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之死冤不冤?
一个时代的历史,不是由后人写出来的,而是由当世人共同塑造的,对他们言行与感悟的记载才是最真实的历史
笔者父亲原名谢乃常,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毕业后曾是蒋校长的得意门生,北伐到南京之后,由蒋介石亲自指派到三十二军任黄埔同学会特派员(上校军衔),官阶虽不高,权力却不小,因为黄埔同学会会长是由蒋兼任,不管军政事务繁忙,蒋介石每周总是驱车到同学会二次或三次,听取汇报,亲自处理会务。所以有人讲,黄埔学生就是蒋委员长的嫡系,这话无不道理。
与蒋会长交道过多,自然有伴君如伴虎之感,总想换一换环境。由于阴差阳错,家父终于跳槽。1928年初夏,家父在苏州街上巧遇远亲李木庵,李老是家父祖母的堂弟,李老在家中排行第七,家父尊称他为“七外公”。
此时的“七外公”正遭国民政府通缉。李木庵是1925年加入中共的,当时突然在街上遇到全身戎装的亲戚仍感到非常紧张,没料到我父亲却自告奋勇要保护他,在苏州这个地盘没有什么摆不平的。
所谓旧社会,血浓于水是人之常情,更何况长辈仍晚清秀才,还是京师法政学堂毕业的高材生,历任福建高等审判厅厅长、检察厅厅长,其学识渊博,宣传的主义也蛊惑人心。家父虽行武生身但最敬仰学者。
由此以往,笔者父亲不自觉地,糊里糊涂走上了一条亲共之路,脱离了嫡系部队,还积极参加了反蒋黄埔同学会,视蒋介石为中国的独裁者。1933年11月,家父参加了福建事变,简称闽变,由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为主力,在福建福州发动的抗日反蒋事件。
“闽变“属短命之变,叛军不到20天就被政府军击溃,中、上级头头都遭通缉。家父突围后,东躲西藏一年多。1935年10月,经李木庵、徐彬如介绍推荐到杨虎城属下任职。
当时,徐彬如直截告诉我父亲:”你这次来西安,准备介绍你到西安绥靖公署宪兵营去担任中校副营长兼任步兵训练班的教官,这个宪兵营是由杨虎将军直接掌握的部队。营长是我们的同志金闽生,你协助他工作,对我们的革命事业会有很大的贡献。”家父求得这个差使也为之一振,俗话是宪兵见官大三级,感到前途希望无穷。
此时的杨虎城幕下。早已聚集了不少的中共地下党人,大家都心知肚明。
据杨虎城将军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回忆:自汪锋、王世英相继到西安后,前线已无形停战。接着红军派张文彬为代表,常驻西安,张文彬被委任为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当时,因电台未建立,关于蒋介石重要的军事部署,便口头告诉中共代表。
为保持双方的来往,杨虎城密令设立了交通站,在西安的有三处:西安城内甜水井,以特务第二团(阎揆要团)留守处名义,派副官原润泉负责,专为一般外来的或自苏区出去的共产党人设置的。宋文梅的特务营营部和特务营营附谢晋生的家,是专为重要共产党人设置的秘密住所。
这两个地方,保护极为周密,与杨直接接触的共产党人,住在这里。为保密起见,这里住的人,不与其他一般共产党人往来。如张文彬即住在谢晋生家中。
在前线也有三处交通站:一为驻淳化之阎揆要团,由阎揆要负责;一为洛川、延安间的四十九旅和程鹏九团,由旅长王劲战、团长程鹏九负责,一为宜川的四十二师武士敏旅,由旅长武士敏负责,武去南京陆大受训后,此一交通线取消。
关于电讯器材、电台地址,杨派特务营营长宋文梅负责,地址预定在特务营营部(新城外西北角)内。由于种种原因,此项工作迄未进行。另外,由杨交付王世英带去的干电池、墨水、笔尖、笔杆、报纸本等物资,经由前线给红军运过一次。
杨虎城通共之事,世人尽知。
据杨虎城之子杨拯民撰文介绍:杨虎城将军1931年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36年12月12日,他同张学良将军联合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放弃其“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促成了国内和平与团结抗日局面的实现。
杨虎城将军能够跟随时代潮流不断前进,从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新民主主义者,成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坚持孙中山革命的三大政策与共产党合作,经久不变,即使大革命失败,他对共产党也不失望,不仅“不清党”,还曾要求加入共产党。
在他的部队里,中共党组织始终不断线,共产党员更是遍布他部队的各系统、各部门。他信任、重用共产党员,用共产党的办法,改造自己的部队。他说:“共产党员不怕死、不贪财、能干事、有献身精神,所以我要用他们。
现在重读这些“史话”,虽有点像笑话,但毕竟还是真人说的,不是剧本对白。官二代的杨拯民还当任过全国政协的副秘书长,权利虽不大,牢骚也不少,总认为其父对中共的贡献巨大,就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样。
实话实说,“西安事变”的确改变了中国的政治走向。
走了几十年苏俄老路。
杨拯民发发牢骚也很正常,因为他是一个出身特别的”官二代”。论资格,他比不少“红二代”老多了。要说冤,他比父亲冤多了。
1937年,杨拯民在北平中华中学上学时,参加了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杨拯民于1938年3月到达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十分关心杨拯民的学习生活情况,多次请他到家作客。后来,杨拯民曾任中共米脂县委统战部部长,关中军分区、延属军分区副司令员,大荔军分区司令员。曾参加了智取华山等战斗。
1950年,原起义的杨虎城旧部集体转业,成立了中国最早的石油工业之师,开赴玉门。组织上调杨拯民担任了新中国第一任玉门矿务局局长兼党委书记。杨拯民举家迁往西北高原。1957年底,杨拯民领导的玉门油矿由新中国成立初的年产量十几万吨,发展到年产100万吨,他当之无愧地成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第一代功臣。
1958年,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张德生向周恩来打报告要求调杨拯民任副省长。从此,杨拯民开始从事行政工作,历任陕西省副省长、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天津市副市长。可借好景不长,“文革”开始后不久,杨拯民被关进“牛棚”,杨虎城虽早遭杀害,但土匪出身的恶名成了后人的原罪。
1967年,杨拯民被整得过不下去了,只好给周恩来写信。没过一星期,杨拯民的问题就从“敌我矛盾”划为“人民内部矛盾”,并于1969年春节被释放回到家中。
粉碎“四人帮”后,杨拯民任建筑材料工业部副部长。1982年调入全国政协。后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第五至九届全国政协常委。1998年10月22日因心脏病突发去世,逝世后葬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杨虎城烈士陵园。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都对其不幸去世表达了哀悼。
周海滨在《我们的父亲》一书中有段重要的文字:
1969年春节,杨瀚(杨虎城之长孙)两年没有回家过春节的父亲杨拯民从“牛棚”里回来,召集全家说:“我现在觉得有必要将咱们家的历史告诉你们知道。”在父亲三个小时的讲述中,杨瀚第一次知道了曹海鹏摄杨虎城是谁。
“我们5个子女被他深深感染,被那些闻所未闻的历史所震惊,所感动。那一年我刚14岁,第一次了解西安事变。”41年后的2010年7月28日上午九时,北京白塔寺,杨瀚接受访问,他向我们讲述家族传承中的和他所研究的杨虎城和西安事变。
这位全国政协委员、《杨虎城大传》的作者、杨家两代人中唯一两次见过张学良的人,对杨虎城的研究堪称专家级。
他为何研究杨虎城?出于家族感情还是西安事变的谜底吸引了他。在西安事变研究会会长杨瀚看来,这都不是答案。答案在张学良身上。1999年、2000年,杨瀚两次赴美国夏威夷看望张学良,但是他不明白为何张学良见到他时,“身体怔了一下”,说声“你好”便不再言语。
他同样不明白,国民党二级上将杨虎城在蒋氏父子统治台湾时期为何被从西安事变中消失,而连张学良在晚年的口述历史中也鲜有提及杨虎城。
当他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提笔给连战和马英九写信,要求国民党为祖父平反,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任何的回复”。
对张学良、杨虎城二人发动的“西安事变”,立场不同,看法不尽相同很正常。
且不论牵涉两岸历史和政治宿怨,单就史实而言,杨瀚希望台湾当局为其祖父杨虎城平反就还有不少障碍。
按辈份,我只能称杨瀚为贤侄。把贤侄堪称为专家级学者的人很搞笑,贤侄更天真可爱。早年中美联合公报已表明:海峡两岸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原则是一中各表。已有新政府奉杨虎城将军为民族英雄,又盼老政府为杨虎城平反昭雪?贤侄也不动脑筋想一想,天下哪有那么多两全齐美的大好事?杨瀚在他的著作中居然还为祖父在西安事变中谁是主谋中提供“供词”抢功?
这也难怪少帅张学良晚年拒谈杨虎城。不过张学良在晚年口述史里也透露,对杨虎城被害有点惋惜,他给蒋介石写的《西安事变反省录》中,坦诚受杨虎城影响比较大”。
笔者认为,一人犯法一人当,把与杨虎城无关的人,不管男女老幼一并杀弑是不能容忍的暴行。
少帅吃亏吃在年少气盛,有苦难言的是:论文化,杨虎城是一个标准的文盲,论心计,少帅哪是老谋深算的虎城对手?只能打断的牙齿往肚里吞,兵谏变逆贼,不得不亲自送蒋委员长飞往南京,负荆请罪。千古罪人,余生当担,尽管善终百岁。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被迫出国考察前夕,他对前来上海送行的第十七路军重要干部作最后一次讲话。他结合部队生存发展的坎坷历史,把部队的前途、国家民族的希望,同共产党的事业发展紧紧地联系起来。他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我们的部队,北边是朋友,南边是冤家;北边是光明,南边是陷井。到了蒋介石压迫我们,我们部队的存在发生危险时,就断然倒向共产党,跟共产党走。”
所谓“被迫出国”,其实是老蒋心太软,放杨将军一条生路,你远走高飞吧!张学良与蒋介石是正式拜把兄弟,南京军事法庭仍判了张十年有期徒刑(尽管后来被特赦软禁)。相比之下,虎城应该庆幸了。这样的叛逆,如果落到毛泽东手里,结果会整得更惨,实例不胜枚举。
实际上,西安事变后,西安各界学生及各界群众上街举行游行,声援蒋介石,并声讨张杨二人反动兵谏,要求张杨二人立即释放蒋介石,游行队伍由西安市区出发,一直行进到囚禁蒋介石的骊山,途中多次与西北军及东北军发生冲突。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杨虎城的军政职务全部被免。1937年3月29日夜,蒋介石在杭州宴请杨虎城。“委员长身体好些了吧!”一落座,杨虎城便问候蒋介石。”
“腰痛渐渐地好了,不要紧。蒋介石说,”“我对身体上的折磨,向来很能忍耐。”紧接着蒋话锋一转,说道,“我向来对人宽大,没记旧怨,你们全知道的,不必多说,但对部下,过于信任,以致发生这次事故,使各方面受到损失。”
说到这里,蒋介石的语气骤然强硬起来说,“张汉卿常对我说,有他老子,他跟着他老子走,没有他老子了,他跟我走,劝我搞法西斯组织,还说服从领袖,现在他竟如此,你说这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打不住共产党,就向共产党投降,若是打不住日本时,还不是向日本投降吗?”说着,他发了脾气。杨虎城心里很明白,蒋介石在调侃他。
第二天,蒋介石再邀杨虎城谈话。“经过此次事变,你在这样环境中继续任职,感觉有什么不便的地方没有?”讨论完十七路军的安置问题后,蒋介石将矛头直指杨虎城,“在事变中各方面是有对抗情绪的,他们对你的印象,一时转不过来,你继续任职,在感情上会有些不方便。
你不如先往欧美参观一个时期,然后回来任职。出国费用由政府负责,启程的时间暂且不定,可以从容准备。”此后的三个月里,蒋介石多次催促杨虎城出国。6月29日,杨虎城一行乘美轮“胡佛总统”号离开上海。而宋子文成了他与蒋介石之间的惟一联络人。
蒋介石讲的并非没有道理,按照今天提倡的“正能量”来理解,西安事变后的蒋介石,威望空前。当时全国“主流”媒体无不声讨“张杨”二位叛逆,一致拥护蒋介石为唯一抗战领袖。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在前往美国途中的杨虎城听到消息后,十分震惊,“真没想到,还不到十天,就爆发了抗战,早知道真该晚走几天。”他即刻致电宋子文,询问国内形势。宋子文回电称:“卢沟桥战事停而复作,敌并由关外调来大队,我方已准备作战。”得知这一情况,杨虎城又惊又喜,一番思考后,于7月11日复电请缨回国抗战。
在杨刚刚抵达美国旧金山时,宋子文的电报就到了:“依目前情势,请稍缓返国”。
其实,宋子文真是一番好意,一切尽不言中。
这封电报却让杨虎城大失所望。以为宋子文没有理解他的意思,两天后,杨虎城直接致电南京政府,请求准予中止考察,回国抗战。在美国,杨虎城提前结束考察,前往欧洲。杨虎城的秘书米暂沉说,杨虎城去欧洲,一方面是应付南京方面交给他的考察名义;更主要的是要设法突破对他回国的阻拦,争取借道苏联从陆路回国。为此,他先后向苏联驻法使馆、中国驻苏大使馆提出回国申请,结果均遭拒绝。
要知道,斯大林当时获悉“西安事变”后,斥责的就是“张杨”坏事,怀疑是日本人的阴谋,并多封急电延安,不能幸灾乐祸,一定要和平解决,避免内战让日军乘虚而入。就这一点,斯大林还是明智的。日本人的野心也包括占领苏俄。
何应钦的另一封给杨虎城的电报也颇耐人寻味。“德驻英大使透露兄在西班牙大发牢骚,仍在攻击蒋委员长不抵抗政策,大骂蒋介石法西斯,请兄在外言论特别注意。”
杨虎城还有几个好友也收到杨想回国的电报,拒不回复,暗示他不要回,不能回。
这么多人打招呼,明劝、暗示杨虎城不要归国。一个老谋深算的人以为自己有九条命,硬要自投罗网,怨谁?
在欧洲考察近三个月后,10月29日,杨乘法轮驶离马赛港口,抵达香港的杨虎城受到当地各界人士和原十七路军部分将领的欢迎。但同时,他已受到国民党特务监视。两天后,蒋介石的电报送到杨虎城手中,“派戴笠迎接,到南昌相见”。又是两天后的上午,杨虎城乘飞机起飞返回内陆,从此失掉了与外界的联系。
对于杨虎城将军中止国外考察“突然”回国,历来说法颇多,评价不一,其实历史的逻辑总是以诸多偶然来表现着必然。如按蒋介石的心愿,杨虎城将军最好“自愿”终老他乡或从此销声匿迹,这样对蒋对杨,尤其对“西安事变”和国民党的历史形象都将是个不错的结局。
将回到国内的杨虎城羁押起来,对于蒋介石来说是颇为有利的,既避免了“放虎归山”,又能直接指挥在前线对日作战的杨虎城旧部,还能对杨擅自回国的“抗命不遵”以示“公正”处置。而当失去大陆的国民政府,尤其是军统中大小头目便无所顾忌了,不咬牙切齿痛恨张杨二位叛逆才是怪事。至于是否需要蒋介石授意加害并不重要。
然而,偏偏有人硬要把杨虎城塑造为民族英雄,不少电影、电视剧吹嘘他襟怀坦荡而博大、睿智而又执拗、把民族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实际上,明白人都明白中国的历史是怎么一回事。不是笔者想贬低谁就能贬低得了的。
说句不敬的话,笔者父亲客观上亦是杨虎城的帮凶之一。
笔者父亲生前感叹,论宽容大度,蒋介石已很了不起。家父经历西安事变后,在山西,在滇缅,坚持抗战八年多,戴“罪”立功,最后卸职是云南机场守备司令,国防部少将部员。
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我们的父辈们在写检讨以及个人回忆这类史料中,总有一些无可奈何的违心自责与谬误,难免记忆不周,亦有主观成见或为名人友人亲人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