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绩伟夫人 人民日报原社长胡绩伟花23年娶堂姐
据中国官方权威媒体报道,著名革命家、“老延安”、报人、原《人民日报》社社长胡绩伟,于 2012年9月1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在此向他老人家表示哀悼。
胡绩伟(1916—2012),四川省威远县人,华西大学数学系、四川大学经济系肄业,建国后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后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社长,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二届主席团成员,首都新闻学会会长,全国新闻学会联合会会长;中共八大、十一大、十二大代表,第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
1980年代中期调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90年被撤职,并被免去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职务。此后赋闲在家,著书立说。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胡绩伟在任《人民日报》主要负责人期间,带领该报做出过许多推动时代改革的报道。西安外国语大学教授王天定说:“胡绩伟在做总编辑时,创造了《人民日报》历史上一段传奇。有些地方的农民,把《人民日报》揣在怀里,与反对包产到户的地方官员辩论。”他的主要成就还有,推动重评“四五”运动、提倡新闻立法和新闻、提出“人民性高于党性”等等。
胡绩伟先后结过两次婚,他的第一个妻子竟是他的嫡亲的堂姐胡一哉;在1992年胡一哉去世后,翌年与同样丧偶的《中国青年报》新闻界老同仁狄沙结婚。有人说,胡绩伟属于他那个时代的人尖儿,长得很男人,什么样的对象找不到、不好找?可他偏偏就爱上自己的堂姐。这个爱吃辣椒、形象鲜明、敢作敢为、快言快语的“四川佬”,是个典型的“性情中人”、“血性汉子”。
胡一哉(1912—1992),又叫胡德辉,比胡绩伟大4岁,是他大伯父的次女,毕业于成都职业中学化工专业。两人除了青梅竹马,主要在家庭事务上二姐胡德辉常常出手帮扶弱弟胡德恕(胡绩伟原名),就这样纯天然形成了“姐弟恋”。
胡德恕15岁那年,因为向二伯父讨要供读高中学费成功,姐弟俩喜极拥抱,“我们是那样的快乐,这快乐使我们忘却了一切,我们很自然地脸贴着脸、嘴对着嘴,亲吻起来。很快,二姐(即胡德辉)感到不对,在我怀中挣扎……从此,少年的我,陷入对二姐的深深爱恋之中”。(本文中的引文基本上是来自《青春岁月——胡绩伟自述》一书。)
拥吻事件发生以后,姐弟情感发生质变。胡德恕寻找一切可以单独接近胡德辉的机会“发起冲锋”。但胡德辉总是推开,制止但温柔,从不发怒斥责,只是叹曰:“傻三!”(胡绩伟在同族兄弟中行三。)“这更使我心里燃烧起炽热的爱火”。少年胡绩伟虽然明白堂亲相恋有违道德,不允许结为夫妻,但不明白违背这项规定的严重后果,即不明白血缘太近影响遗传。
1934年,胡德辉应聘东下宜昌中学任教。临行前两人冷静分析“形势”,胡德辉劝胡德恕早日觅侣;胡德恕也劝胡德辉早日成家,祝她找到如意郎君。半年后,胡德辉与宜昌中学同事黄觉民结婚,1935年一同去了北平,想在那儿读大学。
胡德恕得讯,心情十分矛盾。他一方面为胡德辉高兴,信上祝愿他们恩恩爱爱、白头偕老;另一方面又十分痛苦,将思念与爱恋深埋心底。1936年夏,胡德辉夫妇回到成都,生下一子,“我们在表面上是很理智的,但我们还是偷偷地抱头痛哭过。我责备她不该不同我打个招呼就决定结婚。二姐说,我们是堂姐弟,是不能结合的”。劝胡德恕另选中意姑娘,不要再为这场没有希望的爱情守夜。
胡德恕本来也打算放弃了,偏偏胡德辉家庭生活并不和睦、经常争吵,胡德辉明确表示与丈夫的结合相当草率。看到胡德辉的婚姻出现了重大裂痕,胡德恕已经冷却的心又死灰复燃起来。
胡德辉活泼开朗、敢说敢做,自幼在她开明母亲的影响下,而成为志向高远的事业型知识女性;还是个女权主义者,主张男女平等、不做丈夫附属,要有独立职业,大大不合贤妻良母的传统标准,因此很难得到一般男人的赏识。
1937年抗战爆发后,胡德恕加入“民先”,胡德辉参加妇救会。此年底,胡德恕伟在川大语文教师车耀先的引路下入了党。翌年春节,胡德辉在赵世兰的介绍下也入了党。期间,她向胡德恕“推荐”了好几位优秀女青年;可胡德恕接触下来,感觉与胡德辉相比差距甚远,爱意难萌。他虽然明知爱上胡德辉是一场没有前途的长跑,两人的恋情还是断断续续维持着,只是固守道德底线,“不敢与社会的传统道德背离得太远”。
1939年5月,中共西南局在重庆举办新党员训练班,成都市委选派两名新党员受训,恰恰选中姐弟二人。到达重庆,赶上日本飞机大轰炸,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被夷为废墟。训练班借一大草棚栖身,男男女女40多人挤睡一棚,左边睡男右边睡女,男女分界线派定二胡接壤:“你们是姐弟,挨着点,没关系!”他们并排睡了1个月。胡德恕深感幸运:“今生能够如此亲密地和二姐朝夕相处,那是多么幸福啊!”
从重庆回来后,胡德恕接到组织通知,说他连续办报3年,已经“红”了,受到国民党重点注意,宜立即去延安。此时,胡德辉已怀上丈夫的第二个孩子。临别之夜,姐弟俩互道珍重,难舍难分,前面命运难以预测。“离别在即,我们都难以压抑情感的冲动,我和二姐终于携手攀登了8年来这场恋爱所达到的身心交融的顶峰。”明确交代这种偷偷摸摸的“第一次”。哪怕是走到了人生晚年,亦需相当勇气。
此年底,胡德恕到达延安并改名胡绩伟(不少革命青年抵延安后即改了名字,以示与昔日划清界限,如原来上海滩电影明星蓝苹就改名为江青;也有说法他是当初在报考华西大学时改的名字),因有办报经历,被派任主编《边区群众报》。
1942年整风后,延安原有60余种报刊被“整编”为3家报纸——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中共西北局机关周报《边区群众报》、只供一定级别高干阅读的《参考消息》。胡绩伟全身心投入工作,此时当然也有一些女性主动示好,但没有一位可代替胡德辉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远方的胡德辉仍使他魂牵梦绕。
此时,胡绩伟的二姐夫、胡德辉的丈夫黄觉民(抗战初期入党)也奉命来到了延安。1940年夏,胡德辉刚生下次女,丈夫赴延安在即。临别前,她向黄觉民正式要求离了婚,但黄当时并未同意。
请看当时他们的一段对话:
胡:“我们结婚几年来的事实证明,我不能成为你希望中的那种贤妻良母。你到延安以后,完全有自由再找一个合乎你理想的人恋爱结婚,我绝不干涉。两个孩子,由我和妈妈负责养大,你不必有什么顾虑。”
黄:“老实说,你和我分手以后,我再找一个并不难。可是你又带着两个孩子,再结婚就不容易了!你理想中的丈夫是什么样的人呢?”
胡:“我就是想找一个像三弟这样尊重女性的男人!”
黄:“你想得太简单了!在咱们这个社会里,亲叔伯的堂姐弟之间,是根本不允许结婚的。你死了这条心吧!”
胡:“如果我找不到三弟这样的男人,我宁愿一辈子不再结婚。”
1943年,胡德辉上重庆找到邓颖超,带着3岁的女儿赴延,7岁的儿子交给姐姐胡德如照料。此年夏,在四川地下党的安排下她终于也到达延安,改名胡一哉。但她一到延安,就与同来者一起被送入党校五部,接受审查,予以“抢救”。胡绩伟多方交涉,得到十多分钟的会见;两人虽不能抱头痛哭,却已泣不成声。
翌年夏,审查历经1年才结束,胡一哉被分配到子长县中学教书。她立即向组织递交了要求与黄觉民的离婚报告。事前她向胡绩伟征求意见,详述自己婚姻生活中的种种矛盾。胡绩伟劝她能维持尽量维持,毕竟已有一对儿女。胡一哉坦率相告:“我不是为了你才决定和黄离婚的,更不是为了和黄离婚之后能和你结婚,你不要抱什么幻想。这完全是我自己的事。这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大难关,不冲过这一难关可能会葬送我的前途。”
胡一哉离婚后,胡绩伟内心矛盾复杂,波澜难平。一方面为二姐挣脱婚姻枷锁而高兴,自己与她的结合有了希望;一方面仍感关山重重,难以飞度。此时,胡一哉又为他介绍了几个对象,身边也有一些姑娘对他有感觉。但胡绩伟就是“世上只有二姐好”,那些年轻女孩就是不如二姐可爱!
“我在延安生活了将近十年,又是一个单位的首长,对身边的女同志从未动过心。”而在子长县中学教书的胡一哉,由于眼睛会说话,魅力难遮,身边当然也有追求者。
其时,延安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1938年前30∶1,1941年前后18∶1,1944年4月8∶1。由于去的革命女性都是城镇女知青,形貌突出,气质上佳,择偶余地很大,行情热俏。她们的自我感觉“是多么的稀有和矜贵”,她们的定谱是“王明的口才、博古的理论”,非大官、大知识分子不嫁。
工农干部与小知识分子甚为吃瘪,选择标准只能放低至“一是女的、二是大脚、三是识字就好。男的身份是一落千丈,女的身价是直线上升。
……男找女的,几乎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因此,胡一哉尽管是“拖油瓶”再嫁,依然可“卖个好价钱”。但问题是,胡一哉和胡绩伟都觉得只有对方才是自己惟一最中意的终身伴侣。抗战胜利之夜,两人终于再次冲破理智堤岸,热烈拥抱在一起,成了实际夫妻。
这一阶段,虽说两人约定强化亲情淡化爱情,毕竟二姐“自由”了,感觉不一样了。由于是姐弟,他们的爱情得到了很好的掩护,两人频繁在一起散步谈心,没人怀疑他们在“搞对象”。他们在延河边反复讨论自己的未来,严肃探讨了叔伯姐弟何以不能结婚的原因。
他们诘问:为什么姑表兄妹、姨表兄妹可以结婚,堂兄妹却不行?最后认定这条传统习俗出自男权意识,是一种封建主义的东西。每次见面、每次讨论,越来越坚定他们的结合是合情合理合法,革命青年就应该打破这一封建陋习,坚决突破这一障碍,勇敢走出这一步。至于合法问题,国民党的法律管不到陕甘宁边区。“新的认识武装了头脑,争取幸福的信心大大增加了。”
1946年夏,胡一哉接到组织通知,在延安集中,准备去华北。胡绩伟想留住她,但胡一哉渴望工作,希图干出一番事业,愿意随干部大队去华北,不愿为婚姻为家庭而放弃自己的理想与事业。胡绩伟留不住胡一哉,此年秋末两人再次告别。
胡一哉走后,胡绩伟害了肺病,住院疗养。不久他接到胡一哉的来信,说她怀孕了,当然怀的是胡绩伟的孩子。她经反复权衡,决定悄悄弄掉胎儿。胡绩伟接信,又喜又忧:喜的是有了孩子,强化了正式结婚的意志与决心;忧的是战争环境,生活艰苦,流动性大,分娩生育会给带来胡一哉许多困难;且她尚未有一合法丈夫,孩子是谁的?很麻烦。
胡绩伟当即回信:孩子是宝贵的,环境可以逐步改善;两人都30岁以上了,你千万要珍惜咱们爱情的果实,千万坚持一下,把孩子生下来。
此时,胡一哉的入党介绍人赵世兰大姐恰在中央妇委,与她所在的邯郸妇联很近。胡一哉向赵大姐倾诉了自己的婚恋;赵大姐非常同情,也劝她留下孩子,对外则称孩子父亲在西北前线,不能到后方探望母子。1947年4月女儿飞飞出世,胡一哉将孩子寄养在邯郸老乡家,直到1950年才接回她。
胡绩伟与西北局一同撤出延安,在陕北转战1年,1948年4月回到延安。1949年初全国胜利在即,他认为与胡一哉的婚事应有一个归宿了,就向自己的上司、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和组织部长马文瑞写了信,叙述了与胡一哉恋爱的前前后后以及已有一女等,请求组织批准他们结婚。
1949年4月,马文瑞代表组织回信,同意他们结婚。这封事关重大的组织回信,关键段落如下:“事情本有不妥之处,但又照顾到你俩过去的关系程度和特殊情况,遂予以同意,请你即代拟一给中组部调她之电报,交我批发,以便将她调来,成全你们的事情。” 幸好那时革命队伍里尚无婚姻法,毋须结婚登记,只要领导批了,就一切都解决了。
此年春,胡一哉随华北妇联进了北京。5月25日西安解放,胡绩伟随《群众日报》进驻西安。不久中组部的调令用电报拍到北京:“调胡一哉到西安来结婚。”大家都笑着说道:“孩子都两三岁了,怎么才去结婚?”可胡一哉不愿去西安。拖到翌年初,胡绩伟参加中央宣传工作团访苏,出国之前上北京集中学习两三个月,才以丈夫身份入住胡一哉宿舍。没有婚礼,没有休假,也没有游山玩水,“却度过了我们最珍贵的‘蜜月’”。
但此时他们仍无自己的“窠”,只得分居京、陕两地。1951年春节,胡绩伟因煤气中毒差点丧命,胡一哉才答应调来西安团聚。次年胡绩伟进京,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胡一哉参与筹建的西安国棉一厂尚未投产,工作无法脱身。1954年该厂投产,胡一哉再次调京,任北京纺织工业局副局长,两人才算有了一个正式的家。此时胡一哉42岁,胡绩伟也已38岁,两人23年的恋爱长跑总算修成正果。
这对堂姐弟组成的家庭,一路幸福,始终美满。1992年胡一哉病逝。4年后,80岁的胡绩伟在传记最后写道:“即使用今天改革开放的新眼光来看,我也认为这是最理想的家庭生活。”
也许对今人来说,这段堂姐弟之恋并不具有任何“示范性”。但作为那个时代革命青年的“革命婚恋”,至少聊可一探:“哟,他们这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