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海斌:描画“天才”的“详密”之作——《张荫麟评传》读后

张荫麟只活了三十七岁,却是一颗照亮过了民国史学界的大彗星。不轻易许人的陈寅恪尝谓"庚子赔款之成绩,或即在此人之身也"。心气高傲的钱穆也认为"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举世滔滔皆目为"天才",殆非一种偶然,而作为与钱锺书并称"北秀南能"的存在,成为今人口中乐道的"新世说",也颇符合一般的民国想象。

不过,对于理解一个真正的学人来说,"天才论"或包涵了锐利的洞察,同时也潜在着极大的化约风险。

张荫麟本人对"传记文学"做过研究,且有心得,曾提出传记求"真"之三大标准,即:一、愈抽象愈不真,愈具体愈真;二、愈缺乏个性的愈不真,愈富于个性的愈真;三、愈缺乏情调(即生命力的表现)的愈不真,愈富于情调的愈真。

(《论传记文学的创作》)这让我们想起对"传记文学"抱有持续兴趣的胡适,也坦承给近代中国重要人物写"新体传记"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应该有写生传神的大手笔来记载他们的生平,用绣花针的细密功夫来搜求考证他们的事实,用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来评判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

张荫麟身后固不乏师友同好追忆悼念的深情文章,也陆续有讨论其诸多方面学术贡献的专题论文,但始终缺少一部能够"具体"描画其人,从而细腻表出传主"个性"与"情调"的传记,此亦旁证"大手笔"之不易得。新近出版的李欣荣、曹家齐两先生合撰《张荫麟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3月),正循这一方向做出了尝试。

全书凡五章:(一)清华园中的翩翩才子;(二)未来史家的哲学之旅;(三)编修通史之业;(四)宋史研究之建树;(五)抗战时期的事业波折与生命归宿。

(二人分工为曹家齐执笔第四章,余皆李欣荣撰写)如作者在"绪论"中开宗明义,"如今要为张氏撰写评传,叙述其天才的轨迹,但主旨并不在于表彰个人,而是欲明史家素养之如何养成,表明当时史界学术理路之多元化,以及反思史家在世变中的因应之道。换言之,做成详密的史家个人之史,不以外在的理论框架规范历史人物"。(1页)验诸全书内容,可以说贯彻得相当不错。

本书并非作者激赏于"天才"的一时兴起之作,实际经历了长期的准备。撰写评传之前,李欣荣教授与美国陈润成教授越洋合作,搜集有关张荫麟的一切论著、译文和书信,相继完成"张氏史料三部曲",即《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张荫麟全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张荫麟哲学论著集》(北京大学出版社待刊)。

据作者交代,自2001年开始着手,到2013年编成付梓,《张荫麟全集》的打磨时间超过了十年,成三巨册,共收文二百五十篇,篇幅达到一百八十万字,为迄今为止张荫麟文集之最全者。

又《追忆张荫麟》中收录广州中山图书馆藏"容庚档案"和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藏"傅斯年档案"中有关张荫麟函件,多半属首次公开,弥足珍贵。

这类"用绣花针的细密功夫"搜求史料的工作,为评传写作打下坚固基础,也使得作者在讨论问题时,较前人更多凭藉,更中肯綮。如张荫麟留美前后由哲学转入史学,论者多据其后来致张其昀信中语为解释:"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治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

此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与张其昀书》,《思想与时代》第18期,1943年1月1日)作者先是找到了《张荫麟清华学校成绩表》,这当然是张氏早期功课表现的直接证明,也是其"文史天才"的直观证据。

通过斯坦福大学学籍档案,作者又掌握张荫麟1929年在哲学系所修科目,发现其明显欣赏数理逻辑和分析哲学,而对"中世纪哲学"一类直指内心的心灵哲学不感兴趣,故自谓"素不喜此,格格不入,而又不能不应付,每一展卷如饮黄连";张荫麟稍后转入经济系攻读社会经济,完成社会学理论、社会心理学、社会组织等课程,当时斯坦福大学另有纯社会学研究的学位课程,张氏没有选此,透露其"欲从其他学科获取研治史学的方法论,而非向社会学转行"。

(54—55页)

张荫麟在美国虽然主修哲学和社会学,但最终目标仍在于国史研究。作者引用致容庚书札,证明其以英国大史家吉朋自况,且有"弟主要兴趣虽转向哲学,回国后断不能忘情于国史"的自述。(62页)本书更有意义的发现,是留学时期的张荫麟已为将来史学研究有意识地做史料准备工作,在他计划中,将纂成两种史料汇编,即"美国访书志",与"清史外征",尤其后者征集外人观察清代大事之记录,内容约分为"明末清初来华耶稣教士之通讯及见闻记"、"西国来华使臣之行记"、"对中国各次战争之纪事"、"洪杨变乱之记载"四类,"可见其对于近代史,尤其是中外关系史颇为留意,且注意到由外人撰写之相关史料的重要价值"。

作者进而指出,"蒋廷黻在数年后方才提出中外关系于近代史之重要性,亦与张荫麟不谋而合。

"(62—63页)实则,较张荫麟略早几年留学的罗家伦,在欧洲眼界已开,意识到"近代中国通史是与世界关系分不开的,所以近来专刊英、德、法各国有关系之材料,在中国所不能得的",并手抄"鸦片"、"洪杨"书籍多种,有意为将来编纂"近代中国史料丛书"之资。

张荫麟留美前后,程演生、刘复、俞大维、萧一山、王重民等人于海外"访史"亦多创获。不过,张荫麟对保存近代史料的敏感和领悟确有"异乎常人"处,联系到他后来力倡"历史访员制",以及在北平厂甸、隆福寺书市长期搜购辛亥革命史料,为写"民国开国史"准备(108—109页),真可算作较早钟意于近代历史研究,并于史料工作着人先鞭的前驱人物。

这就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张荫麟与近代史研究关系的理解,突破了既有的只就甲午海战写过几篇文章的刻板印象。

人无往不在关系之中。梁启超晚年在清华教授"中国历史研究法",谈到"理想专传"(即评传)写法,是"以一个伟大人物对于时代有特殊关系者为中心,将周围关系事实归纳其中,横的竖的,网罗无遗。比如替一个大文学家作专传,可以把当时及前后的文学潮流分别说明。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分论一)张荫麟自号"素痴",却绝不是"不通世故之书生",贺麟认为他有中国一般旧式学者少有的"与朋友共事合作的精神"。(21页)留洋期间,他也相当留意跟进国内学界的动态,故拜托好友容庚,"国学界如有重要消息,便中望略为见告,免致回国时从无头绪,变成落伍者"。

(63页)本书为张荫麟作全传,未仅局限于阐发张氏史著的内在理路,而能用学术史的眼光关心到时代思潮、政治取向等外缘因素与史学的互渗影响,运用以下两者的辩证法:一面在"关系"、"网络"中探究人物命运,一面藉由人物趋向探明"潮流"。

作者提示我们,张荫麟在清华求学期间迅速崭露头角,得助于在北平的粤籍学者,如辈分较高的梁启超、陈垣、伦明及新来求学的容庚、容肇祖兄弟。

(28页)张荫麟固然是"学衡派中的书评健将",不过与学衡派的关系却比表象要复杂得多,作为吴宓的得意门生,张荫麟与乃师始终有一种"合作的紧张",极耐寻味:张受命于吴编辑《文学副刊》,但在书评风格上时有"过火",为后者所不容;张承认"文学兴趣是雨僧先生启发的",但在文言和白话的文体之争、翻译理论问题上坚持己见,迫吴做出妥协;张身边学友多"南高"背景,就其学术关心而言,"对于北大学者的兴趣就远不如东南大学",相应对于东南学风的理解已非吴意念中的"学衡"精神所能范围。

(29—43页)

张荫麟由美回国求职之际,陈寅恪专门致信傅斯年,推毂可谓不遗余力:"其人记诵博恰而思想有条理,若以之担任中国通史课,恐现今无更较渠适宜之人。若史语所能罗致之,则必为将来最有希望之人才,弟敢书具保证者,盖不同寻常介绍友人之类。

北大史学系事,请兄转达鄙意与胡[适]、陈[受颐]二先生。"以往论者多从这封异常著名的推荐信立论,强调陈氏奖掖后学,然而恰不能解释张荫麟后来为何没有去成北大,也没去成史语所。本书辟"求职因缘与学界派分"专节讨论此问题,鄙意为全书最见精彩的部分。

据作者分析,陈、张相交除了因岭南学人的交往圈外,主要以吴宓为中介。陈氏推荐张荫麟入北大教通史,既有对其"精于考据却不止于此的史识"的欣赏,也关系到钱穆独任中国通史讲席的特殊背景。

而除出身清华的因素外,张荫麟留学美国欲以哲学和社会学辅助治学的取向,此时已难获得傅斯年的赞同,后者婉拒推荐,"反映出其对张荫麟不大看中,而与陈寅恪的看法有所分歧"。

至于张荫麟进入北大的主要阻力,则在胡适身上,因为张氏与吴宓关系过密,招致不满。这从张荫麟回国后只在北大得一临时兼职,而且讲授其"不甚措意"的"历史哲学"可见一斑。(82—83页)诸如此种学界派分、暗中竞逐的消息,在张氏受命纂修通史课本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书评事件上亦有透露,从中略可窥见三〇年代以胡适、傅斯年为首的主流派与各种非主流纠葛中并进的多元学风。

最终张荫麟还是入职清华历史系。从觅职过程看,粤籍在京学者"颇为关心,且互相支持",尤其容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为粤籍出身的作者对于"北平的粤籍学术网络"再三致意,且特别留心"南学"兴起的势头,想必别有会心处。

关于张荫麟的通史编纂观及未能完卷的代表著作《中国史纲》,为学界关注最深,研究成果最丰富的问题。作者亦不吝笔墨,第二、三、四章中"留学时期的史学准备"、"撰写通史课本的缘起、方法和实践"、"通史原理之探索"各节,均有涉及,且见新意。

如梳理《中国史纲》写作过程时,着重还原张荫麟与清华同事兼好友吴晗的合作和矛盾。(90—92页)又通过铺陈张荫麟与钱穆的"岐见",分析三十年代通史纂修的一般理念及其约束条件。

(93—94页)张荫麟素长于抽象理论思维,除了通史教科书的写作实践外,也有"通史原理"的全面总结,这方面最著名的文字便是《中国史纲·自序》。今人讨论张荫麟通史方法论,多据此展开。

作者发现张荫麟的理论探索并未以《自序》为满足,而是继续加以修订,成《论史实之选择与综合》一文,最后以"遗著"形式(整理者谢幼伟)发表于《思想与时代》第十八期(1943年)。《自序》中提出判断史实去取的五大标准,即(1)新异性的标准;(2)实效的标准;(3)文化价值的标准;(4)现状渊源的标准;(5)训诲功用的标准。

《论史实之选择与综合》则多出一种"决定性的标准",同时强调编年史的重要性,以及厘清统贯"动的历史繁杂"的程序。

张氏指出时间秩序"最原始"、"最粗浅",但却是"最客观"、"最少问题的",在此基础上,还应认识因果、循环、演化(发生变化而大体不变)、矛盾发展(新旧组织体发生蜕变)、定向发展(循一定方向变化)等五种"秩序",且无识见高下之分,而是"任何通史所当兼顾并容的"。(148—152页)

从本书的叙事方法看,基本按照时间这一"最客观"的顺序展开,完整叙述人物生平。作者似颇服膺张荫麟通史写作中"说故事"的方式,相信"贯穿史材的最好之线索是事实本身的脉络"。(92页)这种办法的好处是畅达易懂,但相应的问题是容易割裂同主题的材料并其分析,如本书多次讨论到张荫麟的通史编纂,但被打散在各章,读者不免有复按之累。

又各章中小节安排,有些纯系传主生平行止的铺叙,有些则基本局限在学术史的内部问题,首尾读来,文气略显不畅。

相对而言,本书第四章"宋史研究之建树",大概是全书主题最为鲜明,论述也最集中的一章,执笔者曹家齐教授专攻宋史,学有本源,语多行话,故所作也有很强的针对性。这部分不仅是对张荫麟个人宋史研究业绩的总结,同时也可以视作对民国时期宋史研究史的全盘清算与评估。

作为一本史家评传,本书征引史料可谓不厌其细,对传主刻画和分析亦极具体,然在"评传"之"评"的部分,则表现得相当节制。作者自谦曰"张荫麟先生之高才硕学,当是比肩之人堪窥宏旨,我等末学后辈,与先生渊霄之距,不能扬先生学术真谛,本在情理之中" (8—9页)。

付之于写作策略,则取"他观"以别于"主观"和"客观",即尽量减少个人的主观判断,"不妨以其他学术人物的观察和评论来代替,或更能体现历史的真实性"。这当然是对待"天才"相对保险的方法。不过,作为读者,我很感谢作者用"写生传神的大手笔来记载他的生平",也期待"用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来评判他在历史上的地位"。

本书文字雅洁,读来颇感愉快。微有一些措词细节或尚可斟酌,如"以胡适、傅斯年为首的主流派首当其冲受到冲击"(63页)、"报纸的记载范围既广且速"(108页),惟白璧微瑕,无伤大雅耳。

(发表时有删节)

李欣荣、曹家齐:《张荫麟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