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汝信:谢静宜其人其事及其他

谢静宜当然不是谢富治的女儿。惟这种近似于当代宫帷秘史类的传闻每隔数年便又沉渣泛起,被人炒作一番(近者见温相“叶剑英大闹京西宾馆”、“对丁某人的评论的解答”诸文)。事出有因,主要的,还是缘自于中共自身披露的公开信息的混乱。

如1992年由中共党史研究室下辖的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历届中共中央委员人名词典》,谢静宜简历如下:

“谢静宜(1939-)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6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同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随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后任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

1973年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是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被清理。”(刘金田、沈学明主编:《历届中共中央委员人名词典1921-1987》,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页367)。

谢富治是湖北黄安人,该书的谢静宜简历条目又紧跟在谢富治的简历后头,使人产生联想,也就不奇怪了。相信温相先生起始可能也是这一错误信息的受害人?但简历称谢静宜“196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也就未免离谱了点。

到1994年6月,北京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回忆录集,内收谢静宜所写的《毛泽东给予我们的教育、理解和关怀》、《跟随毛主席在外地视察》两篇文章,书后,附有其简历:

“谢静宜:女,1935年12月出生,河南人,1952年参加革命,1953-1976年从事机要工作,曾任主席机要员,现为退休干部。”(杨复沛、吴一虹主编:《从延安到中南海--中共中央部分机要人员的回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4,页535)。

此简历虽短,但因是由作者本人所提供,其出生日期、籍贯资料自然值得信赖。谢在回忆文章中还提及:“1953年初春,我从军委机要学校(长春793部队)毕业后,到中央机要局工作。1959年担任了毛主席的机要员。”(同上书,页265)。

2001年中,还是那位沈学明,再次主持编写了一本《中共第一届至十五届中央委员》,其中谢静宜的简历修订如下:

“谢静宜(1935- ):河南商丘人,女。1952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军长春七九三部队(今解放军电子学院)毕业后,入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工作。195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党支部组织委员,青年委员兼团支部书记、团总支书记。

1958年入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学校进修。1959年任毛泽东的机要员。1968年后,任北京大学党委常委,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副书记,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0年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

1973年任北京市委书记,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同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是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被撤销党内外职务。”(沈学明、郑建英主编:《中共第一届至十五届中央委员》,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页760-761)。

本来,《从延安到中南海》和《中共第一届至十五届中央委员》两书出来后,谢静宜的出生日期、籍贯及早年经历应已清楚,显然,此“小谢”与那“老谢”家并无任何瓜葛。

根据公开资料,谢富治倒是有一女儿谢小沁,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就读于高干子弟云集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文革前,高干子弟最佳去处就是哈军工一类的国防尖端科技院校,这也是文革前中共高层生活中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滕叙兖:《哈军工传》,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页1918)。

“潜规则”是现今大陆很流行的一个词儿。中共党内其中一条重要的“潜规则”就是:中央机要部门不使用任何高级干部的子女,这是一条铁律。这样,高干子弟有可能去上类似谢静宜就读的机要学校吗?试想一下,在中央机要要害部门安插使用高干子弟,该有多少弊端!

如何能保证这些人不会将随时可能接触到的、有涉其父辈利益关系的机密外泄?试看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挑的全是清一色的普通工农子弟,道理其实也就很显浅--毛怎能允许在自己身边有一个党内僚属的耳目?不仅是毛泽东,整个中央高层谁也不会干此等傻事。其实,光是这么一条“潜规则”,就足可以将温相们驳倒。

就“小谢”与“老谢”家的关系,温相演绎出一些与众不同、不可思议的故事,如在“叶剑英大闹京西宾馆”一文中说到1967年1月19日的中央军委碰头会:“会后,叶剑英、徐向前请示周恩来,周恩来说:‘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揪斗肖华同志,违抗者,军法从事!

’徐向前发出指示:会议记录不准带回家。交给军委办公厅保密局保管。然而,谢富治把记录立刻交给女儿谢静宜,使很多造反派知道了会议的内容!北京军区的郑维山也把会议内容不慎泄露。

当晚,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造反派就肖华在景山东街的住处(余注:原文如此),肖华闻讯逃到总政副主任傅钟的家里,从那里被接到叶剑英在西山的住所。”(“文学城”网站【13】 目录04-01-08)。

温相文中所谓周恩来说话的语言,本身就充满了演义的味道,而稍稍了解真实的文革史的读者都会知道,这次会议过程中批肖华,消息的外泄者是与会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可参见舒云:《百战将星-杨勇》,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页272-274),与郑维山没有关系(杨勇随后的被打倒倒与郑有些关系),与温相指名道姓的谢富治、谢静宜更没有丝毫干系。

即便假设如温相所虚构两谢是一家人吧,这“小谢”是机要干部出身,是毛泽东的译电员,“保守机密,慎之又慎”,“不该讲的不讲,不该问的不问”,是机要干部的最基本守则,这么一个会都要外传消息给什么造反派,他毛家还有什么秘密可言?她谢家与肖家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凭什么要落井下石,把会议消息告诉外人?还有什么“军委办公厅保密局”。

军委办公厅与总参办公厅、国防部办公厅其实是三块牌子,一套班子,隶属总参编制序列,本身并无下属机构,而总参只有“机要局”,可没有什么“保密局”。

本来以为温相先生不过是假货的受害人,这一来,反倒令人怀疑他是假货的贩卖者、批发商了。不过,编故事还得会编,如京夫子、师东兵等就编得似模似样,温相编的却很蹩脚,怎么也说不圆那故事。更令人称奇的是,温相还偏偏爱把编的故事说成不是故事而是严肃的正史,把喜剧、闹剧说成是正剧,把《三国演义》说成是《三国志》,这就更不如京夫子,京夫子大概从来就没有把他的“历史小说”说成是严肃史学著作。

当然,谢静宜自己的简历也有一些问题,如称其“1953-1976年从事机要工作”,这就公然侮辱了曾经经历文革的千百万人的集体记忆。

据一般的说法,谢静宜1968年就随“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历届中共中央委员人名词典》也重复了这一说法,但似乎这种说法并未能得以有力的证实。根据现有的公开资料,1969年3月24日上午,中央警卫团81名军宣队员在杨德中政委、王连龙副政委率领下进驻北京大学(此前,组成北大军、工宣队的军队成员全为63军的人)。

同日,宣传队指挥部向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报送《关于北大宣传队成立领导小组的报告》,《报告》提出由中央警卫团、工宣队、63军共十三人组成驻北大宣传队领导小组(组长为63军政治部副主任刘信),中央警卫团参加领导小组的是杨德中、王连龙、张跃忠、迟群、谢静宜五人。

(《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页679)

1969年9月27日,北京大学革委会成立,杨德中为主任,谢静宜为常委之一。1971年5月24日,北大重新成立校党委,杨德中为书记,谢静宜亦为党委常委之一。(同上书,页684、704)

由于公开资料的缺乏,我们不知道谢静宜1968-1970年间在清华军宣队、革委会任职的情况。清华1969年1月25日成立校革委会,主任张荣温(兼),1970年重新成立校党委,书记为杨德中(兼),1972年1月,迟群任清华校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谢静宜同时任校党委副书记(《清华大学九十年》,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页281)。

虽有道是“英雄莫问出处”,但以谢静宜一个普通的机要译电员身份(虽则是毛的机要员)和相当中专毕业(谢其实在机要学校也只读了一年)的学历,同时担任中国两所最负盛名的最高学府的高层领导,那也是文革时期才能出现的“新生事物”。

1971年3月,在中共北京市“四大”后召开的四届一次全会上,谢静宜“当选”市委常委。1973年5月18日,经中共中央批准,谢被任命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组织史资料1921-1987》,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页345)。

今年1月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谈及谢到北京市委任职的经过:“在这里就有必要谈一下谢静宜的情况。大概在1973年时,谢静宜调到市委任书记处书记,她是中办机要局的人,与毛主席很熟。

谢静宜调来前,是周总理与我谈的话,周总理说,就派谢静宜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可以经过她向毛主席反映一些情况,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见该书页196)。吴德以上回忆的线条还是基本清晰的,吴还说及谢静宜到市委后,“是准备闹一闹的”,确实也闹腾了一阵子。

而在该书中,吴德还提及1974年下半年筹备四届人大时,“周总理还提出谢静宜任副委员长,他找我征求意见时,我表示同意”,而毛泽东在批阅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名单时,才把谢任副委员长划掉了(见该书页105-106)。吴德无意中透露了在谢静宜一路往上窜的过程中,周恩来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的。

1975年2月21日,中共中央经毛泽东“圈阅”后通知:“为了筹备召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决定成立团代会筹备组,由五十人【1975】 目录1975年2月21日)。

以上罗列了谢静宜这么多横跨北大、清华、北京市及团中央(筹备组)的职务(还几乎当了人大副委员长),不过是就此说明,她在1969年以后并不是“从事机要工作”,至于她当时利用这些职务到底干了些什么,相信经历过文革的千百万人们都耳熟能详,毋需笔者多费笔墨。

1976年10月6日,中共北京市委对谢静宜采取了“隔离审查”措施。1977年7月6日,中共北京市委通知,谢静宜从北京市委除名。同年10月4日,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开除迟群、谢静宜党籍的决定》。《决定》指称迟、谢“充当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急先锋;他们罪行严重,民愤极大。

市委决定永远开除迟群、谢静宜的党籍,并撤销他们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以上见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大事记1949-1978》,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页344、353、357)。

惟由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中共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北京市档案馆共同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组织史资料》,关于谢静宜被开除党籍一事与上书说法有异:“谢静宜因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1982年11月17日中央警卫团党委决定开除其党籍”(见该书页345)。

中共官方的正式出版物又一次表现了在谢静宜身上发生的信息混乱。谢的组织关系到底在那里?她是否可能被开除两次党籍?哪一种说法更为可靠?看来是有待有心人进一步予以考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