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爱晶毛泽东 毛主席回答韩爱晶的重大问题

毛主席回答韩爱晶的重大问题 在毛泽东主席召见首都红卫兵五大头头的过程中,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由于较少插手校外和全国各地的文革,再加上王善于团结比他更左的同学,因此得到毛和中央文革的好评,所以毛在进行“7.28谈话”的一开始,就让王大宾坐到毛的旁边去,以示中央对他的关爱。

相反,由于到处插手校外和全国各地的文革事务,不断地帮中央的倒忙,韩爱晶和蒯大富则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尤其是韩爱晶,由于在“7.28谈话”前几个小时蒯还没有到场,韩简直成为中央首长的众矢之的。

陈伯达甚至说韩爱晶、蒯大富头脑膨胀得厉害,不尊重毛主席和党中央……因此毛讲:“这是危险的道路,现在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但从毛和中央有关讲话所指的具体内容看,毛和中央文革批评韩和蒯的主要不是蒯在清华搞武斗和向工人解放军开枪的事情,而是指他们到处插手他们不应该插手的校务和全国的文革事务的事情。

“7.28谈话”一直进行了五个小时,后来毛泽东主席决意退场去休息,这时在场所有的人都万万没有想到韩爱晶向毛提出了一个令在场所有的人都吃惊的重大问题,韩说:“主席我有个问题,如果一百年后您不在了,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全国打起内战来,他说他是毛泽东思想,我说我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的局面怎么办?”韩的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当时红卫兵中普遍流行的问题,不过此时此刻韩在毛的面前公开直接地提出这个重大问题,无疑让在场的人们对韩的主观动机有很大的想象空间:一种可能,是韩对今天受包括毛在内的中央首长的围攻的反击,认为毛和其他中央首长不讲道理,以权压人,他韩爱晶根本就不服;另一种可能,是韩在某种程度上对文革的前途和林彪的副统帅地位提出自己的质疑;当然也还有一种可能,韩的这种表现是在很多孩子身上经常出现的顽童症,这些孩子往往在受大人严重批评之后,仍然还要顽强地表现一下他们挨了大人批评后决不自暴自弃的英雄气概。

结果,包括毛泽东主席在内的最高级别的中央首长,都被韩爱晶上述的惊人的问题调动起来: 毛泽东主席首先回答韩爱晶说:“出修正主义也没有啥!

一百多年来,北洋军阀段琪瑞搞了十几年,跟蒋介石打了几十年,党内又出了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彭德怀、高岗、刘少奇,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照样有军队、政权,有这些经验,比马克思还好。

” 林彪说:“有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席又接着说:“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有好,对于在座的跟林副主席走,把他们消灭干净。

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我和林彪以及在座的都消灭,全国人民灭不掉,只要有人民在就行。最怕是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 陈伯达说:“韩爱晶,你思想上还不懂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使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

” 姚文元说:“韩爱晶过去就提出过这个问题,去年我们就说过,有林副主席做毛主席的接班人,有毛泽东思想,就不怕出修正主义。” 周恩来总理说:“林副主席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

包括苏联在内都没有把马列主义掌握好。林副主席把毛泽东思想大大普及了,这就是伟大功勋。过去马列主义是被少数人垄断的。只要有毛主席、林副主席在,大变化不会有。” 毛泽东主席再接着说:“你们年轻人没有经验,不过这个问题他问得好,问我我就回答。

不要认为没有我们,天就会塌下来,这也是一种迷信。” 江青说:“韩爱晶给我写过几次信讲这个问题,脱离实际,脱离工农,一到我跟前,就想将来,总是说几十年以后的事情,还问我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打?” 毛泽东主席接着说:“想得远好,这个人好。

” 姚文元又说:“历史发展的规律总是前进的、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相信毛泽东思想,相信群众。我批评韩爱晶的悲观主义。

” 韩爱晶不服说:“一次前进是没有的,前途是曲折的,搞辩证法。” 毛泽东主席又马上接着说:“一次前进是没有的,历史总是曲折的。1927年受挫折,胜利以后又出现了高饶反党集团,庐山会议出了彭德怀,现在又出了走资派。

……” 所以,人们从毛泽东主席回答韩爱晶提出的重大问题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是毛还是毛的红卫兵,通过文革大规模的从文斗到武斗的群众运动的全过程,都对如何解决文革的宗旨问题非常茫然。

于是,毛和毛领导的中央,当时只好将中国防修反修(反腐败)的希望,寄托在毛的文革思想普及和毛的接班人林彪身上。而事实上,毛的文革思想普及不等于毛的文革思想能够经受历史的考验,同时林彪当毛的接班人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

据传毛在临终前不久,对他领导的文革发出“自信又不自信”的悲叹。我想毛在“7.28谈话”中对韩爱晶问题的回答,就是毛对他临终前不久的有关悲叹的明确的注释。 至此,我情不自禁地要发议论,如果我当时也在“7.

28谈话”现场的话,也必然为韩爱晶捏一把汗,因为韩爱晶在毛泽东主席、林彪、总理和中央文革等中国最高领导集团面前,敢于提出他那个当时只有神仙才能回答的问题,分明是在政治上找死!

不过这一回,千载难逢,韩爱晶逢凶化吉。由此可见,大千世界无独有偶,在1968年7月27日和28日这两天里,一个红卫兵领袖(蒯大富)居然敢于向人山人海手无寸铁的工人解放军开枪,另一个红卫兵领袖(韩爱晶)居然向中国最高权威层挑战,向他们提出当时凡人根本无法回答的有关文革宗旨的问题。

这两件事情足以说明,后来国内外不少学者评论文革红卫兵运动只是“奉旨造反”的运动,纯属脱离历史实际的书生议论。也正因为如此,连像神一般威严的毛泽东也只好用紧急召见的办法来解救当时蒯大富酿成的清华政治危机。

最后也难怪毛在“7.28谈话”结束退场后两三分钟,又返回谈话现场,再次叮嘱他的部属,不要为难红卫兵小将!我想这里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毛已经察觉到,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逻辑,有关的真理在不知天高地厚的红卫兵领袖蒯大富和韩爱晶的手中,而不是在他这位统帅红卫兵领袖的伟大领袖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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