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布什和奥巴马谁厉害 论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对中国的国家身份定位

国家身份(stateidentity)是建构主义的一个术语。当我们谈论一个国家的身份时,我们实际上假定了国家就像一个人,因此作为人的国家(states-as-persons)就有了身份。一般说来,国家身份应该从个人身份(personalidentity)的视角来进行阐释。

马克西姆·亚历山德罗夫(MaxymAlexandrov)把国家身份定义为:“一套被广为接受的对国家(经常是带有象征意义的和比喻性质的)陈述,特别是(对该国)和其它国家的关系(方面的陈述),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关于适当的行为、权利或责任等方面的信念。”[1]39

国家身份有两个维度:内部维度和外部维度。内部维度指的是“国家内部的精英们和普通民众对国家的陈述和与之相对应的理念”,外部维度指的是“其它国家的精英们和普通民众对国家的陈述和与之相对应的理念”[1]39。

本文主要研究中国国家身份的外部维度,即美国的精英们和普通民众对中国的陈述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理念。由于精英们的这种描述和理念主导着美国的对华政策,所以又以美国精英的陈述和理念为主。

美国对中国的身份定位自从2001年以来经历了一些变化。在911事件之前,小布什政府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911事件之后,美国出于反恐的需要,把中国定位为“若即若离的盟友”,而且这一定位一直到2011年才真正发生改变。

2011年5月美国成功击毙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随后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也接近尾声,并于2011年底撤出了所有驻伊美军。同时奥巴马政府亦从2011年7月开始从阿富汗撤军。2011年底,美国对中国的身份定位调整为“亚洲的恃强欺弱者”。

这一定位的转变也能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奥巴马政府在2011年的11月高调宣布实施“重返亚太”战略。目前,在奥巴马成功连任之后,美国对中国的身份定位再次处于一个不是很确定的时期,中国被定位为美国的贸易伙伴、发展模式的竞争者以及潜在的敌人。

一、从“战略竞争者”到“若即若离的盟友”

在新世纪的头十年里,美国对中国的身份定位几度转变。尽管克林顿总统决心要和中国建立一种战略伙伴关系,但是在美国对中国的身份定位这个问题上,却缺乏两党共识。“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共和党内有些人“大声叫喊着要来一场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运动,把中国作为需要遏制的威胁目标”[2]148。

1999年5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轰炸(1)使中美两国陷入危机,但是两国领导人做了很大的努力,很好地控制了事态的发展,避免了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避免了两国关系的全面崩溃(2)。

1999年臭名昭著的《考克斯报告》的出炉以及在美国国内搞得沸沸扬扬的李文和间谍案都说明美国国内政治气候出现了不利于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的势头。

在这样的背景下,克林顿总统企图和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努力在充满敌意的国内气氛中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而且被小布什总统完全否定[2]156-157。小布什在竞选期间就猛烈抨击克林顿的对华政策,并说中美关系应该定位为一种竞争者的关系[3]。

小布什竞选总统时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Rice)于2000年1月在美国很有影响力的《外交》杂志撰文,声称:“即使有人主张和北京有经济往来,中国仍然是亚太地区稳定的潜在威胁。

其军力目前无法和美国抗衡,但是这一状况并不一定会永远如此。我们知道的是,中国是一个大国,还有未解决的重大利益,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和南中国海问题上。

中国忿恨美国在亚太地区扮演的角色。这意味着中国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国家’,而是一个想让亚洲的均势发生有利于自己的改变的国家。单凭这一点就可以说中国是战略竞争者,而不是克林顿政府曾经所称的‘战略伙伴’。”[4]56

为了表示对中国的不重视,小布什故意把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排除在他宣誓就职后需要致以礼节性电话问候的外国领导人名单之外。不久后发生的“中美撞机事件”,使中美关系又一次陷入危机。这次危机导致了小布什政府对最初的对华政策路数进行了重新评估,小布什也一改对华强硬的口吻,不再把中国称作“战略竞争者”[2]156-157。

从这一事件中,小布什汲取了一个重要的教训:“中国对美国的商业利益的影响很大,很重要,中国是不能忽视的,而且中国很有自尊,是不会受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摆布的。”[5]267尽管如此,在2001年4月25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电视采访时,小布什发誓要“竭尽全力”保卫台湾[6]。

在911事件之前,小布什政府中的主要外交政策决策人士实际上把中国视为对手或竞争者。例如,时任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在2001年1月的就职确认听证会上说:“中国不是战略伙伴,但中国也不是我们必然的死敌。中国是竞争者,一个潜在的地区对手,但中国也是一个贸易伙伴,愿意在有着共同战略利益的领域合作。

上面这些都可以用来描述中国,但是中国不是敌人。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让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这种状态保持下去,方法是通过让中国人接受法治,让中国人了解民主社会中的自由企业制度的强大活力,以便中国人能够明白他们应该朝着这个正确的方向走。”[7]

小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在很多问题上的立场,和她以前的指导者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Scowcroft)是一样的,即注重实用主义。例如她致力于避免因台湾和中国发生冲突,同时把中国看作是将来会对美国构成潜在挑战的国家。

在赖斯看来,中国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她把中国看作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大国[2]169。在911事件之后,美国将战略重心从东亚转移到了中东和西南亚地区,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并制定了应对恐怖主义网络的计划[8]171。

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对中国国家身份的定位从对手或竞争者转变为“若即若离的盟友(uneasyally)”[2]165。若干年后,《华盛顿时报》发表评论:“倘若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没有发生,小布什政府很可能会把其注意力集中在(应对)中国的崛起和中国对美国的支配地位所构成的威胁上。”[9]

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给了中国和美国一个重新走向合作的理由。当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工作正在进行中,而且入世对中国来说意味着融入现存的国际秩序。因此,中国方面很快就对恐怖袭击做出了回应,对恐怖袭击进行了谴责,并且给美国提供了情报和外交上的支持。

中国政府之所以这样做,部分原因是中国“对全球恐怖主义的影响感到担忧”[8]171,且中国国内也面临着恐怖主义的威胁,特别是在东突分子活跃的新疆地区。这样一来,在小布什政府期间,中美关系大幅改善。

2003年9月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坦言,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访华以来的30多年中,中美关系是处于最好的时期[10]。中美关系专家罗伯特·苏特(RobertSutter)对这一段时期的中美关系有如下评述:“美中关系比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顺利,这是事实。

美国的精力主要用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以及全球反恐战争等方面,这意味着美国决策者把中国作为一种威胁这样的战略考虑放在了第二位……尽管存在着很多持续存在的分歧(涉及台湾和西藏,也涉及贸易问题和人权问题),中美两国认识到总体强调积极的一面能最好地为各自的利益服务。

特别是,从2002年开始,在应对朝鲜的核武器计划所引发的危机中,中美两国找到了一个新的共同点。为了不让台湾领导人陈水扁朝台独方向迈近,因为这样会引发台海冲突,小布什政府给他施压,中国政府对此心存感激。”[11]124

换句话说,由于美国在反恐战争中需要中国的支持,同时由于朝核问题的解决需要中国的支持,美国政府对中国国家身份的定位更像是一位“盟友”,但是这种盟友关系没有盟约作为基础,因此又不是很确定,也显得不是很稳固。

二、“若即若离的盟友”之身份定位与美国的对华政策

在接触或合作精神的指导下,中美两国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度日益增强,文化和政治方面的接触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且军事接触也有了进展[11]126。

但是,在美国国内也存在这样一些团体,它们对美国国会、媒体施压,并且在其他一些公共话语领域主张采取更强硬的对华政策,以迫使中国政府更多地遵守美国支持的规范[11]126。因此,小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可以概括为“两面下注”战略,也称作“把亚洲放在第一位”的对华政策[12]220。

这一战略是以中国将走向哪个方向依然尚无定论这一认识为基础的。一方面,“到2020年时中国有可能会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政治自由度提高,自由的体制给经济的开放性提供支持,而且中国政府以一种更负责的方式对待中国人民和中国的邻国。

”另一方面,中国可能会变得不负责任,在实行重商主义的同时,保留不自由的体制、实行大国沙文主义以及使国际准则受到影响并给其邻国造成威胁的腐败[13]4,6。

因此,美国前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Armitage)的名言“正确处理同中国的关系意味着(先)要正确处理同亚洲(其它各国的)关系”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赞同。

在小布什总统第二任期内担任国务卿的赖斯曾声称:“在美国政府圈子里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中国在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政治实力和影响力上的增长是事实,但是中国政府是否已经决定要运用其实力对美国确保地区和国际稳定和合作这一目标带来好处还是带来损害尚不清楚。

”[11]143-144她还曾表示“知道中国是一个新的因素,知道中国有带来好处或带来坏处的潜力,知道中国无论如何将会产生某种影响,我们的责任是努力督促并说服中国朝着更积极的方向走”[14]。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小布什政府一方面和中国进行全面接触,另一方面又“做好了军事上的准备,并且采取了一些其它步骤,这些步骤在中国和其它国家看来是在中国万一采取进攻性的军事行动或其它行动时使用的应急计划或两面下注计划。

”[11]144在2006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两面下注战略被正式确定下来,并且有如下表述:“我们的战略是要鼓励中国为其人民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同时我们要预防其它可能情况的出现”[15]42。

罗伯特·苏特认为“美中关系在二十一世纪的前十年里朝着积极的平衡演变”,而且“美中关系上已经出现了一个由两个要素构成的模式,而且这种模式是积极的平衡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一方面是建设性和合作性的接触,另一方面是应急计划或两面下注。

”[11]148奥巴马执政后,从小布什政府那里继承了两场战争,而且不得不面对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和美国国内高失业率的现实。就外交政策而言,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班底很快就意识到“2009年的亚洲存在这样一种普遍的认知:美国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了伊拉克战争和全球反恐战争上,而且从经济上讲美国也已经被削弱了。

”[16]2小布什政府当年认为“亚洲以及美国在亚洲所面临的主要地缘战略挑战,是如何对在过去的十年里以惊人的速度崛起的中国和围绕着中国成为大国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焦虑做出回应”[16]2。

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班底对此基本上是认同的,但奥巴马政府并没有像小布什政府一样,企图给中国贴上“战略竞争者”或是“战略伙伴”的标签,只是奥巴马一上任就认定亚洲是需要优先考虑的地区,而排在第一位的是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在2008年的总统选举期间,奥巴马和拜登在一份文件中详细阐述了其对华政策:中国的崛起可能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将要面对的最重要挑战之一。

发展中的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和中国发展)建设性的关系以促进持续的和平和繁荣是重要的。

管理美国同中国的关系最好的方式是,把中国进一步拉进国际社会,并且在(追求)政治、经济、环境和安全等方面的共同目标上和中国进行合作。同时,我们一定要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保持警惕,要确保中国和台湾和平解决分歧,要坚决要求中国作为国际体系中的一员所需要履行的义务[17]。

而且,希拉里·克林顿出任奥巴马政府国务卿后首访目的地选择了亚洲,并且暗示和中国的讨论将集中在较大的战略问题上,而不会在人权问题上过分纠缠。奥巴马政府想把中国视为“各种各样的伙伴”[18]来和中国接触。但是,奥巴马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小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也就是说,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核心还是两面下注战略。

曾担任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事务高级主任的杰弗里·贝德(JeffreyBader)对此有如下评论:“奥巴马团队清楚地知道,在和中国(打交道时)采取单一的方法,将不会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

美国对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所采取的政策,不能光靠军事实力、经济引诱和在人权问题上施压和制裁。这样的一个全面的对华战略,在改变中国不受欢迎的行为上,即使在中国(比现在)更弱时也不是很成功。

同时,对纵容和适应中国傲慢行为的政策或者对中国的内部演变不闻不问的政策,都可能会(使中国)在不良行为上变得更大胆,会使美国的盟友和伙伴感到害怕。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期间,我们花了很多的精力对美国的对华政策进行了微调,以避免这些极端的出现,并确保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将会得到加强,以减轻其他国家在面对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时(可能会有)的担忧。”[16]3

换句话说,奥巴马政府没有使用中国是威胁之类的话,也没有考虑把遏制作为可行的对华政策选择之一。根据杰弗里·贝德的说法,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战略是建立在以下三根支柱之上的:(1)对中国的崛起、(增加的)影响力和发挥更大的合理的作用表示欢迎;(2)决意要看到中国的崛起符合国际规范和国际法;(3)努力塑造亚太环境以确保中国的崛起是稳定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16]7。

在很大程度上,这三根支柱表明小布什政府时期的“两面下注”战略没有发生改变。

实际上,美国对华政策的连续性是美国外交政策连续性的一个方面[19]1102。奥巴马政府没有把中国看作“必然的敌手”,而是把中国看作“在解决关键性的全球问题上的潜在伙伴”[16]69。

换句话说,美国认识到,在应对诸如气候变暖、核不扩散等全球性的挑战上,必须把中国当作伙伴。但是,中美关系尚未取得什么大的进展,可以说这是“奥巴马总统大体上比较成功的外交政策中最大的真空”[18]。

三、美国的中国国家身份不确定性和多重性(2011年至今)

2011年5月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高调宣布“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已经在美军当天的军事行动中被击毙。拉登之死是美国精心策划、精心组织、精心实施的带有转折性的事件,标志着美国以举国之力和大规模军事、财政开支为支撑的反恐战争结束了,标志着美国在911事件后在反恐上所提出的两大战略目标之一(抓捕和击毙本·拉登)已经成功实现,还标志着奥巴马政府实施国际战略调整的努力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美国在今后处理国际关系不再以“反恐”为标准划线。

美国在处理与各国及国际社会之间的关系时的根本出发点已经重新回到维护自身在全球领导地位这一根本战略目标上来。后拉登时代美国战略调整的重点有二:一是发展自身经济实力,这一点在美国经历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显得尤其重要和紧迫,强大的经济实力依然是美国维护其全球领导地位的基础。

其次,战略重心东移。应对大国崛起再次成为美国维护其全球领导地位的重要任务,首要目标就是应对中国的崛起。

因此,在后拉登时代,美国如何定位中国的国家身份就成了美国政府需要回答的问题。正如前美国的“两面下注”战略所揭示的那样,一方面美国不愿看到崛起的中国对其全球领导地位构成挑战,对中国处处防范,特别是在军事层面;另一方面,美国自身的发展也需要中国的合作,同时在解决全球性难题上,美国也需要中国的支持。

这样一来,美国国内对如何定位中国的国家身份尚无定论。但是,随着反恐在美国全球战略中地位的不断下降和美国调整全球战略,奥巴马政府将以新的眼光重新审视与主要大国的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

可以肯定的是,“若即若离的盟友”这一中国国家身份,在稳定了近十年之久之后,已经改变。后拉登时代开始不久,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接近尾声,同时奥巴马政府亦于2011年7月开始从阿富汗撤军。

美国的中国国家身份进入了一个不确定的时期,由于对中国的身份定位不能确定,美国的对华政策也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中美关系也经历了从奥巴马政府伊始的“高开”而“低走”。之所以说“高开”是因为在奥巴马入主白宫的第一年,也就是2009年,中美两国关系不仅实现了平稳过渡,而且双方建立了新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同意致力于建设面向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

2009年11月奥巴马成功访华标志着中美关系仍在稳步推进。

美国有学者抛出了“中美两国集团(G2)”的概念,但中国政府对该提法明确表示拒绝。之所以说“低走”是因为在2010年年初,奥巴马政府启动新一轮对台军售,接着奥巴马又会见达赖,同时利用谷歌事件做足文章,影射甚至攻击中国缺乏“言论自由”。

与之伴随而来的是“中国傲慢论”,美国日益把中国看作是“亚洲的恃强欺弱者”,企图利用其增长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地位对其邻国进行恐吓,以迫使它们接受中国在该地区的支配地位[20]67。

这一定位的转变也能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奥巴马政府在2011年的11月高调宣布实施“重返亚太”战略。但美国对中国的这一身份定位不是唯一的,而且只是在一段时间内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在奥巴马第二任期伊始,美国对中国的身份定位再次处于一个不是很确定的时期,同时美国对中国的身份定位又具有多重性的特征。中国几乎同时被定位为美国的贸易伙伴、发展模式的竞争者以及潜在的敌人。

在经济上,美国经济的恢复依然缓慢,同时中国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亟需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美国看到了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所带来的机遇,希冀充分利用这个机遇来使美国经济得到较为快速的复苏;中国方面也认识到,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离不开美国的支持。

正是中美经济的这种互补性,决定了两国在经贸领域中合作的空间广阔。在经贸领域,尽管中美之间会有摩擦、会有争端,但伙伴的定位是不会轻易动摇的。一方面,在经贸领域保持和中国的接触一直是美国接触政策的根本,而且服务于美国在经济政策上的三个主要目标:支持全球和亚洲的经济秩序、支持美国的就业和繁荣、以及支持中国稳定的发展[21]193。

另一方面,竞争已经越来越成为中美经济关系中的一大特征,美国国内比较极端的一派认为,美国应该通过单边或多边关税、抵制或针对单个企业或中国政府的制裁,来施压和利诱中国,以获得中国在经济上的让步或妥协或任何形式的、有利于美国的变化[21]193。

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Shambaugh)就曾指出:“(中国)应该开放市场、减少贸易盈余,同时对外国投资和出口补贴进行限制。中国应该保护知识产权。”[22]

在未来的几年里,美国很可能会在经贸领域继续突出竞争因素,在人民币升值、知识产权保护以及通过网络窃取美国机密等问题上给中国施压。此外,美国可能会继续给中国施压,让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正如前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多尼伦所指出的那样,“随着中国在越来越多的国际机构中获得一席之地,中国需要承担与其经济影响力和能力相一致的责任。”[23]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30多年所取得的瞩目成就证明了中国的发展模式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已有不少学者在谈论中国模式。美国一直推崇的“自由 民主”的模式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暴露出很多弊端,使得美国模式似乎遭到更多的质疑。

而中国的经济未受到大的冲击,并且在2010年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由于中国模式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征和美国所推崇的一些理念是格格不入的,不少西方学者提出“中国幻想”应该结束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并没有像一些西方学者特别是美国政府所期待的那样,随着经济的增长,在政治上也变得更加自由和民主。

《中国经济季刊》主编亚瑟·克罗伯(ArthurKroeber)指出,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有一部分人对中国的崛起感到烦扰,但是他们仍然抱着一种政治上的幻想来安慰自己,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可能会快速增长,除非这种增长是伴随着政治改革(特别是实施西式的民主),否则经济增长将会停止[24]。

可以说,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可能会导致一场模式之争的担忧,使得美国把中国定位为发展模式的竞争者。

在军事上,“美国为了寻求地区秩序主导权,仍然把中国作为地区战略的假想敌,借助亚洲复杂的地区形势来整合亚洲秩序。”[25]78这一点从美国军方在近年不断推出一些新的概念可以看出端倪。例如在美军的空海一体战中,尽管没有言明,朝鲜、伊朗和中国已然成为美国锁定的为其制造“反进入/区域拒止”麻烦的三个潜在对手,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概念是直接针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军力,特别是中国开发反舰弹道导弹而提出的。

四、结论

在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对中国的身份定位经历从“战略竞争者”到“若即若离的盟友”的变化。促成这一变化的是911事件。911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美国的战略部署,使美国政府对战略优先次序进行了调整,并将主要精力投入全球反恐,相应地把战略资源投放于中亚、中东和波斯湾地区,对亚太的关注相对有所降低。

美国对中国“若即若离的盟友”这一身份定位,使得中美关系在长达近10年的时期内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这一身份定位在2011年美国成功击毙本·拉登之后已经完全改变。

从2010年7月美国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在河内召开的东盟区域论坛上,宣称有中国要人明确告诉她“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开始,奥巴马政府已经在逐步改变对中国的身份定位。

到2011年底,中国被确定为“亚洲的恃强欺弱者”。这一定位的转变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奥巴马政府在2011年的11月高调宣布实施“重返亚太”战略。奥巴马总统本人多次高调渲染美国的此次亚太战略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中国是“亚洲的恃强欺弱者”这一身份定位的。但这一定位只是美国对中国身份定位的一个方面。

在奥巴马成功竞选连任之后,美国对中国的身份定位仍然处于不是很确定的时期。中国同时被定位为贸易上的伙伴、发展模式的竞争者和军事上的假想敌或未来潜在的敌人。这一定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多元化特征。其中,贸易伙伴这一定位是一直比较固定的,这主要是由于中美经济具有较强的互补性。

即使近几年中美贸易摩擦有增加趋势,但两国在经贸领域中的伙伴定位是不会动摇的。这也是中美关系能保持基本稳定的主要原因。发展模式的竞争者这一定位,主要是伴随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而出现的。

在金融危机中,美国所倡导以自由市场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受到了质疑,而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却越来越有吸引力。在军事上美国对中国“假想敌”身份的定位,主要是由于美国军方对中国军力的发展担忧导致的,特别是中国近几年在反舰导弹上所取得的进展。

美国军方的空海一体战和联合作战介入等概念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直接把矛头指向中国,把中国当作潜在的敌人来提出的。

2009年以来,除其他应急预案外,美国军方一直在充实这个军事概念,以准备和中国的全面开战。“空海战”已经走过未雨绸缪阶段,进入包括部队重组和预算拨款的贯彻阶段。尽管“空海战”通常被批评是缺乏战略的计划,但这一概念确实折射出一种重大的战略变化,就是击败中国———而非顺应其崛起为地区性大国[26]。

美国对中国的身份定位这种不确定性,决定了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不确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依然会被定位为美国的贸易伙伴、发展模式的竞争者和潜在的敌人。目前的中美关系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中。中国的发展遇到了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这一亟待解决的问题,美国经济复苏的步伐可能会随着北美能源独立的前景暂趋明朗而加快。

中美两国之间的实力差距在今后有可能会加大,而不是进一步缩小。所有这些,又会导致美国对中国的身份定位发生微妙的变化。

总之,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所追求的阻止一个能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构成威胁的大国或大国集团的出现这一大战略目标是不会轻易改变的。随着反恐在美国战略中的重要性大大降低,美国的战略重心又转移到了应对中国的崛起上来。

中国的崛起尚未完成,美国的实力相对来讲仍然有很大优势。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不会出现一个能在综合实力上和美国平起平坐的国家。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依然会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而中美关系的发展依然会受到美国对中国身份定位的影响。美国对中国身份定位的不确定性和多重性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使中美关系的未来也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