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村号贩子 提价治理“号贩子” 刘委员号对脉开错方
3月5日全国政协医疗卫生界小组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北大医院院长刘玉村分析了热门的“号贩子”问题,指出“号贩子”问题根本在于医疗资源供需失衡,建议提高挂号费诊疗费用,降低药费检查费,并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3月6日国际在线)
刘玉村委员认为“号贩子”问题根本在于医疗资源供需失衡,这“脉”是号对了。但据此建议提高挂号费、诊疗费,显然是开错了方子。
表面上看,医疗资源失衡似乎是各大医院出现“号贩子”的某种“必要条件”。诚然,假如医疗资源充裕,病人都能挂上号、看上病,“号贩子”也就没有存在的土壤。但是,“号贩子”和医疗资源供需失衡终究是两码事,两者之间并无必然关联。说到底,“号贩子”是寄生于医院肌体上的“毒瘤”,医疗资源再紧缺,都不是“号贩子”合法存在的理由。
市场经济社会,商品的价格因供求关系的改变随行就市。但是,医疗服务不能等同于一般的商品,医院院长更不能沦为“坐地贩子”。某些商品价格太贵,老百姓买不起并不会因此影响基本生活;看病难、看病贵则不一样,将直接影响老百姓的生命健康。正是医疗行业的特殊属性,决定了治理“号贩子”不能简单的运用经济杠杆来解决。
由于历史欠债等原因,医疗资源供需失衡问题一时半会儿恐怕还难以解决。刘玉村委员建议提高挂号费、诊疗费,用经济杠杆解决号贩子问题,可能带来恶劣后果:部分贫困患者在高挂号费、诊疗费前面望而却步,有病只能在家“干熬”;还有一部分患者砸锅卖铁硬着头皮看病,必然因病致贫;对于有钱的患者来说,看病当然不是问题。
提价让医院客观上成了为人民币服务的医院,严重背离了公立医院为人民服务的初衷。
医院出现“号贩子”,刘玉村委员觉得很委屈。他说,“有的‘号贩子’都能住别墅了,但是我们医院却背负了特别大的骂名。医院的保安工作一段时间后,发现当保安不挣钱不如当‘号贩子’,他在当保安期间摸清了医院所有的规律,然后辞职了,变成了‘号贩子’,所以保安和‘号贩子’很难不勾结,各家医院都有这种现象。”
医院果真管不了“号贩子”?答案是否定的。不错,医院保安大都是社会外派的合同工,这不是医院对保安无法管控的理由。医院跟保安公司之间应该签有合同,对保安的去留,医院完全可以掌握主动。若论医疗资源,在建国初期乃至六七十年代远比现在紧缺,为什么医院反而没有“投机倒把”的“号贩子”?关键还在于医院敢不敢动真格。
令人欣喜的是,就在刘玉村委员上述发言当天,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在回应“号贩子”问题时也有一个表态。李斌表示,解决“号贩子”问题,要打组合拳,会同公安部门开展综合整治,严厉打击“号贩子”。目前,北京、上海、广东都采取行动,要保持高压态势,同时要加快信息联网,真正做到实名制。李斌还说:“我相信长风破浪会有时,老大难问题会有信心解决。”
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的这个表态,算是说到了点子上。的确,解决“号贩子”问题,要打组合拳。当务之急,可以开展专项整治,从长计议,要通过改革倒逼,改善医疗服务,推广预约诊疗,建立分级诊疗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