱清时:这个……现在就不说了吧。我会跟新校长私下沟通,之后看是不是由他再向上反映。

北青报:那如果现在坐在您面前的是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关于教改想对他说点什么?

朱清时:中国现在发展的关键,是我们的教育一定要能够培养一大批创新能力强的人才。“钱学森之问”就指出了中国教育最尴尬的一个问题—我们的教育规模世界最大,国家花的钱、青年人付出的代价,比其他地方都高。但是到头来却发现,培养不出来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再这样下去,中国的复兴就没有希望了。所以,教育部部长应该有这种责任感—对中国教育按照培养创新人才的方向做大手术。否则,我们以后就对不起子孙后代。

南科大正在尝试的,就是我的改革建议。自主招生、自授学位都是中国教育面临的问题。如果不做好,怎么培养创新人才?这两点做好之后,最核心的还是做很多教育改革。

举个例子。很多人包括教育部官员都认为,国家的教育行政部门将每个专业的培养标准化,是天经地义的。开什么课程,教学大纲都规定得清清楚楚,教育部还强势地用这个来检查各个学校。

北青报:教学评估?

朱清时:对。这样带来的结果是,国家凡是计算机专业的学生,知识结构都一样,你擅长的别人也擅长,别人不行的你也不行。太标准化了。我们的学生就像工厂产品一样,按照一个设计图,做成一个模样,丧失了多样性。

中国教育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趋同,太标准化。在中学阶段最明显了,你看,要学什么知识点,大纲都规定得清清楚楚。为什么中国的教育搞不好,关键就是教育行政部门权力太大了。中国大学其实都是弱势,教育部规定的,不能不做。

教育改革要去行政化,行政部门不能太强势,比如教学评估,它的坏处就是用行政的手段强化标准化,让大家都做一样的事。制定者是出于好心,但干了最大的坏事。可能教育部认为,如果评估不卡住,学校乱办学,所以就利用权力推动这个评估体系,但也抑制了个性发展,让学生的知识结构同质化,没有创新能力。

再好的东西,都一个样,也就完了。好比一片森林,都说松树最好,便全种松树,那森林也完了。一个最有生命力的森林,是什么树都有,什么草都有。互补,才有生命力。

中国教育最大的难题在于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懂教育,然后对教育都不敬畏。就按自己认为对的方向管理、改革。只要领导一换,就要折腾一番。

“这5年我是无怨无悔”

北青报:话题再回到南科大,新校长何时到任?

朱清时:这个我不知道。理事会正在加紧进行,大家都希望在10月份到位,所以我在这里,再看守到9月下旬。希望新校长选好了就交接。我也就该离开这了。

北青报:您希望继任者在哪些方面的改革能够有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