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扬谈唐宋变革论 访谈李华瑞:日美中对“唐宋变革”论的认识与反应

澎湃新闻:史学研究要打破时代界限,打通断代史研究的壁垒,“唐宋变革”论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您很早就开始关注唐宋变革论问题,2003年的时候发表了《20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又于2010年主编了《“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前段时间程应鏐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中,您和张邦炜、包伟民、楼劲、虞云国等先生一同重新探讨“唐宋变革”论。

说到唐宋变革论,自然不能不提日本史学界,如虞云国先生在对话中认为日本唐宋变革论的产生有其独特的政治、文化背景,那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究竟是如何提出的呢?他的核心又是讲什么?

李华瑞:“唐宋变革”论是20世纪颇有影响的一个话题,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唐宋史学界都不约而同地认识到,打通唐宋断代界限是提高唐宋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唐宋变革”论受到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2010年主编《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我写的那篇文章是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爬梳唐宋变革论的由来和发展。

在这本书中各位学者对于唐宋变革的认识也不是统一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但我当时的初衷是期望这部书稿的出版能对学界的唐宋变革论泛化现象有所改观。我认为从学理上搞清楚“唐宋变革”论是怎么来的、怎么发展变化的,对于推动唐宋史研究、客观评价唐宋变革论,是很有必要的。

其实,日本学界早在19世纪末就开始借鉴西方把欧洲历史划分为上古、中古、近世的分期方法,对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有多种不同的划分。但是真正对日本学界、对整个世界范围研究中国唐宋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是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提出的宋代是中国近世开端的假说。

内藤虎次郎的宋代近世说,最早形诸文字是在1909年,内藤1909年在中国近世史讲义的绪言中提到:近世史应从什么时代开始,当说是从宋代以后。之后,内藤湖南在1914年出版了《支那论》、1920年讲授《中国近世史》的讲义,1922年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又系统阐发了他的宋代近世说。

内藤湖南关于宋代是中国历史近世开端的假说提出后,当时在日本国内学界的影响不算大。后来经他的学生宫崎市定等人的发展推广,到第二次大战结束以后,中国近世说在国际唐宋史领域才开始有了广泛影响。

虽然内藤湖南的时代分期说讲的是唐宋社会发生的变化,但他的宋代近世说与唐宋变革论严格上说是有一定区别的,唐宋变革论实际上是他的后继者和学生在其假说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而形成的。1954年池田城发表了《关于唐宋变革的再检讨》,是较早将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概括为“唐宋变革”的文章。

后来真正将这个时代观发扬光大,把唐宋变革作为京都学派的一个重要学说的当首推内藤的弟子宫崎市定。内藤专攻的断代其实是清代,宫崎才是专门研究宋代的,他最早对内藤湖南的历史分期持怀疑态度,后来经过十数年的研究后达到了和内藤一样的见解,认为宋代和唐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期,是近世的开始。

两人的重点也略有不同,内藤强调唐宋的分野,偏重讨论他所处的中国现实社会状况的起始,宫崎侧重讨论按西方近代社会发展模式比附中国历史近代的起始,着重阐释宋代的“近世”特征,当然,宫崎所说的宋代近世特征是比附于西方的近世而来的。

宫崎市定继承发展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最重要的贡献有两项,一是撰著《九品官人法研究》,为内藤的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治转变的观点继续提供佐证,再一个就是宫崎对内藤的宋代近世说添加了社会经济方面的内容。

经济内容的补充主要是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

因为二战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日本史学界有很大影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就是强调经济发展模式是历史分期的基础。宫崎市定受到这样的影响,在经济方面他从隋朝大运河的开通带来的内陆运行机制的变化、商业的发展和全国市场的形成、政府财税政策的变化、城市的近代化等很多方面来全力描绘宋代类似于西方的近世特征。

经过宫崎市定的发展,唐宋之间发生的很多变化便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不仅是晚清中国社会制度、风俗、思想形成的源头,更是开启了西方意义上的近代社会的大变革。

后来这也成为日本学界的定论,从唐朝衰亡经五代十国再到宋朝建立这段期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决定意义的性质变化。不过需要指出,上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学界在反思西方中心论的同时已逐渐放弃用西方近代社会发展道路比附中国历史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