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章龙事件 王锐:罗章龙其人及其“另立中央”事件始末
在中国共产党几十年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两次“另立中央”的非常事件。这两次“另立中央”事件,不仅一度形成党中央的分裂局面,而且在党内外造成震动,产生过较严重的负面影响。两次“另立中央”的事件,分别是1931年罗章龙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人称“第二中央”),以及1935年红军长征时张国焘在马尔康卓木碉宣布自行成立“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另立中央分裂行动。
这两次“另立中央”的行动,最后均以失败告终。张国焘“另立中央”广为人知,而最早搞“另立中央”的罗章龙其事,许多人尚不知晓,一些人甚至不知罗章龙其人。
与毛泽东等共同发起“新民学会”
其实,罗章龙是中共早期很有名的领导人之一。其之所以有名,在这次“另立中央”行动之前,就可举出若干点:其一,毛泽东长沙湖南第一师范的同班同学,也是著名的“新民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其二,“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事件的几个为首参与者;其三,建党前早期组织“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就是由他与李大钊一起介绍入党的;其四,著名的“开滦大罢工”和“二七”京汉大罢工的领导者。
罗章龙,湖南浏阳人,原名罗敖阶,字仲言,又名“纵宇”、“晕云”等,因其写文章时最常用的笔名为“章龙”,故人皆呼之为“罗章龙”,后干脆废原名用此名。
罗章龙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其实两人在中学阶段即已相识并成为朋友。据罗章龙回忆,他与毛泽东的相识颇有色彩。
其时,毛泽东就读于“一师”,罗章龙就读于长沙第一联合中学,两校相距4里。“一九一五年在我校会客室外,偶然发现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启事用八裁湖纸油印的,有几百字,古典文体,书写用兰亭帖体,很象润之(毛泽东)后来写诗词的字体。
启事大意是要征求志同道合的朋友。”(罗章龙:《回忆新民学会(由湖南到北京)》,载《党史研究资料》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第一版)“二十八画生”是毛泽东的早期笔名,取自“毛泽东”繁体字共有28笔画。罗章龙看了启事,颇有感触,觉得“是一种不平凡的举动”,遂按启事内容地址写了一封回信,希望能约见。
“我的信从邮局发出后的三、四天,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回信,他在信里引用了《庄子》上的两句话:‘空谷足言,蛩然色喜。’意思是说,发出的启事得到了回音,心里很高兴。”(同上)
毛泽东在回信中约星期日上午到“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见面。因彼此不识,约定“来时毛持报纸为记”。这个星期天,毛泽东与罗章友在“定王台”院子里,从上午9时谈到中午12时图书馆休息为止,整整3个小时,颇为投契,主要内容为以下5个方面:一、当时青年头脑中存在之问题;二、怎样处世做人(亦即革命人生观问题);三、人生的价值;四、宇宙观问题;五、社会改造问题。
可以说,这天“定王台”谈话已经孕育了“新民学会”的思想基础。
“新民学会”1917年进入具体筹备阶段,1918年4月正式成立,其时,罗章龙已转入湖南一师。第一次成立大会有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何叔衡、李维汉、萧子升等14人参加,地点在长沙周家台蔡和森家里。设了个干事会,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年龄最大者为何叔衡,近30岁。罗章龙说:“新民学会成立后,名义上萧子升是总干事,实际领导人是毛泽东。”
“新民学会”的活动,主要为三项:一、思想革命;二、身心锻炼;三、革命实践。会上还讨论通过了会章。对于“会章”,当事者之一的李维汉(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之父)回忆:“会章规定学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气。’”(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新民学会”活动前期领导中心在湖南长沙。后期分为三处:长沙以毛泽东、何叔衡为主;
北京以罗章龙及后来亦赴北京的毛泽东负责;巴黎以后来留法的萧子升、蔡和森、李维汉为主。“新民学会”鼎盛期有成员70多人,中共一批著名人物,如以上提及的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李维汉、何叔衡外,还有夏曦、谢觉哉、向警予、蔡畅、易礼容等,皆出自这个“新民学会”。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创建后,“新民学会”就停止了活动。
“五四”运动为首“火烧赵家楼”
“五四”运动爆发时,罗章龙是北京大学文学学院的学生。罗章龙是1918年秋与毛泽东等20来个“新民学会”的会员从湖南长沙乘火车赴京的。他们北上赴京的目的是想争取去法国勤工俭学。后来,这批“新民学会”会员大都去了法国,蔡和森、肖子升等,只有毛泽东和罗章龙留在了北京。
本来,在争取到的赴法留学“公费名单”中,有毛泽东和罗章龙两人的名字,但两人都没去,“把公费让给了别的会员”(罗章龙语)。为什么他两人留下,罗章龙说,这是毛泽东的建议(毛泽东当年若走出国门,亲眼看看世界是个什么样子,或许对中国和他自己都是大好事情)。
罗章龙对此回忆说:“后来新民学会会员大部分都走了,只有润之(毛泽东)和我两人留在北京,为什么呢?开始准备都去,后来详细商量,润之主张不要都去,北京比长沙好,我们留下来是需要的,如果北京没有一、二个人,新民学会在北京就是个空白。
”(罗章龙:《回忆新民学会》)由此,罗章龙考入北大文学学院本科就读。毛泽东没考上,则通过在北大任教的湖南籍教授杨怀中的关系(杨在来北大之前曾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和湖南高师任教,算是毛的老师),进北大图书馆作助理员。
1919年春,没有大学学历文凭的毛泽东自认被胡适等北大教授瞧不起,“受了教授的气”,每月8块大洋的薪水也让他觉得很没面子,决定打道回湖南。临行前,毛还对已是北大学生的罗章龙告别赠言:“我们的工作今后一定会发展下去,望努力前进,多多通讯,注意身体。
”北大就此成了毛泽东的“伤心地”。报考连个预科生都没考上(毛从此终生痛恨考试,“文革”中干脆把高考取消,让“工农兵学员”直接上大学),“走关系”进北大图书馆作个地位低微的助理员,却还要受那些拿高薪的教授们的气。北大留给毛泽东的心理阴影,可能也是“文革”开始,毛泽东首先拿北大开刀的原因之一。
“五四”运动爆发前,北大在李大钊、陈独秀等引导下,其学生会中已出现了一批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学生,并构成学生会的中坚。罗章龙是这个学生会成员,北大学生会又是“五四”运动的主力。“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后,以北大学生会为主,当即组成了一个另有北京国立八校个别学生参加的行动小组。
“这个行动小组有二、三十人,而到会商量事情的人并不多。我记得五四前夕,行动小组曾在宣武门外比较偏僻的北京国立高师开了个会,会上提出的简单口号是‘打倒卖国贼’。
”(《罗章龙教授谈五四运动》,载《党史研究资料》第一辑)那天的会上还作几个决定:其一,第二天的游行示威,行动小组的人要到天安门主席台上掌握大会方向,讲话喊口号的喇叭筒,队列前打红旗,以及口号队几个关键处由小组成员掌控。
其二,天安门集会后,游行是往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示威并拟痛打卖国贼。为此,事前派人去调查了曹宅路线和门牌号,又去大栅栏照相馆看陈列于橱窗中的几位卖国贼照片,以免打错人。其三,组织纠察队维持秩序,并规定几条纪律如不准拿东西,不准侵犯妇女等。多校代表还作了严密分工。
5月4日当天,以北大为主的北京各高校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集会,学生有的穿着长袍,有的着黑色学生制服,手持“惩办卖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等标语的白布旗。游行队伍沿途高呼口号,散发传单,行至东交民巷使馆区,遇巡捕及军警阻挡队伍遂退回原路,经东单直奔“赵家楼”。
“赵家楼在一条东西向的胡同,一进去,里面有很多持枪的军警,他们一看队伍汹涌而来,就把铁门关了。于是,我们几个人用人梯的方式,后一人搭着前一人的肩上去,把曹宅临街的窗户打开,有四、五个人从窗口跳了进去,这几个人里有我,有匡日休。
院子里面有一排军警,他们没有开枪。我们跳进去的同学首先把铁门打开了,外面的学生们象潮水一样冲了进去。”(《罗章龙教授谈五四运动》)
其时,曹汝霖不在家(实为在家,躲藏在箱子间),学生们意外擒获正在曹家的章宗祥,将其痛打一顿。“痛打卖国贼的目的达到了,我们的气出了,感到非常痛快。这时有一个同学把屋里的纸拢在一起,放火烧赵家楼。点火的就是北京国立高师的学生匡日休。”(同上)
火烧起来后,学生即撤,军警开始捕人。当天被捕学生有32人。为营救被捕者,北京各校开始总罢课,并建立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联合会。压力下,当局于5月7日释放被捕学生。6月3日,北京各校学生举行规模空前集会演讲,又遭军警大肆拘捕。消息传开,上海工人首先罢工支持,遂波及全国。当局不得不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并将曹、陆、章三人撤职。这就是震惊海内外并最终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五四”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