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凯的建筑 山寨雷人建筑层出不穷 建筑师称看领导脸色做设计
建设速度越快,遗忘速度越快。中国的建筑界想要抵御全球化,必须找到历史和“抗体”,让曾经的历史成为今天中国的一部分,而不是任由建筑加快了记忆的消失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蒋芳
德国建筑师奥雷·舍人在选择与荷兰建筑师库哈斯合作设计中国中央电视台新大楼时,放弃了纽约世贸中心重建项目。他多次向外界表示:“中国人的理想更加吸引我。”
他的判断十分“精准”。西方国家给予建筑师的“舞台”是有限的。在他们看来,中国的设计空间十分可观,正如一位美国前卫建筑师坦言:“如果在美国,我不可能让我的设计真的建起来,而在中国,人们开始感觉一切都是可能的。”
当代中国建筑市场似乎在向他们暗示:“给我全世界最好的,其他不是问题。”
公众越来越多关注这些舶来的“怪异建筑”,对之产生疑问:为什么它们会发生在中国?谁的趣味?
违背理性的“炫技表演”
快速城镇化使中国的建筑规模在2012年达到27亿平方米,接近当年世界建筑规模总量的一半。当其他国家在讨论建筑设计面对的应该是单体工程问题,还是片区形态问题的时候,在中国,建筑师面对的却是一座座日夜“疯长”的城市。
“疯长”的城市会“长”成什么样?建筑无疑是最具辨识度的标志。然而,在时下的公众舆论场中,这些标志背负的“恶名”却不小,不少标志性建筑成为网民吐槽的对象。
除了闪烁着“土豪金”的地标建筑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摩天楼也让拥挤的城市更加拥挤。有一个城市拟建一幢800米高的摩天大楼,号称世界第一。不少人感到费解:这是城市环境的要求,还是实用功能的需要,还是建筑技术发展的必然?
已有建筑评论家毫不讳言地指出:这种违背理性的“炫技表演”,已使这样的大厦失去了本该具有的价值,而成了一个巨型商业广告。
比炫技更糟糕的情况,是建筑文化趣味问题。在内地许多城市,都能找出类似白宫、凯旋门、罗马柱廊和意大利花园那样的新建筑,同时,模仿福、禄、寿形象的天子大酒店,模仿古钱币的方圆大厦等“象形建筑”也常常出现。
近期,在美国出版的《原创性翻版——中国当代建筑中的模仿术》一书,列举了上海、广州、杭州、石家庄、济南、无锡等地一大批“山寨建筑”的实例,有学者读后称“出乎想象”、“令人震惊”,公众纷纷质疑:这些贪大、求洋、超高标准的建筑怎么会出炉?
很难把这些账全记在建筑师头上,因为这些“创意”与一些决策者相关。许多建筑师为了做成项目,纷纷琢磨领导和开发商的喜好,看脸色做设计。“有的领导一时兴起时,都是直接画图的。”一位建筑师无奈地说,“如果出版他的图集,不比专业的设计师少。”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建筑
细查这些标志性项目,不难发现,执笔的绝大多数建筑师都非来自本土。它们耗资巨大,其背后的天价设计费也令人咋舌。
一位权威建筑专家如此解读奥雷·舍人的表白:“中国吸引他的原因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充分的创作权和空间。相对而言,纽约的节约与理性,显然对于他天马行空的想象是一种制约。”
面对如此天马行空的想象,一些城市决策者以为,不做超高层,就矮人一头,不做“非线性”,城市就没有个性。这种风气已在许多城市盛行。一位设计专家举例说,不久前在南方某城市的一个美术馆评标会上,投标的7个方案里,4个都是扭曲的面和线,有的城市甚至放言要做“东方迪拜”。
“要么最高,要么最怪。”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前建设部副部长宋春华说,“当前,一些城市对于地标的崇拜已经异化,公共建筑失去了中国气质,极尽张扬,演建筑杂技、跳建筑街舞。前一段流行拉斯维加斯赌城风、迪斯尼卡通风,现在盛行迪拜高层风、扎哈非线性风。一个中部城市的文化中心都是变形的非线性的建筑,整个地块乱作一团。”
“为什么在中国,在这个时代出现这样的建筑?”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总建筑师崔恺认为,当下中国建筑设计领域发生的很多事情,之所以在发达国家不容易发生,首先是因为发达国家不需要这些物体来炫耀自己,因为它的实力已经被公认了;此外,它们对效率的产出有精确的判断,不会无谓地花钱,而国内有的城市在证明自己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自己的标志,所以,从上到下都希望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甚至认为我们的管理体制能够成就这些;第三,西方城市在快速发展阶段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伦敦曾建了水晶宫,这是特定历史时期必然发生的事情。
“所以,对一些实验性非理性的建筑,个案分析仍然应当反思决策机制的缺失,但从历史和宏观角度来讲,也要看到其必然性。”崔恺说。
必须找到历史和“抗体”
在全球化的时代,推动建筑领域的跨文化交流原本不存在什么争议,可问题是,建筑是“石头书写的史书”,如果当代中国建筑史的“书写者”由外国建筑师主导,这将是怎样的局面?
中国工程院院士程泰宁的团队在今年做了一项调查,对北京、上海、广州的城市核心区约1平方公里的区域以“谷歌”进行图片搜索,结果显示:上海这个区域内的36幢建筑中,有29幢出自西方建筑师之手;广州这个区域内的12幢建筑中,只有4幢为国内建筑师设计;北京的8幢建筑全部由西方建筑师设计。
中国工程院院士、城市规划专家邹德慈说:“中国建筑设计市场健康发展的前提必须是开放;但更核心的观念是创造一视同仁、公平公正的环境,大家凭本事吃饭。”他认为,中国建筑师如果能获得与外国建筑师平等的待遇,将会迸发出更大的能量。
瑞士著名建筑师马里奥·博塔说,应当反思,建设速度越快,遗忘速度越快。中国的建筑界想要抵御全球化,必须找到历史和“抗体”,让曾经的历史成为今天中国的一部分,而不是任由建筑加快了记忆的消失。
然而,本刊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地方的决策者或开发商,往往将“传统”与“复古”等同起来。近年来,从新区开发到旧城改造,城市建设和旅游开发大吹“复古风”。
“在历史古城和文化名城,到处盛行的仿古一条街,就像是一夜之间长起来的。看不到年龄、皱纹、寿斑,只看到‘速生人’,让城市的面貌变得简陋俗气。”宋春华说。
同济大学教授张松则认为,城市建筑要体现时代精神和历史进步,如果一味仿古,只能说明是另一种缺乏自信。
有关专家认为,利用好中国建筑符号并不等同于复古,而是要体现东方文化的深厚内涵,让文化背景自然地在作品中体现。上海世博会中国国家馆的设计者、中国工程院院士何镜堂在主持设计中国国家馆时,从中国古代建筑的斗栱中受到启发,以一座模仿斗栱层叠出挑的倒梯形造型形成了方案。
何镜堂表示,他更加关注建筑师是否有“中国性”的思考,能够承接传统、转换创新、抽象继承。“我愿意提倡一种好的评价风气:只看作品的成功与否,不要去刻意强调来自国内还是国外。”
加快后评估机制建设
在许多专家看来,非理性的建筑背后,是非理性的价值观和决策机制。
中国是资源紧缺大国。追求怪异豪华的建设观如果继续左右新一轮造城热,其造成的浪费及资源短缺等后果可想而知。
崔恺院士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提及了一个现象:近年来,国内一些青年建筑师在偏远地区做的扶贫项目或公益项目得到了国际建筑界的关注。比如,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李晓东在云南丽江做的玉湖完全小学项目获得了2006年亚洲建筑师协会建筑奖金奖,在福建永定做的下石桥上书屋项目获得了2010年阿迦汗建筑奖。
“为什么小建筑反而拿了国际大奖?”崔恺说,“其中一方面的原因,是在这些小项目、偏重于公益性的项目中,建筑师较少受到业主对创作自由的干扰,更能够发挥。从另一方面看,资金有限让建筑师更能够回归建筑本体。这也给业界带来了一些反思。”
建筑师如何在当今有些浮躁的城市建筑设计中增强自己的市民意识?多位专家从这个角度提出建议:建筑师不仅应该将大剧院设计成一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还应该为公众提供优雅的、具有文化品位的欣赏环境;在商业建筑的设计中,建筑师应充分考虑到商业建筑与城市的关系,打造城市的活力空间;在建筑节能方面,不是考虑用花钱的办法,比如使用什么样的节能材料,更应当通过自然采光、采风等手段解决问题,如南方城市的建筑要隔热通风防潮,北方就要防寒防风沙……
“非理性的风气要靠理性的手段来遏制,必须加快后评估机制的建设,否则,错误就会不断重复。”崔恺提出了五个回归:回归理性,以“用”为先;回归生态,以“俭”为先;回归本土,以“和”为先;回归社会,以“公”为先;回归建筑,以“品”为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