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博理图片 沙博理:此心安处是吾乡(图)
沙博理小心地拾掇着中、英文之间的距离,在两者之间架起一座桥,让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人能通过这座桥,看到中国的风景,读到中国的故事
度过最初的激情,沙博理像是走进了围城,却只能在墙头看风景。一个美国律师,在社会主义新中国能干什么?大家没底,沙博理也没底。
百无聊赖之际,沙博理捧起一本朋友送的小说,尝试着将其翻译成英文。小说名叫《新儿女英雄传》,讲述白洋淀抗日游击队的故事,文义浅显,斗争味浓,正好对着了沙博理的胃口。
闸门既已打开,激流奔腾不息。等到书完全翻译出品时,沙博理已坐在外文局的办公室里,和同事们畅聊新中国的瞬息万变。他自己也没想到,这一无意的举动,会成就他后半生的事业。
就像置身于暴风雨一般,沙博理一头扑进中文优美的情境里。那些优美的中文就像温暖柔和的阳光,不断地倾泻在他的身上。每一本书,到他手里,都像是写满了方块字的中国,那么富有魅力,使他的心胸豁然开朗。
再也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了,能够伸出一只手,带着中国腔调,和世界握手;另一只手,牵着中国的衣袂,紧随中国的步伐。
距离,在无形中消失了。沙博理小心地拾掇着中、英文之间的距离,在两者之间架起一座桥,让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人能通过这座桥,看到中国的风景,读到中国的故事。
门外的风,来了一阵又一阵。沙博理如老僧禅定,手中的笔,一直不曾停歇。《家》、《林海雪原》、《春蚕》……这些中国故事,在他的笔下,变成另一种语言,另一种气度,在异国他乡舒展、延伸……
1967年,沙博理开始翻译《水浒传》。彼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袭来,凤子受到冲击,被送到“五七”干校;女儿亚美在通县造纸厂工作,家里家外只有沙博理一人。一个人的生活简单寂寞,相伴的唯有水泊英雄们。
翻译接近尾声时,麻烦出现了——“四人帮”听说沙博理打算把书名定为《Heroes of the Marsh》(水泊英雄),这显然与“四人帮”的“批宋江”、“批投降派”相违背,他们怒气冲冲地冲进沙博理的家里。
“你们说heroes不行,那么Outlaws怎么样?”
“什么意思?土匪?”
“没错,Outlaws就是土匪的意思,是指那些无法无天的人。”
“好吧。”
问题解决了。没想到,这个冲突却让沙博理意外地找到更妥切的词——在英语中,outlaws往往被当做褒义词来用,有“绿林好汉”之意。
翻译向来是苦差事,得嚼碎了,咬烂了,在肚里翻滚千百遍,呕出来的都是心血。更何况译事有三难:信、达、雅。没有十分的勤奋,外加一分的天才,要占遍三者,并非易事。
对沙博理而言,最难的并不是理解字面意思——哪怕是半文言的《水浒传》,也完全可以凭借字典等工具逐句翻译,而是要听得懂文字背后的“回音”。沙博理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多地阅读中国历史、文化方面的书籍,这样才能听清楚文字背后的‘回音’,领会文字的‘调调’,翻译出最接近作者本意的文本,同时兼顾英语读者的语言和思维习惯”。
靠这样的细斟慢酌,沙博理一字一字爬完了百回《水浒传》。译著出版后,常常被拿来与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旧译本相较。显然沙译赢得了更多的赞誉。美国汉学家在《威尔逊季刊》上评价说:旧译本只是将《水浒传》部分地带给了西方,而沙博理的成就要比原来的译本优秀三倍。他的中文知识使这个译本更加准确、直截了当,而它易懂的英文也比旧本更加优美得体。
更有人评价道:读沙版的《水浒传》,犹如品尝景阳冈上的“透瓶香”,一开酒坛便芳香绕梁,经久不散。沙博理在中国文学翻译史上留下的,恐怕是一座无人能超越的里程碑。
晚年的沙博理和凤子好开玩笑。
凤子是个好老师,沙博理在许多场合这样说。
沙博理不是个好老师,凤子也在许多场合这样说。
这样说,是有根据的。当初,两人互为老师,一人教英文,一人教中文。结果,凤子的英文,只有沙博理听得懂;沙博理的中文,全世界都听得懂。
学者
1984年,由沙博理翻译、编辑、校正的《中国学者论述中国古代犹太人》出版。就这样,古代犹太人和现代犹太人,牵起了手来到世人面前
1978年,中国的拐点。
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沙博理的拐点。
这一年,他搁下翻译的笔——此生能够翻译《水浒传》,他已经心满意足了。此时的中国,国门打开,沙博理再也不用通过那只手,拉近中国与世界的距离。
卸下翻译家身份的沙博理,并没有闲着。他转身开始了另一段征程,着手捕捞一段丢失的历史。
与以往不同,距离,从遥远的时空赶来——“请给我们讲讲吧,你是个犹太人,在中国生活多年,一定知道古代犹太人在中国的历史。”西方来访者的一再追问,重锤般敲击着沙博理的心灵,犹太人的身份感猛烈袭来。
他坐不住了。整整两年,福州、泉州、厦门、广州、杭州、扬州、上海、宁波、郑州、开封……凡是在历史文献中记载的,有关古代犹太人来过的地方,他一一拜访过。查阅历史文献,拜访学者,约稿。
这段湮没的历史,脉络逐渐清晰。自唐代始,古代犹太人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在中国文化的阳融和阴柔的渗透下,其独具的民族文化,小溪般汇入中国文化的汪洋大海。而随着他们的语言被遗忘,宗教仪式被抛弃,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与中国人日渐趋同,就连五官轮廓也与中国人一样起伏平缓。
一个问题被单拎出来思考:众所周知,犹太人在人类历史上饱受迫害,这种精神苦难增加宗教信仰的深厚度和超越性,也使得犹太人被公认为最不容易同化的族群。但是在中国,他们却逐渐同化,作为一个民族和宗教实体,最后消失了?
所有人都在找寻这一因由。透过那些纷纭的学说,沙博理理出两条原因:从文化层面上是中国科举和文官制度使然。在没有宗教和种族歧视的中国,犹太人被平等对待,他们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以竞争官职。这就意味着,他们从小就得熟识中国文化,置身于传统的中国思想和儒家学说的支配之下。
文化的同一,必然带来通婚的大量出现。这就逐渐从犹太人的家庭生活中消灭了宗教痕迹,削弱了犹太人的社会和文化的凝聚力。就这样,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所独具的特征,在中国被连根拔除了。
不管是哪种原因,“在现代中国,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犹太教作为一种宗教,已经不复存在了。”
这个结论,偶尔会让沙博理感到遗憾。为了追寻古代犹太人的遗迹,他曾兴致勃勃地找到古代犹太人的后代,希望从他们身上能找到和他一样鲜明的犹太人特征。而每每除了想象,唯剩一声叹息。历史与现实无法拼接。
1984年,由沙博理翻译、编辑、校正的《中国学者论述中国古代犹太人》出版,很快引起了轰动。就这样,古代犹太人和现代犹太人,牵起了手来到世人面前。
此后,学者沙博理频频应邀参加各种研讨会、演讲、接受采访。不管在哪一种场合,他都在用历史事实和现实亲历证明一个定律:如果说犹太人是最难被同化的民族,中华文化恰恰就是最包容异己文化的一种文明。
文明之间的交融,远远比冲突更有力量。
1987年,在香港的一次犹太人学术研讨会上。当沙博理作为中国的唯一代表走进会议厅时,一位代表讥讽说:“你不大像中国人。”
沙博理带着微笑反驳:“你也不大像犹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