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辉逝世?李登辉是谁?李登辉简历

李登辉(1923年1月15日—),台湾地区前领导人,中国国民党前主席。生于台湾台北县三芝乡,祖籍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县湖坑镇奥杳楼下村。1946年9月,经中共台湾支部组织部长张志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脱离中共。

1952年至1969年,两度留学美国,并执教于台湾大学。1972年为蒋经国延揽入阁,任“政务委员”,至此投身政界,为国民党新生代台籍政客骨干人物,曾推动台湾农业向现代化转型。1988年出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中国国民党主席。

简历

1941年毕业于淡水中学,考入台北高等学校文科(即台湾师范大学前身)。

1943年东渡日本,入京都帝国大学农业经济系。

1946年返台,转入台湾大学农学院农经系,参加“新民主义读书会”,1949年与曾文惠结婚,并毕业留校任教。

1946年9月经中共台湾支部组织部长张志忠介绍入党,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慑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镇压而脱党。

1952年考取公费,首次赴美,入依阿华大学,主攻农业经济与物价的关系。翌年回台,任“台湾农林厅”经济分析股长,并执教于台大。

1957年调任台湾合作金库研究员,嗣任“农复会”技正,并升任台大教授,兼中兴大学农经研究所教授。

1965年,考取美国洛克菲勒农业经济协会与康奈尔大学联合奖学金,再度赴美,入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台湾农工部门间之资本流通》获全美最佳博士论文奖;引起蒋经国重视。

1969年学成归台,续任台大教授,兼“农复会”农业经济组组长、顾问。1972年为蒋经国延揽入阁,任“政务委员”,至此投身政界,为国民党新生代台籍政客骨干人物。参与制订《加速农村建设重要措施》、《农业发展条例》等,推动台湾农业向现代化转型。

1978年调任台北市长,标榜"物质与精神并重、郊区与市区均衡发展"为市政建设原则,创办"台北音乐节",推行都市更新计划,建立公务人员训练中心、台北市资料处理中心,取得一定政绩。

1981年12月出任“台湾省主席”。1984年被蒋经国提升为“副总统”,并进入中常会,刻意培植其为接班人。

1986年任“十二人革新小组”成员,后接替严家淦任总召集人,研拟政治革新方案。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逝世,当天继任“总统”,旋即出任国民党代理主席,总“十三大”上正式当选主席。

1990年5月任第八任“总统”,嗣兼任“国家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会长。[1]

2000年3月24日,辞去中国国民党主席职务。[2]

2000年5月20日,卸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著有《台湾农业发展的经济分析》、《台湾农业成长的过程与型态》、《农产品价格政策与水准》、《农业发展的初期条件与政策》等。[1]

以“大腕台独分子”为友为“师”

与彭明敏是“莫逆之交”。李登辉和“台独教父”彭明敏谈论他俩“友谊”的事,在李登辉上台前后的几年里,是台湾媒体报道的热门话题,而且“彭明敏在说到李‘总统’时,总掩不住心情的喜悦”。从他俩的口中人们了解到:台湾在日据期间,彭明敏读东京帝大,1945年7月在前往长崎的路上,被盟军飞机炸断左手臂,李登辉则读京都帝大。

战后回到台湾为台大同学,在学生宿舍,二人于焉认识,因为彭明敏只剩右臂,在宿舍大澡堂洗澡时深感不便,常有共浴的同学帮他端水或擦背,李登辉也常助彭一臂之力。

两人在宿舍里,“总彻夜长谈聊个没完没了,久而久之结成莫逆”。后来彭明敏望重士林,享誉国际,身份地位远远超过李登辉,但彭还是对老友以礼相待平起平坐,使李登辉深感友谊的可贵。此后两人“友谊之树,常绿不衰”,在彭明敏1964年因炮制“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而被抓的前一天晚上,还和李登辉在一起吃过饭。

彭明敏外逃后,虽然李登辉成了通缉彭明敏的“党和政府”负责人,但俩人仍然“心魂相系”,正如台湾媒体指出的那样:“李登辉彭明敏貌离神合”。例如,1987年李登辉接见北美洲台湾人医师协会会长、彭明敏信徒杨黄美幸的丈夫杨次雄时,杨向李耳语说:“彭先生向您问好”。刚上任不久的李登辉却毫不避讳地说:“现在不必这样神秘兮兮了,请你转告彭先生,请他好好研究,如何来对付那一边(指中国大陆)。”

1988年1月李登辉“荣登大宝”,彭明敏立即吹捧李是一个“尊重民主”、“很正派、很有理想的人”,并“祝他好运”,“希望他能排除万难……让台湾和平地完成体制的转变。”还不无吹嘘地说:“在台大时,我们常接触,彼此很谈得来,我常去他家,他也常到我家里聊天,彼此是蛮要好的朋友。

”以后彭明敏就总不时地称赞李登辉“学识渊博,具有道德人格”、“是台湾和平实现民主政治最佳掌舵人。”而且二人私下还间或有书信往来,彭明敏曾就台湾问题“写过几点意见托人带给李登辉”。

在1990年春台湾围绕“总统”选举展开激烈政争时,彭明敏以“亚太民主协会”主席之身,毫无顾忌地公开支持李登辉,说什么我“大胆在特殊的处境中为李登辉背书,是因为台湾没有更适当的人选当‘总统’。”

和刘庆瑞“相濡以沫”。民进党人办的《民进》周刊,1989年2月刊载一篇文章说:“认识李登辉的朋友都知道,早期的李登辉具有相当清楚的台湾人意识,尤其在尚未与国民党的政治圈接触之前,李登辉常在三五好友相聚对酒时,出现极为激昂的台湾人意识。”那时,李登辉和刘庆瑞、郭婉容夫妇“相濡以沫”。台湾大学的学生戏称他们的这三位老师是‘铁三角’。”

文章指出“刘庆瑞不但是个知名的‘宪法’学者,也是一位很早就领悟到台湾国际地位问题的台湾人……早期台大法学院有一个很普遍的传言说,当时彭明敏和他的学生所发布的《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其实还不是最震撼的作品,在同一个时间里,据说刘庆瑞已经完成了一部‘台湾新宪法’,倘若发表,将是独步全球的台独经典之作。

”《民进》认为刘庆瑞是“台独”分子的判断,为“宣言”炮制者之一的谢聪敏所证实。刘是谢大学毕业论文的指导教授。

谢在1992年回忆说,“经过和彭明敏、刘庆瑞、殷海光几位老师的讨论,我已经认识到:如果国民党不变,这样下去,台湾是一个悲剧。”于是就投入了“台独”的行列,“才有了后来的《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

和蔡武雄是“好朋友”。蔡武雄在美国创办的“台湾国际关系中心”,是“海外五大台湾人社团”即五大“台独”组织之一。他和王秋山等是李登辉在康乃尔大学时的同学、“好朋友”。在1988年底或者1989年初,他们返台探亲时,李登辉在日理万机之中,拨出长达4个小时的时间,和这些“台独”老同学叙旧、聊天,而且让他们大门进大门出,丝毫不在意党内的反对意见和台湾广大民众的强烈反感。

聘翁修恭做“家庭牧师”。李登辉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徒。“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奉行“入世神学”、“出头天神学”和“自决神学”。在岛内“台独”活动中起着独特的作用。它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人权宣言》等三个东西,被认为是岛内“台独声音发皇的根基”。

《人权宣言》宣称:“面临中共企图并吞台湾之际,基于我们的信仰及联合国人权宣言,我们坚决主张:‘台湾的将来应由台湾1700万住民决定’”。它还提出“为达成台湾人民独立及自由的意愿,我们促请政府于此国际情势危机之际,面对现实,采取有效措施,使台湾成为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

而这个“宣言”就是在翁修恭当“长老教会”总会代理议长期间,炮制出来的。因此,他被人称为“岛内公开倡言台独主张的前锋人物”。

就是这个“台独前锋人物”翁修恭,却在1988年底,就是说在蒋经国逝世的当年,却被李登辉聘请为“家庭牧师”。

与黄彰辉是“教友和旧识”。黄彰辉曾任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议长,是该教会“本土化神学”、“出头天神学”和“自决神学”的倡导者与奠基人。由于“和彭明敏时有联系”,在彭因“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被捕之后,离开台湾。

上个世纪70年代,他在美国先后发起组织“海外台湾基督徒自决运动”和“台湾人自决运动”,成为海外“台独”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黄彰辉于1987年7月回到台湾,获得“李登辉‘副总统’的茶会邀请”,见面时,当李登辉邀请黄彰辉上座时,黄彰辉一语双关地说道:“时阵(候)一到,该你坐的位子,不要迟疑,尽管就座吧!

”俩人还就“变更台湾政治体制”,“进行了一次充满智慧与爱心的对话”之后,黄对李“颇有好感”,当即对李期许道:“有你在位,我们就放心。”

1988年1月13日20点08分,“时阵到了”,李登辉在“‘总统’的位子”“就座”,黄彰辉欣喜若狂,表示“李登辉是一个台湾人、一个基督徒,我对他的评价很高、期待也很大。”并呼吁海外台湾人:“我们应该给李登辉一个机会,让他完成理想,因为李登辉知道掌握变更政治体制的重要性。”

这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李登辉的交友、择“师”,十几年前台湾媒体指出:“这是李登辉内心深处对于台湾独立运动一个悠远而深沉的表态,表示他从未忘记年轻时代的理想和朋友。”这话点中了要害。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了,李登辉“年轻时代的理想”,就是当《圣经》中的“摩西”,妄图带领台湾演出一场“出埃及记”。

靠“反台独”当了蒋经国接班人

长时间以来,很多人都问,这样一个李登辉,怎么让坚决反对“台独”的蒋经国选中当了接班人?殊不知李登辉就是靠“反台独”被蒋经国看中的。这是“追随经国先生左右16年”的“前‘总统府’副秘书长”张祖诒,在一篇题为《经国先生提名李登辉为“副总统”之我见》的文章中披露的。

这位“追随者”说,蒋经国之所以选择李登辉,一是他的“政绩”;二是他“生活起居甚为简朴”。但起了“极大的关键作用”的,是李登辉的“反台独”。为了不落“曲解”之嫌,特将文章有关部分原文照录:张文写道:“上述几件事情,固然都为当时的省府李主席取得较有利的地位,不过,真正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优势,则在于李的另一表现。

因为经国先生在考量搭档伙伴条件时,除了前面说的各项要求之外,还有一项特别重要的基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也就是可能被遴选为‘中华民国副总统’的候选人,必须具有坚定的国家民族意识,这是要件中的要件。”

按照这样的条件,李登辉怎么被蒋经国选定的呢?文章紧接着说:“而就在民国73年10月间,台湾省李主席向第7届省议会提出施政报告,并接受省议员对省政的总质询,于经过连续若干次会期答复质询之后,轮到党外议员(当时民进党尚未成立)的联合质询,贸然提出‘台湾独立’问题,要求省主席表示态度。

如果想要避重就轻,省主席尽可以超越省政范围为借口不予答复。但李主席却面对问题,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两句话明朗回答:‘中国历史没有抛弃台湾,台湾怎能脱离中国大陆’,鲜明显示了他正确而坚强的国家意识。

次日经国先生于阅读此项剪报之后,频频点头称是,连说‘很好、很好’。这一经过,距离73年2月中旬中国国民党12届2中全会,通过蒋主席提名李登辉同志为‘副总统’候选人,不到二个月。毫无疑问,(蒋经国这样做)那段省议会的答询词,有了极大的关键作用。”

很显然,李登辉这个“台独”分子,在蒋经国面前耍了两面派。1994年他和司马辽太郎倾心交谈时,在“成为蒋经国的接班人”一节中,坦承蒋经国之所以选他当了接班人,是因为他对蒋经国使用了“政治策略”。

李登辉父李金龙,母江锦,李登辉为次男,上有年长两岁的长男李登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