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汪晖 《戚本禹回忆录》香港面世
由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的《戚本禹回忆录》今天(4月28日)已在香港上市。全书分上、下两卷,共60余万字,为几天前(2016年4月20日)离世的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戚本禹同志历时五年,数易其稿,最终在病床上才完成修改审定的呕心沥血之作。
作者简介
戚本禹同志,山东威海人,1931年生于上海,早在1947年就读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时期就积极参与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选派前往北京的劳动大学(中央团校前身)进修,由于表现优异,1950年19岁时即被选入中央办公厅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工作,参与过《毛泽东选集》的编校工作,后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科科长、《红旗》杂志历史组编辑组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曾担任过毛主席与江青同志的政治秘书。
1958年整风期间,戚本禹同志与当时中央办公厅的其他七位青年同志因向组织反应问题,遭到时任中办领导杨尚昆等人欲借反右之机打击报复,后在毛主席亲自过问下得以平反。被毛主席称之为中南海“八司马”事件。
文革前,戚本禹同志即积极参与理论斗争工作,1963年在《历史研究》发表《评李秀成自述》,震动史学界,毛主席批语:“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1965年在《红旗》杂志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受到毛主席的高度赞扬,评论“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
”“好就好在提出了‘造反有理’。”因为无形中与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南北呼应,从而被毛主席称为“南姚北戚”。“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
文革初期戚本禹(右)和姚文元在群众集会中
1966年在毛主席主持下,戚本禹同志参与起草了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革命就此拉开序幕。
1966年在《红旗》杂志发表《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1967年在《红旗》杂志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历史影片<清宫秘史>》一文,曾得到毛主席亲自修改、周总理多次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审定,在《人民日报》全文刊载。
毛主席、周总理与江青、张春桥、戚本禹等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在一起
1967年“七二零”事件后,由于党内文革派与走资派势力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受王力、关锋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等左倾事件的影响,在王、关被中央宣布“请假检讨”五个月后,1968年1月14日亦被隔离审查,这就是文革初期具有重大标志性意义的“王、关、戚事件”。
文革结束后,于1980年7月14日被作为江青等文革派的骨干和追随者而遭到逮捕;1983年11月2日被邓小平当局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抢罪等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成为“王、关、戚”中唯一受到刑事处罚的人(王力因投靠邓小平、关锋因在狱中精神失常而免于起诉)。
自1968年被隔离之日算起,“没有少坐一天牢”(戚本禹自言),于1986年刑满出狱,被安置在上海市图书馆收藏部任图书管理员。1991年六十岁时以普通工人的身份退休。
戚本禹同志在出狱后的三十年来,作为普通公民的政治权利与基本权利一直受到非正常限制,不能使用本人真名对外联系和发表作品,就连身份证上也只能使用化名“戚文”,但他仍然积极关注国内外社会局势,坚定捍卫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反击历史虚无主义与妖魔化中国革命史的言行,对共产主义前途与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充满信心。
他始终坚持文革立场和毛主席的继续革命思想,坚信文革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对追随毛主席投身文化大革命的共产主义信仰至死无悔。2013年毛主席诞辰120周年之际,曾发表《亲聆毛主席讲五七指示》的回忆文章(《红色参考》2013年第12期刊发),公开表达了只有毛主席才是不断地思考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具有深邃战略眼光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最近几十年事态的发展充分证明了主席确实是高瞻远瞩”的观点。
戚本禹同志作为《红色参考》的读者,从《红色参考》创刊以来一直关心我们的发展和青年红色网友的成长,既积极鼓励、献计献策又坦诚地提出批评意见,使我们受益匪浅。尤其是在2014年5月19日和2015年数次与《红色参考》工作人员的长谈中,对未来政治形势的发展和正在成熟起来的中青年左翼一代寄予了厚望。
2014年5月19日,《红色参考》工作人员柴鸣在上海采访戚本禹同志
历时五年 临终完成
《戚本禹回忆录》是戚本禹同志从2011年在友人的热心支持帮助下开始写作的,他力图从历史当事人和见证者的角度还原真相,给后人以交待。去年7月,书稿中有关江青同志的部分内容曾传至左翼内部,多家左翼媒体以《回忆江青同志》为题转载,其中大量珍贵史料均系首次披露,例如:澄清了一直以来某些人对江青同志别有用心的污蔑中伤及诸多误传,以翔实的证据使我们知道了江青对周总理的尊重和周总理对江青的爱护、“两人亲如兄妹”,江青同志一直反对武斗支持文斗等等客观事实,尤其是对我们了解文革高层政治活动和掺杂其中的微妙的人事纷争,研究文革派与走资派的复杂斗争,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戚老著史认真负责,在《红色参考》因转载此文而向他征询意见时,坦言书稿尚未经自己完全审定,为避免回忆疏漏错讹,一切均应待最终定稿为准,显示了他一贯坚持的“无论观点怎样,总应该实事求是”的态度。
2015年底,戚老赴深圳再做书稿修改审定工作。2016年2月因胃痛和短期内体重骤降三十多斤而入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检查,才发现是胃癌晚期,并已扩散至肝脏、胰腺,余下的时间仅可以天来计算。但他从容面对生死,看到诊断书时非常冷静,毅然决定放弃手术,只做保守治疗以加紧完成回忆录。
3月4日他病情迅速恶化,回到上海接受最后治疗,在病床上终于坚持完成了全书的修改审定。4月20日清晨,在听到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已将《戚本禹回忆录》交付印刷的消息一个多小时后,7点58分,这位85岁的文革老人安然离世。——他终于跑过了死神,为后人留下了一份无可替代的精神遗产。
2016年4月24日上午9:30,戚本禹同志的子女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二层“银河厅”完全以私人丧仪为他举行了追悼会。虽然有关部门事先就通知禁止非亲属参加悼念,但仍有来自上海当地及北京、山西、河南、湖北、江西、广东等全国各地的左翼同志与仰慕戚老的各界群众约四百余人冲破各种阻力送别了这位值得尊敬的老人,其中包括红歌会、山西毛学会等民间左翼团体的代表。
汪晖、严海蓉、阳和平、马社香等海内外知名学者、左翼人士,以及原文革上海“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和张春桥子女等戚老生前故旧友好多人,或亲自到场或委托他人赠送了花圈。
《红色参考》编辑部与红色中国网友也派同志专程前往参加追悼会并敬献花圈。《红色参考》敬送戚老的挽联是:
生亦文,死亦文,禹心本有后继;
成也史,败也史,同志何须悲戚!
据《红色参考》现场所见,各地群众敬献的花圈不仅摆满了灵堂两侧,而且一直摆放到了悼念大厅外面。但在有关部门的严格限制下,所有花圈挽联只能写“戚本禹先生”而不能称“同志”。
一年前,《张春桥狱中家书》的出版就在中外史学界和左、右翼之间引起了巨大震动。可以想见,《戚本禹回忆录》必将以其文化大革命重要参与者的独特视角和丰富史料为我们解读真正的文革历史。虽然戚本禹同志最终没有看到回忆录的出版,但在“五一六通知”发出五十周年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五十周年之际,这位中央文革小组最后一位离世的成员已经用他全部的心血为我们留下了一座值得挖掘的宝矿。
每一个立志于社会主义重建的后来者,都应当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并身体力行地实践毛主席继续革命思想。也只有如此,才能使这位和张春桥一样至死不渝坚守共产主义信仰的革命老人没有遗憾。
以下照片均由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敖本立先生和戚老生前友人彭伟先生提供。和戚老众多友人和同志一样,他们一直支持帮助老人完成回忆录。并且在老人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陪伴照顾了他。感谢他们!
2014年春节期间戚本禹老人在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敖本立先生(右)和友人彭伟先生(左)陪同下于深圳樟木头镇修改回忆录。敖本立先生曾是文革时期原中央财政金融学院造反派领袖,彭伟先生同样有过不平凡的文革造反派经历,他们一直在为抢救历史还原真相而努力。
2015年3月16日戚本禹同志在深圳修改回忆录时,到东莞石碣水南村《袁崇焕纪念园》凭吊袁崇焕,在毛主席关于保护袁崇焕祠墓的批示碑刻前留影。
2016年2月戚本禹老人在深圳最后审定书稿,蒯大富先生去住所探望时,老人已感身体不适难以下床,准备去医院检查。
2016年2月24日戚本禹同志被友人送进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检查治疗,确诊为胃癌晚期,他平静从容地看完自己的诊断书,决定放弃手术保守治疗,以加快完成书稿。
2016年3月2日,蒯大富先生和夫人到港大深圳医院病房探望戚本禹老人,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当时戚老因病情急剧恶化,短时间内体重已下降30多斤,但仍然坚持修改审定书稿。
2016年3月4日,戚老准备离开深圳返沪治疗,在港大深圳医院病房里坐上轮椅准备出院。
在深圳北站候车的老人
回沪后戚老即住进上海第六人民医院作最后治疗。这是2016年3月6日,因没有病床,住在外科病房的过道里。来来往往的人有谁能想到,这位正在与病痛做最后抗争的老人就是中国当代历史绕不过去的戚本禹?在今天这个社会里,没有金钱和权力,当然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或许,他本应属于普通人民的一员。
经多方努力,老人终于住进病房,一直护送他回到上海的友人方才返回深圳,这是躺在病床上的戚老与友人挥手告别。
他是一位有资格去见马克思毛主席的人
2016年4月20日清晨7:58,85岁的戚本禹老人离世。只有在家中布置的灵堂上,他才可以不受有关部门的限制被称为“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