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投毒案:室友回忆林森浩与黄洋
据三联生活周刊报道,复旦大学枫林校区西区20号楼421寝室大门朝南,里面放着四套上床下桌的组合床。进门左手边第一个桌子空着,上面摆了一台美的新宇牌白色饮水机。靠里是黄洋的床铺,桌子上收拾得干净整齐。进门右手边依次是林森浩与葛俊琦的床铺,他俩的桌子上物品杂乱。从林森浩的床上,可以看到正对面的饮水机。三人的床铺中,黄洋与葛俊琦的临窗,林森浩与黄洋的距离最远。
黄洋生于1985年,林森浩与葛俊琦都比他小一岁。葛俊琦的家庭条件更好。这三人平时交流不多,有各自的圈子,几乎不会出现在同一个饭局。黄洋的朋友主要是同门师兄弟和本科同学。葛俊琦是上海本地人,有交往多年的女友,周末常回家。林森浩与同级硕士交流更多。
葛俊琦告诉本刊:“林森浩是一个比较顾家的人,很朴素,人不错。他家条件不是特别好,跟我提过,他要拿出一部分钱来给弟弟妹妹上学用。”林森浩来自一个姐弟众多的家庭,也是最被寄予厚望的那个儿子。这种成长经历本身就包含着矛盾,因家境不佳而要强,却极敏感,不容奚落。
“黄洋会跟我谈谈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啊、哪个明星啊之类的。还有严查贪官啊、反对强拆啊,他比较追求公平意识。”葛俊琦说,“林森浩则常聊些专业的问题,B超方面的,做的研究这些。”
从2011年8月初搬进寝室,到2013年4月2日入院,这是黄洋与林森浩、葛俊琦一同生活的时间。421寝室原来住着4位同学。2011年7月,其中两名搬去中山医院寝室。到了8月,学校对单人居住房间进行调整,黄洋搬入421室。这之前,黄洋曾先后住宿在同一幢楼的115室和312室。第一次搬寝室因为他嫌一楼太吵。
“黄洋自己搬过来的,东西非常多,因为我没什么东西,就把我的柜子送给他用了。他可能对生活要求高一些。我当时有个小冰箱,自己带来的。黄洋嫌这个比较费电,让我单付电费。他跟我算好,一个月是30块钱。我就把钱给他或者自己去付。我不太介意这些事情。”葛俊琦回忆。
黄洋与林森浩的家庭情况有几分相似。黄洋的父亲从地方国营企业下岗后,在荣县中学做宿舍管理员。林森浩的父亲原来是农民,后来卖了田地在工厂做工,50多岁时工厂倒闭,他无事可做。黄洋的母亲患有肝内胆管结石,黄洋因此学医。
林森浩的母亲患有心脏病,林森浩就想让她过上舒坦日子。从家乡到上海求学,林森浩需要先坐40多分钟的汽车到汕头,然后4个小时路程到厦门,最后买一张8小时的火车站票。从本科开始,黄洋也一个人往返于四川荣县与上海之间。
每次离家,妈妈都会给黄洋带上麻辣兔肉、腊肠这些吃食。葛俊琦说:“黄洋会带些豆腐干啊、牛肉啊之类的,给大家分一分。我周末从家里回来也带点水果。印象里林森浩没吃过这些东西,也不记得他带东西来。”
黄洋毕竟是独生子女,他挣到钱改善个人生活,送爸爸手机,送妈妈羽绒服。黄洋的父亲黄国强说:“他读书8年没让家里花一分钱,他赚了钱我们也不许他寄回来,不想给他添负担。”而林森浩挣到钱,首先想到的就是节省下来,寄给父母。
林森浩承认自己不懂生活:“小时候家庭条件不允许,成长中疲于学习工作。”黄洋则注重生活质量。葛俊琦评价道:“我觉得林森浩提高生活质量的方式不一样吧,他看重自己以后的发展。黄洋喜欢看国外电影,还有讲家庭主妇之类的美剧。他的追求比较文艺,比较有感觉的一种生活。”
多位证人表示,黄洋平时有些强势,喜欢炫耀自己的学术成就和办事能力,说话不太注意别人感受,有时会伤人而不自知。他多次以开玩笑的方式直言评价林森浩。据盛磊说,黄洋曾经询问过盛磊、林森浩是否想去东南亚毕业旅游。盛磊觉察出,黄洋的话语中有嫌弃林森浩平时抠门的意思。
“说黄洋强势,这个看你怎么理解。黄洋跟林森浩开玩笑,这个有的。比如拍拍他的肩膀,喊他『屌丝』。男生之间调侃一下嘛。黄洋有过林森浩不注重生活质量的意思流露,但不是讽刺,他可能觉得自己跟林森浩之间关系比较好,能开得起这样的玩笑。黄洋对着林森浩开玩笑,林森浩有时候不搭理他,不知道是不是不爽的表现。”葛俊琦这样说。
从2013年2月起,林森浩与黄洋在饮水机费用上产生分歧。林森浩提出,不再分担水费,自己另外买水喝。葛俊琦说:“2010年我们寝室就买了饮水机,当时林森浩我们四个人平摊费用,一直没闹过不愉快。
这次林森浩提出不买水的事我后来才知道,当时我出去办事了。回来后,黄洋就跟我说,以后咱们两个人买水,林森浩不喝水。我没详细问过他俩闹什么别扭了,既然这样了,那我觉得我和黄洋两个人买也没问题。”
葛俊琦说,2013年3月29日,周五,他离校回家。那段时间,他刚和女友领了结婚证。葛俊琦说:“我和黄洋都有早上起来喝点水的习惯。”这天早上,他喝完水发现,饮水桶里的水已经不多了。
按林森浩自己的说法,周六晚上,他在413寝室玩游戏,与付令元、盛磊一起聊天。随后黄洋也走过来:“愚人节快到了,我有一个整人的想法。”他讲了一个热水泡脚让人尿床的笑话,然后拍了拍站在林森浩身旁的付令元的肩膀。林森浩说,他看着黄洋得意的样子,心里挺不顺眼:“你要整人,那我就先来整你一下。”
第二天,林森浩如约来到中山医院11号楼找同学吕鹏,担任核磁共振实验志愿者。吕鹏的证言显示:“林森浩让我先一块到204室,看一下他原先做实验的用品在不在。我有204室的钥匙,而他没有。”204室是影像医学实验室。
在房间东南角的试验台下有个柜子,里面放着一只白色纸盒。纸盒内有两个塑料袋,其中一个装有57只塑料白色小瓶。每只小瓶里放有福尔马林液体浸泡的白鼠肝脏。在柜子处翻了5分钟后,林森浩离开,跟着吕鹏去做检查。他事后说:“当时我没有准备什么东西装,也没想跟吕鹏说要拿药品。”
检查进行了大约1小时。结束后,林森浩对吕鹏说:“我现在上去拿点东西,你给我一个袋子。”吕鹏拿给他一个黄色的医疗废弃物塑料袋。然后,林森浩返回204室,找到了用纸盒子装着的、装有二甲基亚硝胺的原液瓶。
这是一种黄色油状的液体,刺鼻,气味类似氨气。瓶子呈棕褐色,100毫升的规格。在原液瓶旁边,有一个透明塑料袋,装着的注射器,里面大概有2~3毫升的二甲基亚硝胺。侦查实验做出来,原液瓶里的药品含量达到约52毫升。根据造模剂量,1000克的白鼠注射50毫克的原液即可导致肝纤维化。这种药物1毫升的质量约等于1克。对一个65公斤的人来说,3毫升左右的二甲基亚硝胺足以致其死亡。
10分钟后,林森浩归还了钥匙。他随即回到中山医院1号楼7号B超室,把黄色塑料袋放在右手边楼梯下方的墙角。
当日17点左右,盛磊喊着林森浩一同在食堂吃饭。当晚吃饭刷的是林森浩的饭卡,他吃完后先行离开,让盛磊在约好的过道等他。拿上黄色塑料袋后,林森浩与盛磊汇合。监控录像显示,17时47分,盛磊刷门禁卡后,两人一前一后进入20号宿舍楼。这时盛磊想起来要取牛奶。于是林森浩撑住大门,他的右手上一直拿着那个黄色塑料袋,等待盛磊进门。17时57分,林森浩从第二教学楼门前走过,10秒钟后空手返回。
在18点之前的这十几分钟里,林森浩完成了投毒。因为黄洋的喝水杯是一个白色的马克杯,黄色液体放进去会太显眼。于是他把二甲基亚硝胺全部注入饮水机。他先把饮水机上的水桶拎起来,然后发现没有空手来操作,再把桶放回去。
接着,他右手拿瓶子,用左手把水桶往内侧推开,沿着下凹槽,把试剂瓶里的原液倒进去,还把注射器里的二甲基亚硝胺也都加进饮水机。因为水槽边上溅了几滴黄色液体,他拿起自己桌上的一瓶农夫山泉矿泉水,冲了下去。最后,他把水桶摆正。此时饮水机的水面向上升了一点点,在大约超过滤水芯两三厘米的位置。
做完这些,林森浩走到寝室楼四楼西面楼梯口的垃圾箱,他后来说:“因为黄色袋子太显眼,我只扔了装有注射器的透明塑料袋。”随后,他把黄色医疗废弃物袋子丢弃在第二教学楼电话亭旁的垃圾桶,袋子里装着空的二甲基亚硝胺试剂瓶和纸盒子。而这里,正是他平时给父母打电话报喜不报忧的地方。
林森浩在投毒后,用他的话说同样“自欺欺人”。他反覆想着黄洋喝下去的只是小部分,现在这么严重只是一个病程,而且做实验时大部分白鼠没死,“到后期反而会生龙活虎”。
按林森浩自己的说法,投毒后,他有一小时不知道做了什么,然后他打开计算机,输入了药名,百度了一下。他稍微浏览了搜索结果,就关掉了页面。他大致看到了肝损害之类的内容。后来警察跟他确认过,搜索记录中出现了“严重的可致死亡”等字眼。他在法庭上却说:“我对这个字眼不是特别敏感。”
林森浩说他觉得黄洋肯定会发现,因为是二甲基亚硝胺是黄色的,油油的,气味很浓。他等着黄洋来质问他是不是动了手脚。转念一想,他觉得自己性格一贯不够果断,于是不再思考可能的后果,而想着让它去吧。
2013年3月31日21点40分左右,黄洋回到了寝室,两人没有交流。第二天是愚人节,早上8点多,黄洋拿着马克杯接了水,用铁调羹搅了搅,发出碰击陶瓷的清脆声音。黄洋喝了一口,然后猛地喷吐出部分,干呕了半天。
“我怕他问我,就躺在床上没有动。”林森浩在法庭上说。随后,黄洋把水桶拿到盥洗室清洗。这时,林森浩的手机响了,他跟同学约好去浦东拿医师从业资格证。为了避免和黄洋讲话,直到他离开寝室,林森浩才回来。
随后,黄洋到校图书馆自修。其间他吐了多次,就去中山医院就诊。中午12点左右,黄洋先后给朋友王欢、吴鑫铭打电话,希望他们陪自己看病。当吴鑫铭从闵行区的儿科医院赶到中山医院时,黄洋正在输液。黄洋告诉他,当天喝的这桶水是两周之前买的,黄洋怀疑是不是桶里的水因为存放时间太久,变质了。
这天是周一,葛俊琦回到了寝室。黄洋碰到他,对他说水别喝了,有味道。“黄洋说肚子不舒服,我以为是肠胃炎。之前他就说过,饮水机要清洗一下了,里面有细菌之类的。我就想,可能是这个原因。而且黄洋说,他以后不喝饮水机的水了,自己买水。我想没必要再买一桶了,这么一大桶一个人不知道喝多久。那我也自己买小桶的水喝。”葛俊琦说。
从医院回来,黄洋疼痛难忍,就上床躺下。他把钥匙插在门锁上,以方便帮他去买矿泉水的吴鑫铭进屋。16时40分左右,吴鑫铭在学校周边碰到了林森浩,跟他打招呼,说黄洋身体不好,已陪他打过吊针。“林森浩听完以后没有什么大反应,之后我们就各走各的。”
当日18点左右,林森浩回到寝室,黄洋还躺在床上。“一进去,我拿着计算机走了,回到自己的科室。很慌张,我就在网上又查了一遍二甲基亚硝胺。得出的信息内容,确定对肝脏有损害。23点50分我回到寝室,黄洋还在睡觉,葛俊琦没在。我听到黄洋呻吟了两声,还是没有交流。”林森浩在法庭上这样叙述。
据葛俊琦回忆,黄洋出事后,林森浩睡觉的时间变得很晚,打游戏的时间也增多了。还有一次,林森浩跟他说起,自己为黄洋做过检查,没有问题。“他具体还说过什么记不清了,大概是怀疑哪些疾病啊、要不要做手术啊之类的。”
2013年4月2日下午,王欢、孙希才等同门师兄弟来到421寝室看望黄洋,但是门开着,屋里没人。黄洋在公共盥洗室里呕吐。“我们看到他面部有些水肿,慢慢扶他回寝室。黄洋自己考虑急性胃穿孔的可能,已经跟林森浩约好,下午让他给做一下检查。”王欢的证言这样说。
17点左右,林森浩为黄洋做了B超检查,主要是胃部和肝脏。之后,林森浩说:“胃没有问题,肝脏也没问题。”意识到自己提到肝脏,说多了,他立即把话题扯开。事后他回想:“主要是自己做的事,心虚吧。”随后,王欢等人陪同黄洋做了各项检查,发现血小板急剧下降,肝功能受损,这引起医生重视。黄洋当晚入院,第二天病情迅速恶化,转入重症监护室。
黄洋的父亲黄国强告诉本刊,他第一次来到上海以后,见过林森浩三次。第一次是4月3日晚上,黄国强问起林森浩平时和黄洋关系怎么样,林森浩回答还可以。接着,林森浩就到对面寝室去了。“后来,我就先睡了,他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也不知道。”黄国强说。
第二次是林森浩提着香蕉,与盛磊、付令元一同去看望黄洋。“隔着玻璃,黄洋的表情很自然。我不敢和他说话。盛磊和付令元都跟他说话了。”林森浩回忆。在回去的路上,林森浩对两位同学说:“这可能是个病程,再过两周就会好起来了。”他把这些话当作自我安慰。
第三次是在医院食堂,林森浩碰到了黄国强、黄洋的妈妈和三姨。“他跟黄洋三姨说,可能要做肝移植。当时黄洋三姨还挺怀疑,觉得医生还没这么说,他怎么这样建议。”
接下来,林森浩又去医院看过黄洋两次,希望能得知黄洋好转的消息。这期间,他陆续多次上网查询二甲基亚硝胺。他说自己存有侥幸心理,希望能找到一些证据,支持黄洋没有生命危险的说法。
4月6日左右,黄洋开始鼻出血,意识模糊,大吼大叫。医护人员用束缚带把他的四肢固定在床上。此时他的血小板降到极低,有生命危险。后来黄洋处于昏迷状态,全身插了导管,气管插管、导尿管等。4月16日去世前的两天,黄洋已经全身浮肿,有大片皮下出血瘀斑,很难认出他原本模样。
由于病情恶化极快,这引起了黄洋的师兄孙希才与主治医生的怀疑。他们商量后,想到把寝室水样及黄洋的血样、尿样送到检测机构检验,寻找病因。2013年4月4日,黄洋的师兄弟们把上述物品送去检测。4月7日他们又将黄洋的生活用品送检,包括黄洋吃过的一罐老干妈辣酱、一罐豆瓣酱、一瓶蜂蜜、喝水的马克杯等。这两次,均未发现异常。
2013年4月3日,葛俊琦说他接到孙希才的电话,说要采集水样。因为孙希才曾到葛俊琦所在的中山医院神经外科轮转,所以两人认识。医生向他们提供了一个一次性无菌注射器和两个带盖子的塑料无菌罐子。到了寝室,孙希才去找黄洋的证件,办理住院事宜,由葛俊琦采集水样。
葛俊琦在证言中说:“水桶里面只有极少量的水,我打开饮水机的放水开关,放不出水来。我先用注射器从饮水机的内胆吸取了大概2毫升左右的水。然后,把地上的水桶颠倒过来,上下晃动,倒出了里面仅有的一点水,先后分为两份,装在塑料无菌罐子里。
在取样过程中,不存在水样被污染的可能。我们是学医的,具备无菌操作的常识。”后来孙希才一个人拿着水样回中山医院,水样存放在黄洋主治医生处。
当日19点左右,林森浩得知水样即将被送检。他有点担心,于是21点左右,他把水桶拿到公共盥洗室,希望能挥发掉一些东西。
2013年4月4日中午,王欢等人来421寝室取饮水机和水桶。当时寝室没人,他们没找到黄洋用过的水桶。倒是在盥洗室发现了一只空水桶。王欢把水桶拿了回来。不一会儿,林森浩回来了。交谈后,林森浩拿出自己的一个很大的袋子,看着王欢等人把这些东西装走。
这天17点前后,得知黄洋的师兄弟在做检测后,葛俊琦查看了黄洋的病历,发现其急性肝衰竭的症状。“我感觉黄洋可能是服用了毒物。如果是中毒,周围会有什么物品可能引起中毒的呢?我其实没有想当侦探啊之类的,也没有怀疑某人,只是想着从周围找一些线索,对黄洋做出针对性的治疗。”葛俊琦告诉本刊。
到了晚上,饮水机和水桶被归还。林森浩得知,没有检测出二甲基亚硝胺。毕竟这种药品极为少见,一般的检测机构不会将其列为中毒检测对象。之后,他拎着空水桶将其还到宿舍管理员阿姨那里。
寻找病因的想法在葛俊琦脑海中萦绕了数日,依然没有结果。在家过完周末,又到了周一。葛俊琦忽然想起林森浩曾说,他使用过一种会导致生物体肝损伤的试剂。“我就想到这种药物,会不会黄洋沾染到了,至于什么原因沾染,我也没想那么细致。有这个念头时,没有考虑会不会是投毒、凶手这些事情。”葛俊琦说。
2013年4月8日晚上,葛俊琦用笔记本计算机在万方数据库中查到,林森浩使用过二甲基亚硝胺对白鼠肝脏进行肝纤维化的造模。葛俊琦将这个词放到百度里搜索,发现网上将其表述为N-二甲基亚硝胺,属于高毒类药品。
这时已是夜里22点多,葛俊琦立即给孙希才打了电话,告诉他,有一个N-二甲基亚硝胺的线索,不知道与黄洋有没有关系,让他有针对性的做些调查。“孙希才问我为什么要检测这个试剂。这时林森浩正好走进寝室。我不方便讲下去,就让孙希才查一下,他让我用短信发给他。当时觉得让林森浩知道我在查找他用过的药物,同学之间不太好。”葛俊琦说。
挂了电话,葛俊琦立即写了一条短信发过去。因为自己的诺基亚手机用了两三年,输入法不支持英文大写,他还记得把“N-二甲基亚硝胺”写成了“n-二甲基亚硝胺”。
2013年4月9日,孙希才让王欢和刘泉去购买二甲基亚硝胺,用作检测比对。他俩跑到上海市漕溪路的一家化学用品公司,花了1000多元钱买到,并开了发票。“因为去买之前查了,知道是剧毒,所以从买下到送检,没有拆开包装。”王欢的证言这样说。检测证明,黄洋的相关送检样品中确实存在这种毒物成分。随即孙希才向复旦大学反映情况,怀疑投毒。
“我发了短信后,孙希才也没有再问过我为什么想到这种药品。也许他还怀疑是我栽赃陷害吧。毕竟我只提供了一个线索。找病因是一步,毒物哪里来的是另一步了。下毒这种事毕竟概率非常小,人这一辈子,绝大多数人都碰不到。之前我没想到刑事犯罪的问题。直到调查开始了,我们就都被叫去问询。”葛俊琦回忆说。
面对警方问询,林森浩供述了投毒过程。对于注入的毒物,他第一次说是二甲基亚硝胺原液与福尔马林的混合液,第二次改口承认全部是原液。至于动机,究竟是直接故意杀人,还是间接故意杀人,在接下来的二审中将继续是控辩双方的争论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