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陀论文 沈从文、师陀与电影《边城》(第4页)
世事既然如此,弟因此一入历史博物馆即三十年不移窝。名分上为研究文物,事实上作一合格公民,避灾免祸而已。三十年来,同事中多数人即已不知我过去干过什么,社会上其他可知。“时变启深思,经冬复历夏”。三十年中什么专家文豪,学得我一个不值的,多已成“录鬼簿”中人物,弟则犹复顽健如故,看来还可望再熬三五年,把一些常识性研究工作在进行、待收尾的逐一完成,才可望向上级首长有个交待,证明这三十年并不是个吃白饭的公民,也才对得起国内外友好!
一切望放心!
按:着重号原信中标作△,原信中无法识别的字以□代。同时据手迹对刘增杰引文有校改,()中字为原信中补写于行外者,〔〕中字为原信所无者。信中所引诗已收入《沈从文全集》第十五卷“京门杂咏”一辑中,题《七二年冬过北海后门感事》,文字与此处所引稍异:第四句为“摇落感秋深”,刘增杰文章转录时作“几秋深”,可能是刘先生在据手迹识别时判断错误,“感秋深”意义甚明,“几”则不可解;第六句为“倏忽万千巡”,这回是《沈从文全集》与手迹不一致了,手迹显示的是“千万巡”,如果从平仄对照来说,“千万巡”似乎更好一些,虽然这首诗似乎不是格律严紧的近体,但基本的平仄对照应该还是会遵循的,因此可能是《沈从文全集》在整理时出现了错误。
至于前说“茅屋”而后说有细雨从“瓦隙”飘下,显然是有些矛盾,“瓦隙”或系随手写出而已。另外,引诗之后自缺文处以下未见原信手迹,均据刘增杰先生文章转引,其中“所有拟印、已印各书案,及存书纸型”一句中,“书案”可能是“书稿(稾)”之误,看来也是识别手迹时的判断错误。
而此信中说收到师陀的“新书一本”,应该就是师陀的散文、历史小说、历史剧合集《山川·历史·人物》,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3月出版,这也可以作为说明此信是写于1979年的旁证。
在展示沈从文写信时的心态之外,这封信也提到1953年书店通知著作全部毁版的事,那个“书店”正是本文前面已经提到的开明书店,沈从文1940年代的好几部小说都是在这个书店出版的,如《春灯集》(1943年)、《黑凤集》(1943年)及长篇小说《长河》(1945年)等。
但几乎就是在通知沈从文的同时,1953年,这家成立于1926年的书店也在新时代的大潮中与成立于1950年的青年出版社合并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开明书店”很快就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了,它作为出版社名字再次出版新书已经是数十年后:1988年底,叶至善(原开明书店同人叶圣陶的长子,又是开明书店同人夏丏尊的女婿)着手筹建开明出版社并任社务委员会主任,这时沈从文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大半年了,而开明书店(以“开明出版社”之名)出版新书当然更已是在此之后了。
回头再说《文艺报》上的这则消息。
由桑弧、师陀等人参与其事的电影《边城》,尽管已经在《文艺报》上发布了拍摄预告,但所谓的“近期即开拍”很可能根本就没有落实,起码事实是最后未能真正拍摄成功。同一消息中提到的《水浒传》可能也没有拍摄,只有《腐蚀》在1950年即已拍摄成功,黄佐临导演,石挥、丹尼(黄佐临夫人)、崔超明、俞仲英、程之等主演,1951年春节在京津两地首映,但似乎很快就退出了放映行列。
在中国大陆,直到1984年,才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了电影《边城》。该片由姚云、李隽培编剧,凌子风导演,女主角翠翠由戴呐扮演,并于1985年获第五届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沈从文在影片拍摄前曾经认真读过这个剧本,并写了很多具体的改评意见。
在此之前,1981年第3期的《芙蓉》杂志上也曾发表过徐昌霖等人根据《边城》所写的电影文学剧本《翠翠》,不过沈从文对这个剧本很是不满,在1981年10月中旬给徐盈的信中曾说“若电影剧本必须加些原作根本没有的矛盾才能通过,我私意认为不如放弃好”。
不过,这均已是出现在海内外的“沈从文热”之后的事情了。(1980年11月7日的《光明日报》发表该报记者贾树枚所写的《访著名文学家、古文物学家沈从文》一文,其中说到国际上有着一股“沈从文热”。)
但就是在沈从文最为落魄的50年代初期,香港励力出版社于1952年出版了根据《边城》改编的电影文学剧本《翠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