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建华黑帮 汪建华:黑白之间——世界工厂周围的帮派与劳工政治
【又是一年岁末年终,在中国的土地上已经开始了以农民工群体为主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回家”二字,是中国城乡问题的探索起点,从城市工厂回到农村故乡,是无数中国工人每年的大事。在土地、人口、粮食等诸多问题已经被反复讨论的当下,有更多的学者开始从兼具工人与农民双重身份的农民工群体本身出发,研究更为深入的城乡问题。
本文摘自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新生代农民工组织化趋势研究”课题组分报告《非正式群体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化趋势》,本文为删节版。】
城市帮派始终是民国劳工政治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帮派总是根据自己的利益,在各方势力之间摇摆,时而成为组织工人、推动工运发展的重要力量,时而又扮演控制和分化工人的角色。
底层工人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向城市帮派寻求庇护,在宏大的集体抗争浪潮中也总是很自然地被帮派组织起来。民国帮派与劳工政治的关系,对于我们理解当代世界工厂中的劳工问题不无启发。相比民国的移民工人,改革后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不仅在各项公共服务上遭遇歧视性的待遇,缺乏向上流动和融入城市的渠道;同时,在国家统合主义的总体格局中,他们也缺乏工会、劳工NGO之类的正式组织资源,缺乏争取权益、表达诉求的渠道。
在“拆分型农民工生产体制”下,工人同时面临着制度化流动渠道与制度化表达渠道双重缺失的结构性困境,制度能够给予的发展空间远比民国的同仁狭小。农民工是否也会在城市工厂周围的帮派团体中寻求发展、庇护甚至抵抗资源,值得讨论。
早期对流动人口的研究表明,老乡关系,有时发展为都市中的地缘社区,是农民工在陌生和歧视性的城市生活中寻求庇护和慰藉的重要支撑网络,也是各种“野猫式罢工”行动中的重要动员资源。有时乡缘关系发展为地缘帮派势力,在农民工的日常抵抗和集体行动中,若隐若现。
帮派团体的类型
为考察帮派团体与劳工政治、与新生代农民工组织化的关系,笔者主要在深圳、东莞、中山等珠三角城市,对警察、治安员、帮派中小头目,进行深度访谈。[5]其中,警察既是帮派团体信息的重要提供者,又是我们访谈帮派中小头目的引荐人和陪访者。
在复杂的珠三角城市社会中,基层干警和帮派中人共生共存,其利益关系容我们稍后再做分析。由于珠三角流动人口众多,警力严重不足,在每一个社区,都存在从社会中招募而来的庞大的治安员群体,他们与城市社会中各种非正式群体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
他们的陪访,非但不会让帮派中人保持防范姿态,相反,在他们的引导下,我们能够在一种拉家常的氛围中了解帮派中的轶闻和运行规则。对工厂工人和管理者的访谈,有助于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增强对帮派、混混团伙的了解。
根据成员的社会来源构成,笔者将帮派团体主要分为地域性帮派和非地域性帮派两种。地域性帮派团体是在乡缘关系基础上,基于地域认同和共同抱团获取资源的需要而形成,成员资格相对封闭。一般来说,成员资格会限制在特定的省、市、县范围内。
非地域性帮派团体的形成则比较随机,成员并不来源于特定的地方,而是在街头打拼抢掠的过程逐渐形成组织、产生头目。地域性帮派往往黑白均沾亦正亦邪,而非地域性帮派的形成一般纯粹基于成员共同的掠夺性动机。
毫无疑问,城市中的帮派混混团体成员,很多在乡村就是混混。但抛却个人品质的差异,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之所以进入到帮派团体中,还是有其结构性的原因。我们将其归纳为三个方面:流动渠道缺失、消费文化风行、工厂内迁。
新生代农民工各种类型的反抗在某种程度上,与异化劳动带来的紧张有关。同样,对于工厂异化劳动的不适应,很多时候也导致他们从工作现场逃离,寻找更自由舒适的工作,各种娱乐场所的工作是一种潜在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