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章龙后人 揭秘:罗章龙的起伏人生——反对王明 被开除党籍

罗章龙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曾先后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三至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曾任中共北方区委委员、中共中央工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等职。早年,他在组织发动中国北方工人运动中做了大量工作;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因严重违犯党的纪律,另立中央,受到开除党籍处分。

1934年起,退出政治舞台,转入高等学校任教。1978年后,调中国革命博物馆任顾问,是第五至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毛泽东征友罗章龙应征,共同创建新民学会

罗章龙,1896年11月30日出生于湖南浏阳东乡沔江村一个农民家庭。1910年至1916年,罗章龙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受乡人谭嗣同新政影响较深,开始接触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1915年5月中旬,罗章龙赴长沙司马里第一中学访友时,于该校会客室门外墙端,偶见署名“二十八划生”的《征友启事》一则,仔细读完,颇为感动。返校后,遂作书响应,署名纵宇一郎。过了3日,毛泽东收到罗章龙的信时,主动约罗于星期日到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见面晤谈,大意是:结交的人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

后来,毛泽东和美国着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回忆当时情景说:“二十八划生征友启事发出后,我从这个广告得到的回答一共有三个半人。一个回答来自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

此后,每遇周末,毛泽东和罗章龙便相约晤谈。他们交谈的范围甚广,从国内外政治到经济,从宇宙到人生等等,无不涉及。随着交友范围逐渐扩大,他们又共同发起组织新民学会。

1918年4月14日,是个星期天,在岳麓山蔡和森家举行新民学会成立会,出席的有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罗章龙、萧子昇、萧子暲、罗学瓒、萧旭东、陈书农等。学会公约由毛泽东等起草,经大会讨论修改通过。会议选举了干事会,萧子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

8月19日,毛泽东与罗章龙、萧子昇等新民学会会员,由湖南到北京,准备赴法勤工俭学。当时,他们8人住在一间小屋,在高炕上大被同眠,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连翻身都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毛泽东、蔡和森和罗章龙等不知疲倦地日夜奔波,从事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工作,并根据毛泽东对新民学会会员的分工,一部分会员赴法研究那里及世界革命的情况;一部分会员留在国内研讨中国的问题及解决的途径。

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罗章龙于9月考入北京大学。1919年冬,第一批放洋赴法的有蔡和森、李维汉、李富春等新民学会会员。

新民学会的会员,后来发展到70多人。根据学会的规定,每个会员一年要给干事会写一封信,由毛泽东把这些信收集起来,汇编成《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现在能看到约有3集,还有个附录。毛泽东和罗章龙往来信件甚多,载入《新民学会通信集》第2集的是1920年7月25日罗章龙收到毛泽东信后复函:“润之兄:你六月三十日的信,辗转交付,今日才到我手里,我读过之后,非常喜慰。

……学会会务发达,我觉得很高兴。现在中国最缺乏的就是知识界没有善良的有势力的士气,因之没有舆论,没有是非。青年学生,浮沉人海,随俗靡化,这便是国病。我希望我们的学会,竭力反抗这一点,便不怕没有成绩了。”

医治这一国病的药方,毛泽东在回罗章龙的信中提出来了:“章龙兄:昨信谅到。……兄所谓善良的有势力的士气,确是要紧。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诚者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它黇(“占”字应为“斗”字)换过来。

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走在“五四”运动前列,创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罗章龙在北京大学,学了两年预科和四年本科,于1924年毕业。6年间,因革命工作需要,常往返北大和外地。此时的北大正是新旧势力激烈斗争之际。蔡元培校长倾向革新,倡导和支持了多种学会。在任人上采用“兼容并包”的方略,敢于引进一些新人,其中最着者为聘用陈独秀和李大钊。

罗章龙进北大时,陈独秀已在校执教。罗章龙在中学时,就是《新青年》的热情读者,尤爱读署名独秀的文章;进北大后,则“近水楼台先得月”,深受陈独秀的影响。罗章龙后来回忆说:“他(陈独秀)常向我们谈到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对巴黎市民攻破巴士底狱和建立工人政权的革命壮举十分向往”;“他的这些言论非常符合当时激进青年的心意。

青年们对他十分敬佩,亦步亦趋团结在他的周围。正是在他这些号召的鼓动下,易克嶷、匡互生……王有德和我等各院校的青年学生,在‘五四’前夕,秘密组成了一个行动小组。

在‘五四’那天采取了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的直接行动。”“五四”运动中罗章龙不仅参加游行集会、火烧赵家楼的斗争,而且当陈独秀被捕后,立即投入到营救他的行列。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罗章龙参加了发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他们广采博收,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文献的研究,酝酿新的组织形式,讨论学会章程和会员公约等。

1920年3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诞生。学会设有书记2人,由王有德和罗章龙担任,王负责学会内部组织事务,罗负责学会对外联络责任。学会开始是一种秘密团体,因为当时社会上嫉视马克思主义,认为它主张“过激”,形同“洪水猛兽”。

罗章龙等认为在尚未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时,立即公开学会组织,会引来不必要的干扰和非议,造成更大的困难。因此,开始会员一致的意见学会应为秘密团体。但学会经过一年余的秘密工作,公开条件已大致具备。一次,研究会的成员在中央公园今雨轩开会讨论会务,不少人感到研究会长期处于秘密组织状态,不能扩大影响,不利于传播马克思主义。

而也有人担心,若要公开,会碰到一些问题,会受到一些阻力。经过反复商讨,最后大家决定公开,好在社会上争取合法地位,至少要在北大取得合法地位。最后决定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登个启事,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牌子打出去。

为了在校刊上登载 《北京大学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罗章龙等进行了多方面的工作。校刊编辑部、校长办公室秘书,直到校长蔡元培,详细阅看了启事内容和发起人的名单总算同意了。启事草稿几经修改,由罗章龙定稿,全文718字。

启事刊出后在校内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一些激进学生要求入会,经月余,会员由19人增至近50人。同时也引来一些非议,冷嘲热讽,认为“今后学校不得太平了”,妄图扼杀它而后快。但是,当罗章龙又一次拜访蔡元培校长时,他不仅支持研究会在北大会议厅召开成立大会,而且应邀参加成立大会,还在会上讲话庆贺,会后,还共同照了像。

学会成立大会那天,既有全体会员参加,又有同情、支持、看热闹的人列席。会议厅内外挤满了人,扩大了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影响。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正式成立后,第一任书记是罗章龙。他们有了图书室和办公会址,可以公开接纳会员,有计划地开展研究活动。如1922年2月2日,学会发表的第三个通告指出,学会会员增至63人,罗章龙和范鸿劼从德、英版中翻译出《共产党宣言》,刻版、油印成册,供会员们阅读研讨。

会员的活动得到了李大钊等教授的大力支持。1922年2月19日下午,李大钊在北大第二院大礼堂给会员们作了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演讲。参加的人除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外,还有许多尚未入会的人。他们都为李大钊教授的精彩演讲所深深吸引,有“茅塞顿开”的反映。

随着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活动的开展,它的影响愈来愈大,组织日渐壮大,其会员由北大发展到北京的其他院校,又逐渐发展到全国一些省份地区。仅据1923年“二七”前统计时有近300人。

参与组建北方共产党党团组织

1920年5月,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到达北京。他首先通过俄国驻华使馆的工作人员和北大俄语教师,了解到李大钊是赞成十月革命的,便偕同翻译杨明斋去拜访李大钊。

维金斯基向李大钊介绍了十月革命后俄共掌权的事迹;李大钊向维金斯基讲述了中国的“五四”运动及其产生的影响。维金斯基要求见见参加过“五四”运动中的活跃学生,李大钊就找了罗章龙、张国焘、刘仁静等,到北大图书馆和维金斯基见面。

他在座谈会曾暗示说,你们在座的同学参加了“五四”运动,又在研究马克思学说,你们都是当前中国革命需要的人才。他勉励在座的人,要好好学习,要了解苏俄十月革命,正因为如此,中国应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是后人起的。小组开始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继而又吸收了黄凌霜等,计8人。1920年11月底,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举行会议,决定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被推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

北京共产党支部创建后,陆续发展了组织,到了1921年7月,有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何孟雄、张太雷等13名成员,该组织建立后,主要活动是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开展工人运动,使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他们创办了《劳动音》周刊,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教育。罗章龙曾到长辛店,动员工人史文彬先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继参加共产党组织,为工人运动培养干部。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罗章龙任中共北京大学支部书记、中共北京区委委员(1925年改为北方区委,李大钊仍为书记)。9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罗章龙兼北方分部主任。其后几年,他频繁奔走于长辛店、天津、唐山、石家庄,以及陇海沿线、津浦沿线和京汉沿线等地,结识了一批路矿工人领袖。

他最早介绍邓培等工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批工运骨干。他还参加组织和领导了1921年11月的陇海铁路全路罢工,1922年10月开滦五矿工人的罢工和1923年2月的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

罗章龙曾回忆当年组织发动工人运动的一些情况说:“我们到工人俱乐部、夜校给工人讲课,首先讲工人二字,两者合并为‘天’字,能人多力量大,天大困难都不怕,只要团结,就能打天下,坐天下,像苏俄那样,‘工人祖国’就会到来。

这些通俗易懂的教育,工人们容易接受。经过我们各方面的努力,一部分刚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能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与工人结合起来,涌现出一批党的工运干部。工人运动有了领导,就逐步开展起来了。这说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的北方工人运动,是在中共北方区委、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组织京汉铁路总工会,领导“二七”大罢工

“二七”斗争是中共诞生一年半以后发生的重大事件。罗章龙是参与组织京汉铁路总工会、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23年1月,中共北方区委会议总结了北方铁路、矿山罢工的经验与教训,提出了今后工人运动应把政治斗争放在首位,要求立即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与会者认为,京汉铁路全线16个大站都成立了工会,其他各较小的车站,也组织了工会小组或工会委员会,全路形成统一的工会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决定2月初在郑州公开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

在这次区委会上,守常还提出:“现在北大放寒假了,我应湖北教职员联合会的邀请,在寒假期间,我准备到武汉大学去讲学,北方区委工作请文虎负责”。守常即李大钊,时任北方区委书记;文虎即罗章龙,时任北方区委委员,具体组织和领导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工作。

罗章龙将中共北方区委的决议提到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议上,该会决定于1923年2月1日在郑州公开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筹备会呈请路局将1月28日星期日不休息改在2月1日放假一天,以便代表赴郑开会。当开大会的时间、地点公开通知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时,赵继贤表面同意成立总工会,并允许各地代表免费乘坐火车去郑州,还为大会送了锦旗,而暗地里却密电吴佩孚,加强反革命部署。

罗章龙到达郑州得悉这方面情况后,立即召集京汉铁路总工会党团会议成员史文彬、项英、吴汝铭等开会,研究对策。

1月28日,郑州警察局局长黄殿辰奉命宣布禁止工人在郑州开会,吴佩乎也“电请”工会派代表到洛阳谈话。形势已很紧张。中共党团决定派史文彬、杨德甫、凌楚藩等5位代表面见吴佩孚。1月30日,代表们乘专车到洛阳见到吴佩孚时,吴佩孚狡猾地说:“你们的事,哪一件我没有赞成,但是郑州是军事地区,你们的局长来电报,请我设法制止,我已电令靳总司令,你们最好不要开会吧!”

史文彬等据理力争后回郑州,向党团会议报告谈判经过,决定不畏强暴,京汉铁路总工会按原定计划举行成立大会。

2月1日清晨5点钟,郑州警察局局长黄殿辰宣布戒严,军警出动,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代表们无比愤怒,冲入普乐园戏院会场,在军警的包围之中,宣布开会。大会主席在报告组织总工会的宗旨、痛斥吴佩孚等无理压迫工会的行径之后,郑重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

群众激奋地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黄殿辰指挥的驱赶开会代表的军警,见此情景,亦未敢动武。下午4时大会结束,代表们冲出包围,这时反动军警包围了代表们住的旅馆,捣毁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牌子;砸碎各团体所赠匾额礼物,并将工会内文件物品抢掠一空。这一切,更激起了代表们的愤怒。

当晚,罗章龙主持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党团会议,谴责吴佩孚、黄殿辰之流摧残工会的罪行,决定本月4日起,京汉铁路全体一律罢工,不达到当局撤革赵继贤、冯沄、黄殿辰,赔偿开成立大会之损失6000元等五项条件,决不上工。党团会议还决定,总工会迁至汉口江岸办公,并成立总罢工委员会。同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通电全国,号召各工团切实援助京汉铁路工友的斗争。

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响应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罢工号召。上午9时,中段罢工;10时南段罢工;11时起北段罢工;至12时,所有全路客货车、车站工作人员等一律罢工,长达1200多公里的京汉铁路线完全瘫痪。这一天,京汉铁路总工会还公开发表了《敬告旅客》一文,说明“工人罢工由军阀官僚之逼成”,“现已忍无可忍”,“希旅客予以同情”,“一致向军阀官僚攻击”。

在罢工的第二天(2月5日),湖北督军萧耀南派遣汉黄镇守使参谋长张厚生带领武装士兵40余人至江岸,要挟交出总工会委员长杨德甫等。当分会拒绝时,张即同警察所所长率军警百余名,又加一个营的驻军,一面挨户搜查,捕去司机2人,强迫开车复工;一面将机厂占领。

工人怒不可遏,冲破军警防线,将2名司机抢回。正午,军警又拘去纠察团工友5人,并扬言要以司机2人调换。总工会派项英等人到军营交涉,要求释放被拘工人。6日,武汉各工会派代表,计约2000人,持旗到江岸慰问,并举行慰问大会,到者万余人。

会上,杨德甫首先申述感谢慰问代表的盛意,接着代表发表演说,律师工会代表施洋、汉阳铁厂书记许白昊等,无不慷慨激昂,要为争自由争人权而战!会后,愤怒的群众举行游行大示威,由江岸经过汉口租界以抵华界,历2小时方散。此种闯入租界示威,实为罕见。

在长辛店,罢工第一日(4日),工会召集大会,到者3000余人,主席报告总工会罢工命令毕,群众热烈赞成,呼声动天地,均愿为自由而战,会毕即罢工。工人对待旅客极为关照,帮男旅客代雇车马,将女旅客邀至工人家里暂住,次日护送至京,赢得社会各界人士对罢工工人的普遍同情与支持。6日深夜,曹锟的直属军队率先发难,先逮捕了长辛店罢工主要领导人,然后移兵向南,有十几个车站工人先后遭到屠杀。

在郑州,4日总罢工后,郑州驻军师长靳云鹗召集工会代表谈话,勒令工人复工开车。工会代表表示:“须有总工会命令才能开车。”5日晚,靳云鹗拘捕工会委员3人。工人闻讯大愤,敌忾之心,更为坚决。6日,军警又捕去工会委员2人,强逼上工,工人置之不理。这期间,不仅郑州工人没有总工会的命令绝不复工,而且全路各站罢工工人都非常一致。“不得总工会命令,不开工”,成为当时工人唯一的口号。

罗章龙参加郑州的会议后,回到北京,驻守前门车站,与长辛店、郑州及汉口等地的罢工组织联络。当罗章龙得知长辛店驻军已于6日将史文彬、吴汝铭等11名工会领袖捕去时,马上赶到长辛店,即要工会秘书书写了“要求释放被捕工友”、“还我们的工友”、“还我们的自由”等大幅标语;接着集合纠察队,整理群众队伍,高举标语、旗帜,冲向关押史文彬等人的火神庙,与军警展开搏斗。

反动军警开枪射击,当即牺牲的有葛树贵等5人,罗章龙等29人负伤,王永福等20余人被捕。罗章龙负伤流血倒地后,经纠察队救护,突出重围,送回北京治疗。他函派和委托一些工运领袖指挥工人的罢工。

7日下午,江岸工会遭到摧残。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壮烈牺牲。与此同时,长辛店、郑州等站亦遭惨祸;各小站分会均受蹂躏,“二七”全路死难烈士约40余人,入狱100余人,负伤者500余人,失业兼流亡估计有1000户,家属被牵连者不计其数。

在这种情况下,如坚持、扩大罢工,势必造成工运的更大损失。中共北方区委召开扩大会议反复讨论,虽有人主张绝不复工,坚决与敌人斗争到底,但多数人认为敌众我寡,与敌人硬拼,迅速取胜是不可能的,于是决定忍痛复工;并要求此决定由工会组织贯彻执行。事后,罗章龙等人综合京汉全路各站报告和亲身经历,写成了《京汉工人流血记》,以示永远纪念。

反对六届四中全会,被永远开除党籍

1930年,在白区反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时,主要有两股力量:一是中共江苏省委的一些干部,以何孟雄 (省委常委、负责军委和农委工作)、王克全(省委宣传部部长)为代表,可以影响江苏省的党组织;二是工会的一批干部,以罗章龙 (中共中央委员、工委书记、全总党团书记)、史文彬(中共候补中央委员、铁总执行委员)、徐锡根(中共中央委员、上总委员长)为代表,可以左右工会系统的一些组织。

这两股力量互相配合,遥相呼应,形成较为有力的反立三路线的“反对派”。

1931年1月7日,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和王明等人逼迫下,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向忠发主持会议,并作了政治局的工作报告。米夫在会上作了报告和结论,王明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全会通过了米夫等起草的 《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

认为立三路线是在“左”倾的掩盖之下的机会主义,强调“右倾依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会议重新审定中央政治局成员,撤销了李立三、瞿秋白、李维汉的政治局委员职务,选举了王明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从而使“左”倾教条主义占据了中央领导地位。六届四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从这时起,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统治。

据当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成员兼全国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的陈郁后来写的《自传》讲,他参加了四中全会,“希望四中全会尊重多数同志的意见,解决目前党的一些实际问题”。可是,米夫和王明采用了一手遮天的做法,宣读了他们起草的决议。

尽管罗章龙、何孟雄、史文彬、徐锡根、王克全等10余人坚决反对,也无济于事。会后,陈郁回到“海总”,让秘书陈修良以海总党团的名义起草《申明书》,反对四中全会。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妇委书记的张金保说,四中全会上,江苏省委的代表和全总、海总、铁总、纱总的代表曾集体退席表示强烈反对。

四中全会后,米夫马上找反对四中全会的罗章龙、何孟雄等人谈话,并在上海英租界静安寺路一所房子 (中央一个重要机关所在地)的花园楼房里召开了一次有五六十人参加的会议,后来就把这次会议通称为“花园会议”。米夫在这次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说,首先“现在只有王明才适宜于担任党中央的领导”。接着便杀气腾腾地讲:“你们如果服从四中全会产生的临时中央的领导,就会得到好处,否则,将你们统统开除出党。”

罗章龙反对米夫以“老子党”自居的独断专横作风,使他和四中全会的中央的矛盾更加尖锐。花园会议刚结束,他们就酝酿成立个非常委员会组织,来集中领导反对米夫和王明的斗争。

1931年1月17日夜,由何孟雄主持在上海东方饭店 (旅社)召开紧急会议,部署进一步反对王明的斗争。参加会议的有中共江苏省委和工会的代表。由于李求实负责文化方面的工作,他请柔石等5位青年作家也参加了会议。

罗章龙本来是要到会讲话的,但临时有别的工作,未能出席。会议正在进行时,突然租界工部局包围会场,并把与会者捕去。2月7日,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殷夫、柔石、李伟森、胡也频、冯键等在上海龙华壮烈牺牲。

东方饭店会议后4天,即1月21日,罗章龙等17人签名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分发到工会等系统。

1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央委员会为肃清李立三主义反对右派罗章龙告全体党员和青年团员书》;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中共中央内部刊物《实话》自第6期起,连载文章,集中批判罗章龙,说“在罗文虎起草的各种文件和他发的反革命小册子中,说中共第六次大会的路线不正确,主张推翻整个领导,这正和陈独秀取消派一样。”

罗章龙等人的党籍已被正式开除,更加激起了他们对王明控制的中央不满,遂于1931年1月底组织了“中央非常委员会”。陈郁当时参加了这个组织,但当王明等人逼他悔过时,他马上于2月3日写了《声明书》,说“我所犯的错误是对由国际批准的四中全会,表示不满”,声明退出“非常委员会”。

据张金保追记往事时说,我1931年3月参加了“非常委员会”,当时“主任是曾担任过陇海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参加全总核心领导工作的孙仲毅,宣传部长罗章龙、组织部长李振慨、秘书长刘子载。

金泽霖担任秘书,我被安排为女工部长。非常委员会的常委还有史文彬、韩俊等。”张金保接着说:“1931年5月,大家撤了孙仲毅的职,推举我担任非常委员会主任。由于困难重重,我们经过开会决定,于1932年2月13日,自行解散非常委员会,把它的基层组织全部交给了四中全会后的党中央。”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苏区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时,一方面对他们的错误进行坚决的斗争;另方面自己也受到他们的打击排斥直至组织处分。毛泽东后来说:“罗章龙是湖南人,我跟此人相当熟悉。他在上海另立中央,不晓得为什么,不管那时中央怎么不行,有话可以讲嘛!你也在中央嘛!你搞两个中央,不是多了一个嘛?”

1933年4月10日,罗章龙在上海大连湾路天后宫总商会图书馆被捕。

罗章龙被捕后,谁来营救他呢?父早病故,弟章风 (曾在中共中央军委工作)已牺牲,家财已被国民党抄空,只有他的同乡同学李梅羹 (时德国洋行职员),一再访托老校长蔡元培、国民党头面人物汪精卫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罗章龙和汪精卫曾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一起工作)2人出面保释。他俩认为罗章龙已被共产党开除,保罗出狱可再为国民党工作。由于蔡元培、汪精卫作保等原因,罗章龙坐牢近l年后被释放。

传道授业解惑,着书立说传人

1934年8月,罗章龙到河南大学任教,从事经济学研究,开始了教学生涯。为什么他出狱三四个月就能为河大所聘教?一是蔡元培推荐,二是当时河大校长是罗章龙在北大的老师,聘请其来校任教,三是河大校办负责人是罗章龙在北大的同学,欢迎他来校工作。

1938年6月6日,日军占领开封,河大一部分迁往豫西镇平,罗章龙随法学院至鸡公山,不久辗转陕西任教。1938年8月至1948年7月,罗章龙在西北联合大学(后改为西北大学),任经济系教授。1944年9月,商务印书馆印行了罗章龙的《中国国民经济史》上下册。

在这部专着中,罗章龙以大量的经济史料,对史学界长期争论的中国古代历史分期、中国有没有奴隶社会出现,以及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等问题作了阐述。许多年后,他的学生都还记得“学富五车”的“罗夫子”。

杨清桂说:“我自1940年至1944年,在西北大学法商学院经济系学习,罗章龙教授给我们讲国民经济学、中国经济史、西洋经济史三门主要课程。他旁征博引,严肃认真,给我们介绍各种学派的经济思想和代表着作。”

1948年8月以后,罗章龙在湖南大学任教,继续经济史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着有《近代欧洲各国经济政策》一书于同年12月由湖南大学印行(石印)。此时,人民解放军正节节胜利,长沙市“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罢课、罢教、罢工、罢市的集会游行此起彼伏。罗章龙按捺不住自己的激情,秘密串联和组织毛泽东思想研究小组,认真学习毛泽东着作,开始了新的教学生活。

1949年8月,湖南长沙和平解放。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李达被任命为湖南大学校长。李达主编 《社会发展史讲义》,罗章龙应邀参与撰写该讲义的“社会主义”部分,即第七章。1950年5月,《社会发展史讲义》由湖南大学印行,作为师生必读的政治课教材,对于推动全校的政治理论学习和时事政策教育起了一定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罗章龙虽经向组织申述仍未恢复党籍。

1950年秋,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颁高等学校课程表,正式规定国民经济计划原理为全国大学经济系学生必修科目。同年12月,罗章龙编着《国民经济计划原理》正式出版,很快受到了全国高校、干部学校和政府经济计划部门的重视,到1951年5月曾连续3次印刷仍供不应求,成为当时的畅销书。

1953年8月,因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罗章龙从湖南大学经济系调到刚刚创办的中南财经学院计划系。在中南财大,他继续讲授国民经济计划原理,成为国内这一专业的着名教授。

“文化大革命”中的严峻考验

1956年秋,罗章龙由中南财经学院的教学岗位调到校图书馆新成立的综合资料室,进行中共党史方面的专题研究工作。1958年10月,罗章龙随校并入湖北大学继续在校图书馆从事研究工作。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罗章龙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和批判。最令人痛心的是罗章龙用红绸包裹、珍藏了几十年的中共早期着名领导人林育南的一颗铜印和他自己1930年以后记事抒怀的4个笔记本以及一些历史照片,在“文革”初期被红卫兵抄家抄走,至今无踪无影。

“文化大革命”后期,全国许多单位派人到武汉,要罗章龙提供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的一些资料。他都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使来访者满意而去。他曾向广东的同志讲述了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的经过,回答了他们提出的不少询问。

他还向湖北的同志回忆了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在武汉的活动和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的经过,并同来访者一道,寻找、考证“五大”会址,肯定了“五大”的开幕式在武汉都府堤高师附小、闭幕式在汉口黄陂会馆等重要史实,澄清了“五大”会址的诸多说法。

1975年5月,罗章龙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份请求安置工作的信,内容是:

中共中央毛主席:

久违教诲,时切遐思……由于个人年迈体弱,客居生活,气候起居有所未宜,1964年曾上书钧座,请求安置工作及居住事宜。同年9月奉手谕交湖北省委办理。但因中途人事更迭,此事荏苒经时迄未获解决,每一念及,时觉萦怀。兹特重申前请:

(一)请求重新安置,就本人力所能及的工作,俾竭余生之力,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勉尽绵薄,于心乃安。

(二)或仍返回湖南大学原校工作。

(三)请求在您为适当的时间,来京晋见,躬候起居,兼抒怀愫。

以上所陈是否有当,静候睿裁!

书不宣意,仁闻明教,庶有遵循,是所至祷!

此致

最崇高的敬礼!

罗璈阶 亲笔敬上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五日

罗章龙希望重新安排工作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但他接待党史工作者调查访问的任务仍然是很繁忙的。中共“三大”以后中央机关设在哪里?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秘书毛泽东、会计罗章龙在何处办公?长期没有搞清。在他的回忆下,得到了解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中共中央的关怀下,1978年春,罗章龙奉调进京担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全国政协委员。此后,他集中撰写革命历史回忆录,先后出版了《椿园载记》、《椿园诗草》和翻译的《为人类工作》等着作,还先后发表各类文章和资料500多篇,为抢救党的历史资料工作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1995年2月3日,罗章龙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