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为什么反毛 沈志华: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搞“大跃进”【3】
最初,中国高层都认为,要解决的这个问题是执政党的问题,因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执政党。但这里存在着两种思路。毛泽东认为要“整风”——1957年1月份,他号召“整风”。你作风不好,你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不让别人活只能自己活,等等,这么搞的话,人民内部矛盾就没法消除了,所以党要“整风”。
只要共产党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就没矛盾了。毛泽东是这么认为的。毛泽东一开始很乐观,他几次说,中国没有匈牙利事件,根本不可能,把“整风”搞好了,自身党建搞好了,就行了。
但是,从会上发言看,刘少奇、周恩来他们认为,党的问题主要是党的政策问题。是不是合作化搞得过火了,对社会的限制过严了?所以他们提出了一套方案,要逐步改变党的政策,比如价格问题,养猪养鸭的范围,提高工人工资,工人可以私人盖房,中小学可以私人办,提了好多。
这么就形成了两条路线、两种方针。毛泽东提出的方针,在党内是少数派。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主要指的是党外人士帮助整风。你不能光共产党自己说,你要让人家都说话,而且要给共产党提意见。
从毛泽东来讲,他觉得党的基础状态没有问题,大家都拥护共产党,现在是党自己有缺点。毛泽东一直担心队伍腐败,这是一以贯之的,从他讲《甲申三百年祭》,从他讲“资产阶级糖衣炮弹”,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一套东西,他特别担心,中国共产党将来会走李自成那条道路。你不是败在敌人手里,是败在自己手里。这是他提出“整风”的主导思想。
但其他党的领导人、一般党员干部对“整风”很担心。因为原来有个1942年“延安整风”,很多党内的干部吃了不少苦头。所以,多数人就特别担心这个,自觉不自觉地就反对。其他领导人的讲话,地方省一级的干部讲话,都想把“整风”淡化。
比如云南省委就讲,“整风”就是学习嘛。其实这样的话,刘少奇也在讲。虽然这么说,但是从全党来讲,都很担惊受怕,人人自危。还有“百花齐放”,让党外给党内提意见,这个也很难让党内干部接受。
包括有人说,怎么能让他们起来说,这天下是老子打的,我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很多人文化低嘛,有过去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所以很多人,自觉不自觉地抵制毛泽东的“整风”。毛泽东就很不满意。他从天津出来,走江苏,到浙江,他越走越不高兴,觉得下面都没动,中央不动,基层也不动,党不听他的号召。这就有点像“文革”前,批《海瑞罢官》,他想搞“文革”,没人理他,他就跑上海去了,差不多。
对,您也在书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对于“波匈事件”的初始反应似乎是“在中国不会重演”,从而启动党内整风,但后期却转向“反右”。这是否意味着,他重估了波匈事件在中国重演的可能性?
沈志华:本来到了1957年3月份的时候,毛泽东还是很有信心的。因为他的主要目标是整顿党内。这个很合乎他的逻辑。第一,怕政权、江山就毁在自己党的手里。第二,执政党和人民群众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他认为,在执政党身上。
按照这个逻辑,整执政党是没问题的。但是党内都反对,不积极,消极抵抗。怎么办?他就利用党外力量。党外力量,工人农民是不行的,只有知识分子,必须是高级知识分子,还有民主党派,这就是毛泽东4月份提出的“开门整风”。
当然他提出来,党内有意见也不敢说什么。5月8日,中央统战部召开民主党派座谈会,开始真正给共产党提意见了。结果这么一折腾,大鸣大放,整个社会真的就起来了。上边有民主党派座谈会,下边有“五一九”北大学生运动。
会是5月8日开的,到5月12日毛泽东就感觉有点问题,提的意见有点针对执政党的地位了,针对社会主义路线了。到14日、16日就越来越感到问题严重。这个时候毛泽东开始觉得有点问题,但还没有下大决心。因为他觉得比较容易控制,这是思想问题,按他的话讲,就是“世界观的问题”,问题不大,他自认为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支持他,支持共产党的。
到了5月19日,北大学生也加入了进来,学生说话比知识分子更激烈,还搞起了串联。第二天,中共中央便做出《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从而表明毛泽东决定开始“反右”。对于毛泽东而言,他更担心的是工人和农民,如果他们也卷进来,那局面就很难收拾,就真成了波匈事件了。
但是恰恰就是在4月份农村春播以来,农村出现退社的情况;工厂从5月初以来,工厂也有了罢工这样的状况。从“整风”到“反右”,毛泽东对于波匈事件在中国重演的预估也这样从乐观转向警惕。
对于“波匈事件”,您还有个非常有意思的判断,认为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对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开始“走出亚洲”,开始挑战莫斯科在国际共运中的领袖地位。有趣的是,包括毛泽东“双百方针”在内的中共施政方针在波匈曾广受欢迎。中国在此事件的处理中是如何声望大增的?
沈志华:1949年的时候,刘少奇去莫斯科,斯大林有个说辞。后来毛泽东去,斯大林也是这么讲的。意思就是,中共也是个大党,历史悠久,很有政治经验,又取得了全国的胜利,而且还是这么大一个国家。所以,以后亚洲的革命你们管,欧洲的革命我们管。
从那以后,基本上就形成这么一个格局了。我看档案发现,亚洲各国共产党的汇报都集中到中共,有的中共转给莫斯科,有的再写个总结报告给苏联,大概就是这么个局面。建国后,毛泽东处理的周边的两件大事,他都取得了成功。
一个就是帮助了朝鲜——朝鲜战争是中国挽救的;一个就是帮助了越南——把法国人打走。所以可以说,中共这个亚洲共运的领袖做得非常好。那个时候毛泽东确实没有关注欧洲的事儿,他也不需要,那里有斯大林领导了。
但是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上台后,几件事都没处理好。一个是苏共二十大批斯大林这个事儿,毛泽东觉得赫鲁晓夫缺心眼,这个人没政治经验;波匈这个事情又没弄好。加上赫鲁晓夫自己确实有点力不从心,所以请中国去商量,去帮忙。
毛泽东就派刘少奇、邓小平去了,处理波匈问题。特别是后期,苏联出兵以后,非常孤立。东欧共产党都非常害怕,怕今天苏联把他灭了,明天就把我灭了。西方国家更是群起而攻之。你不能这样啊,哪一天你拍拍脑袋,派军队就把一个国家给灭了。所以那会儿苏联显得非常孤立。这时又是周恩来去,反复做工作,又给钱又说好话,又到匈牙利又到波兰,又跑莫斯科,穿梭外交,帮苏联把这个事儿给磨平了,给遮过去了。
所以波匈事件一个重要结果是,中国参与了欧洲事务,参与了管理欧洲共产党的事务。我觉得这个对毛泽东的“刺激”非常大。他原来也许还没有想到,要领导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要把欧洲也拿过来管。现在实践证明,苏联现在缺乏领导能力,而中国共产党当时威望很高。
这确实也是实际情况,毛泽东的经验和领袖魅力当然比赫鲁晓夫的要强多了。赫鲁晓夫一直没有在中央工作的经历,他一直到1950年才调到莫斯科当市委书记,也不是掌管全局,是斯大林死了以后,他才作为书记处书记管整个党的工作,没有几年经验。
而从实际处理的几件事看,赫鲁晓夫做得确实不好,太毛躁。当时中共和毛泽东本人在东欧确实威望非常高。我看材料,东欧国家开会也爱辩论,一辩论吵不下去了,就说看中共怎么说,看毛主席怎么说。
到了1958年搞大跃进,按理一般冷眼人都觉得是胡来呢,苏联人觉得你胡扯,一万多斤粮食怎么可能,即使这种情况,在东欧也有人跟着我们学,保加利亚专门辟了一个县做试点,搞公社。可见当时中共的威望和影响力之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