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虹飞死了吗 专访幸福大街主唱吴虹飞:我始终在歌唱死亡本身

吴虹飞:我当时学工科时,成绩真的很差,尽管如此,我做本科论文时,发现了一个博士的计算方法的错误。当时我的导师不相信,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计算错误,结果我发现了,他非常高兴,HE!阿飞还可以嘛!有一次,他帮我改论文,发现我出了很多的病句,他非常生气地说,就你这个水平,你也去读中文系。

他说得这么大声,我都不敢出声。我当时非常笨,竟然把自己反锁在了实验室里。去做计算机的硬件实验,编程序怎么都不对,我就抄同学的,老师绝望地说,你就是抄,程序也不能运行,你还是别学这门学科了,太难为你了。

我去水处理的辅导课,大家都问问题,我也赶紧问了一个问题,我当时忘记了我问什么了,反正老师非常吃惊地瞪着我,让我不知道自己头上是不是长了个什么东西,反正那个老师可能是怀疑我嘲笑他的专业水平吧。因此上,我不得不去读了中文系。因为我认为,如果我连中文都读不懂的话,我就别活了。

问:文理兼容对您产生的最大效应是什么?

吴虹飞:我可以对理科生假装我是一个文学家,或者对文科生假装我是一个科学家。

问:在学校时,您是不是就是一个很特立独行的人?

吴虹飞:不是。

问:请你谈谈你什么时候开始音乐创作的?

吴虹飞:高中时读了很多的小说,其中有《约翰.克利斯朵夫》,我受这个书影响很大,总觉得音乐是非常高尚的事。我16岁时,就觉得如果一个人可以唱自己写的歌,一定是很幸福的。于是高考到了,我想考艺术学院学作曲。班主任说,(作曲)你会什么呢?我想了下,确实自己什么也不会,就报考了理工科大学。虽然功课也很重,我还是参加了合唱团,军乐团。排练倒是从不缺席,在军乐队里吹黑管,第三声部,也觉得惘然。

不知道哪天在老师宿舍的楼到里遇到一个弹吉他的人,他在弹罗大佑的歌,我觉得太好听了,一定拜他做师傅。有一次居然拣到了一把别人丢掉的垃圾。我把弦装上,居然也可以弹了。我高中的时候一直梦想做一个吉他手,终于可以实现愿望了。学了些和声,第二个月就开始写歌。后来我们都参加了校园原创歌手演出,我是唯一的女歌手。

我还是觉得不好玩,又拜了一个吉他手做师傅。每几天就骑车出去看他弹琴,我们还去酒吧唱歌。很快我的高中的师兄毕业了,他知道我喜欢吉他,就寄了800块钱给我买吉他。我买了一把韩国吉他,花了1600元,我估计那是学校最贵的吉他之一。

我听了几乎我能够听到的所有和音乐有关的课程,包括,视听练耳,作曲.实际上,我各方面都不突出。我甚至没有被作曲的老师录取.可是我一直等在外面。等他出来买冰激凌的时候,我就主动地上去说,我希望能够被录取,虽然我节奏感不够好,但是我对旋律天生敏感。

等等。结果我被录取了。在我那期的九个学生里面,老师经常会批评我,觉得我写的乐句不够完整。或者是有严重缺陷,甚至吉他弹得太乱,和声题远不如我的同学做得快。到酒吧里干活,唱别人的歌,总是不象歌星们唱的。

或许我太笨了,于是我组建了自己的乐队,打算唱自己的歌。在酒吧里我认识了当时从新疆当时来北京闯荡的乐手。我把我用录音机录的磁带给他们听,里面大约有10几首歌,我写的,于是我们开始排练。那是一个很猛的摇滚乐队,乐队人多了,而且都在我后面,我还拿着麦克风,一个劲往后躲,生怕别人用西红柿来砸我。

问:你发表第二张专辑《胭脂》是为着什么呢?还会象第一张那样,是一个“爱情的纪念”吗?

吴虹飞:一开始,《胭脂》对我而言更像是个任务,我着急的想完成它,不完成它我就觉得对不起自己。我觉得不塌实,真的!人是有危险的。这个世界这么动荡,你怎么知道你所有的信仰不会突然失去?你看看周围那些中层,中产阶级。他们表面上很从容,但是内心都非常焦虑。

音乐并不仅仅是靠激情的。显然在表现过程中,技术的控制更为重要。唱歌是有自由度的:你要清楚自己的声音,清楚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位置,清楚自己是谁。也许一个人早年会有那么几个瞬间,在那几个瞬间里,他切实的接触到了自己,清晰的看到那个人是谁,但是以后你就很难再有那样的瞬间了。

问:因为出身侗族,当地民歌的音乐形式对您也有一定影响?

吴虹飞:我是听了很多的流行歌,很多的摇滚乐,都从大学毕业了,再回去听侗族的芦笙的时候,那些场面把我给震撼了,太好听了,那是有神性的。我发现音乐就在身边。我觉得一个人能够去接触某类音乐,都是因为造化使然。

我这几年对一些民谣,民歌比较感兴趣。因为我自己就是侗族人,懂得侗语,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想做侗族民歌。侗族大歌在中国民歌里有着相当特殊的风格,它往往会分声部演唱,并且有着“二度”和声,完全迥异于西方的和声概念。

问:这次乐队除了加入吉他手唐军,贝司李强,键盘刘磊,也加入了和声燕子,你是怎么考虑的?

吴虹飞:燕子是我高中时期的小师妹,她相当喜欢幸福大街原来的作品,而自己也唱歌。我们在北京相遇,结交为好朋友,相互了解对方。而渐渐她也成为了乐队的朋友。大家还是很喜欢她。我考虑到幸福大街的人声曾经过于单薄,和乐队商量后,打算加入一个和声。

燕子的声音相对来说更加圆润,温柔些,但是我们基本上是南方人,性质上很相近,因此大家觉得合在一起后,效果还不错,我们的声音比较互补。比如中音她的质地会好些,而高音我怎显得更有力量些。

问:你不但自己做乐队,同时也关注当下摇滚乐的演出现场?

吴虹飞:这么多年来,我会一直到小酒吧里看摇滚现场。不是为了娱乐,而只是出于对现场的一种关心。所以很多乐队产生,消失,又产生,又消失。我感受了他们的愤怒,悲伤,无奈,欢喜,无聊,对生命的热爱和尊重,某种自尊,某些创见,某些平庸。而这些于我都有切肤之痛。

问:你如何看待目前中国原创音乐的景况?

吴虹飞:大部分人认为,中国原创音乐的长期压抑,举步不前,是由于政治的压力,当然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认为,其实近10年以来,是商业压力大于政治压力。正是这样所谓高速发展的商业经济,急功近利的的所谓“大国崛起”的梦幻式的超赶,使得音乐处于被压抑的状态。

我不熟悉艺术行业是否如此。我至少了解大部分乐队的经济收入,都十分不可观,能够依靠音乐活着的乐队少之又少。这又是为什么?一方面是国家级的演员在国外登上维也纳的金色舞台,一种虚假的繁荣,民间是一些口水歌的流行,而一方面是这些乐队的奄奄一息,我自己也一直很想知道,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压抑?大部分人认为,这是摇滚的创造力匮乏造成的。

据我所知,中国摇滚乐的创造力并不十分匮乏,市场需要培养,才华也是如此,我们只是缺乏关心和耐心。

某种来自外行的骄傲和肤浅,也会对哪怕是小众产生误导。任何的小聪明都是违背真正的音乐初衷的。我非常希望摇滚乐里出现真正的宽容,理解,和纯正的抒情的声音。理想主义搞不好,就容易滑落到反面。

中国原创音乐的起步相对晚,而且它还没赶上好时候。在国内音乐市场甚至还没有发展完善,互联网时代呼啸而来,而中国的唱片工业尚未成型,就几乎处于崩盘状态,这几年更是到了极点。就是这几年,我们所看见的许多“新人”,往往就淘汰下去。“造星”工业往往与音乐创作无真正关系。媒体也制造了一种繁荣的泡沫,相对于过去政治意识形态制造出来的虚伪话语,商业,媒体时代(是混乱的,不成熟的)也造就了另一种话语的虚伪。

问:从唱片名字到像“像嫁女儿一样”严重的发行,好像以前锋利如刀的阿飞正在越来越温柔。是生活、经历造成了你和乐队的创作转变吗?你会不会像有些喜欢你过去作品的人期待的那样,在合适的时候,或者随便某一天,站在舞台上,用声音把他们刺穿?

吴虹飞:会的。我想我始终有着很多很多的黑暗的想象,我始终期待把自己刺穿。期待真正有力量的声音让自己也深深为之感动。我过去一直希望拍一张裸体在水中,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后来看了英国片《赎罪》,我忽然明白了,那是我对死亡的想象。回避了真正的腐烂,寻找永恒的方式。我始终在歌唱死亡本身。

问:你死了你希望别人记住你什么?

吴虹飞:我有超凡脱俗的技巧,但是出于某种骄傲,从来不使用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