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元凯:我亲历的“国务院科教工作座谈会”
1946年,我出生于上海的一个普通职员家庭。那时候,我家境贫穷,靠着叔叔的接济过活。因为读了《居里夫人传》,我想有朝一日成为像居里夫人一样的化学家。
考大学时,我选择了南京大学化学系,二年级时,撰写了数篇“水平在大学讲师以上”的学术论文。1965年春节,我被团中央授予“生动活泼,主动学习”的典型称号。
在转眼到来的“***”中,我却因此受到批判,被打成“修正主义苗子”。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时的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刘达知道了我被下放到农村的消息,就派人把我从浙江绍兴县的工厂调进中国科大,我成了中国高校里最早“回炉”的老三届大学生。
“***”结束后,我国的科技发展是一片荒芜,一个国家怎能没有科学知识呢?在这种思考下,我给时任***副总理的***写了一封信,呼吁大力发展新中国的教育和科技,***副总理给我亲笔回信。也正是由于这封信,***推荐我参加了“***科教工作座谈会”。
1977年8月2日,我接到从北京打来的电话,通知我次日到人民大会堂参加由***主持召开的“***科教工作座谈会”。当时***复出刚五天。
会议当天,***的开场白是:“我向中央报告了,我要先来管科技教育,我要当科技教育的后勤部长,你们有什么问题尽管反映,科教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
与会的代表多为科教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我是当时唯一的40岁以下的与会者。按照惯例,资历深者先发言。可是这些老同志刚经历过“***”,不敢随意发言。
第一个发言的是当时已经80多岁的教授。刚从牛棚出来、被批评惯了的教授一张嘴就说:“小平同志,我们这批人,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没有改造好。一定要进一步到工厂、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观察***的脸色,发现他略微皱了皱眉头。
第二例发言与第一例风格近似。之后的休息时间,协助***组织会议的童大林(后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给我们几个比较年轻的与会者做工作:小平同志工作很忙,找大家是要反映问题,尽快改变科教界青黄不接的现状。
复会之后,会场气氛出现了转变。第一个尖锐反映问题的是苏步青,苏老说他原来的“十八罗汉(研究助手)”都遭下放,自己成了孤家寡人。***当即拍板:马上给苏老配备助手,他要用谁就用谁。
午饭时间,童大林再次鼓励我:轮着发言轮不到你,你想说什么就插话。我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在当日下午的座谈中,当***询问大家有没有补充意见时,我利用这个插话的机会,提出恢复高考制度的建议。我提出十六个字“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择优录取”的原则。
话一说完,***当即表态:“温元凯提得很好!至少采纳四分之三,第二句话没必要,不一定要经过领导批准。”***当时就问在座的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今年的高考计划做得怎么样?刘西尧说原方案已经在执行了。***说,发下去可以收回去,推迟几个月,争取今年就恢复高考,就这么定了。
***话音一落,全场掌声四起。
座谈会结束的1977年8月8日,***作了总结发言,即著名的“八八讲话”。邓在发言中正式推翻流传了十七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说法,改称“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并打开了向西方派遣留学生,向西方学习先进科学教育的大门。我也因此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公派到西方学习的留学生。1980年,我来到了法国巴黎大学的居里夫人实验室做了两年访问学者,圆了我当初的“居里之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