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钢党史热点难点 韩钢:中共党史研究的若干热点难点问题(新版)

上面所说,只是有关“九一三事件”研究的几个争议的问题,而且也没有展开介绍各自观点的具体内容。实际上,讨论和争议的问题远不止这些。

十九、粉碎“四人帮”问题

关于粉碎“四人帮”的问题,《历史问题决议》有一个结论:一九七六年十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八十年代,关于事情的经过,直接当事人(主要是决策层当事人)的披露并不多,而公开文献更是缺乏。倒是一些研究者或非历史专业人员写了不少有关文章或图书,而其中的叙述出入很大。至于坊间流传的一些出版物,要么是虚构,要么是夸张,很难令人相信。

九十年代以来,有的当事人开始披露一些情况,有些研究者经过查阅史料也发表了一些著述,澄清了一些不实的说法。其中,有三个材料最值得注意:一个是吴德的文章《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一个是张根生的文章《我所了解的华国锋》;一个是“《李先念传》编写组”成员的文章《李先念与粉碎“四人帮”》。就描述粉碎“四人帮”的决策过程来说,这三篇的研究价值比较高。

第一,谁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

有一种说法,最早是叶剑英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前述三篇文章表明,这个说法不确。张根生在一九九九年三月九日,亲自询问华国锋当年粉碎“四人帮”的过程。华详细介绍了事情的经过。这是到目前为止,华国锋作为当事人唯一的公开口述。

张根生七十年代后期先后任广东省委书记、国家计委副主任,吉林省委书记、省长等职。由于工作关系,张同华有过较多的接触,对华的评价比较公允客观。华所谈的情况,尽管是转述,但是可信度很高。

华是一九七六年九月十日,即毛泽东逝世第二天提出这个问题的。那天,他找了李先念密谈,指出“四人帮”正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迫不及待。华特请李亲自赴西山找叶剑英交流看法,沟通思想。十三日,李去西山叶剑英住处,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正式转达了华的意见,两人都表示了一致的看法和态度。

吴德的文章也说了华国锋到李先念家密谈的事情,而且叙述比华自己所谈更具体,只是时间有点出入。“《李先念传》编写组”成员的文章,同样证实了华的叙述,同样比华的叙述更加具体,也是时间有点出入。

这篇文章所依据的材料,是李先念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可以视作李本人的口述。华、吴、李三人的口述是一致的,可见,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就是华国锋。以华当时的政治地位,他首先提出这个问题比较合理,令人信服。

第二,华国锋、叶剑英的作用如何?

有研究者写文章,认为叶剑英是当时历史舞台的中心人物,说叶站在了斗争的最前列,叶进行秘密串连,团结和争取政治局成员的多数站到了自己一边,并耐心地做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的工作,是叶经过充分酝酿、反复磋商,作出重大决策,选定时机,精心部署,坐镇指挥。

也有研究者另有看法,认为是华亲自出面寻找政治局层面的同盟者,敲定粉碎“四人帮”的最后方案,并且主抓方案的落实和具体措施。没有华国锋的首倡,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不会来得这么快;没有华的参与,既会增加解决的难度,还会使这个行动缺乏权力秩序的合法性。

华的地位和身份,保证了采取这种特殊手段的合法性,也方便了对后人、对历史作出负责任的交代。叶也是关键人物之一,既是后盾,又是高参。叶在军队德高望重,为粉碎“四人帮”提供了良好的周边环境,又同党内军内一大批老干部有广泛深入的联系,对稳定整个大局起着关键作用。但是,叶不可能像华那样与吴德、汪东兴、李先念经常见面或几乎天天碰头,商议方案细节。尽管如此,叶还是出过一些好主意。

张根生的文章也有一段这样的评价:粉碎“四人帮”,叶的确是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和许多中央老同志做了大量酝酿准备工作,可以说华国锋与叶剑英一同起了决定作用。

从已经披露的材料看,从当时中国高层的政治格局看,应该充分估计和肯定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中的地位和作用,否则,就是不客观也不公道的。

第三,汪东兴的作用如何评价?

在以往有关粉碎“四人帮”事件的著述中,对汪东兴在整个事件中的行动轻描淡写,没有明确肯定汪在事件中的关键作用。吴德的文章就说:“我认为汪东兴同志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所起的作用,不在李先念同志之下,他组织了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团的五十多个人,这些同志做了贡献。”

其实,汪东兴起的作用,远不止是组织人去逮捕“四人帮”这个具体行动。众所周知,汪当时是政治局委员、中办主任、八三四一部队政委,掌管着中央机关特别是中央领导人的安全,其作用远不是一般的政治局成员能够比拟的;而且汪是毛泽东信赖的人,在中央领导层地位相当高。

粉碎“四人帮”这样的重大政治行动,倘若没有汪的赞成和支持,几乎不能成功。从已经披露的史实看,华国锋九月十一日就找汪东兴商谈此事,汪东兴态度很明确,表示坚决支持。此后,汪多次应华的邀集,同华、叶秘密商量方案。

据吴德回忆,当时成立了两个小班子,一个准备有关文件,由李鑫负责;另一个负责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这个班子的人员是由汪东兴亲自挑选并个别谈话后组织起来的。十月四日下午,华召集汪东兴、吴德作行动前的最后一次汇报,由汪东兴汇报具体行动方案。此后,汪东兴负责具体实施。

可以说,从一开始酝酿直到正式采取行动,汪东兴参与了事情的全过程,而且是整个事件的核心人物之一。近年来,有的文章开始明确肯定汪东兴是出过大力的关键人物之一。这是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第四,李先念知道不知道粉碎“四人帮”的设想?

尽管官方一再肯定李先念在粉碎“四人帮”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坊间还是曾经流传一种说法:李先念在粉碎“四人帮”之前并不知晓这个行动。吴德的文章、张根生的文章和“《李先念传》编写组”成员的文章提供了相反的史实,澄清了不实的说法。

1、一九七六年上半年,李先念本来要去外地休养。华国锋去看李先念,说现在同“四人帮”斗争这样尖锐和复杂,是不是不离开北京,有什么事也好商量。李听了之后,决定不去外地了。2、九月十日或十一日,华国锋最早同李先念谈了解决“四人帮”问题,并请他同叶剑英沟通。

李先念受华委托去西山同叶交谈,取得一致看法。3、九月十六日,华国锋在国务院召集会议,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等参加。华讲了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4、九月二十六日或二十七日,华国锋约李先念、吴德谈话,对解决“四人帮”问题交换意见。据华说,这次商谈后,他下了把“四人帮”抓起来进行隔离审查的最后决心。此后,李经常打电话给华,互相通报情况。

5、九月三十日,华国锋、李先念、吴德商谈解决“四人帮”的时间和可能发生的问题。 当事人披露的这些史实,说明前述流传的说法没有根据。当然,李先念主要参与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前期工作,具体行动的组织部署他没有参加。对此,吴德的文章和“《李先念传》编写组”成员的文章也做了说明。

二十、中苏关系问题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共历史的研究中,中苏关系的研究是一个相当令人注目的领域,成果也非常多。从研究中共历史的视角看,比较值得注意的著作有:杨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沈志华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苏联专家在中国》、《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章百家、牛军主编的《冷战与中国》(论文集),沈志华、牛大勇主编的《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论文集)。

二○○三年,沈志华主编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三十六卷本、一千八百万字)出版。

原稿本来四十卷,出版前被要求撤去最为国内研究者关注的“中苏关系”和“朝鲜战争”各两卷,遗憾之至。好在不久以后,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了《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浩浩三大卷,算是弥补了部分遗憾。而中苏关系部分的档案,迄今仍被尘封。

关于中苏关系的研究,这里只简单介绍研究一九四九年以后历史的几个问题,全面和详细地介绍只好俟诸来日、另作文章。

一是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和签订。

九十年代后期,中国研究者在俄国的解密档案中发现了一批关于一九五○年中苏条约谈判的文献档案,尽管还不是有关文献的全部,但结合中国发表的有关文献和回忆录,已经可以对这个条约谈判的主要内容及其过程做出比较清楚的描述,并厘清过去一些不实甚至大相径庭的说法。

关于毛泽东与斯大林或者说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共同愿望和利益冲突所在,关于中苏结盟的问题上双方的不同设想,关于条约谈判过程中双方的分歧、争执和各自妥协,关于条约文本的提出和多次修改,研究者都根据文献和相关回忆作了细致考证,得出一些新的结论。

二是关于赫鲁晓夫对华政策的转变。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以后,即开始着手调整苏联的对华政策,而其对华政策基础的根本性转变,对此期中苏“蜜月”型关系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一九五四年赫鲁晓夫第一次访华。

开始苏方准备派一个外交部部长或者副部长到中国来参加国庆五周年庆典,赫鲁晓夫提出来要自己去,这也是苏联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访华。实际上是要向中共示好,改变斯大林的对华不平等政策。这次访华,赫鲁晓夫主动表示将以往苏联在双边关系中非正常占有的一些权利归还给中国。

中苏双方签署了苏军从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无偿移交中国政府、将四个中苏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移交给中国的协定;为中国提供五亿两千万(旧)卢布的长期贷款;帮助中国新建十五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一百四十一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等七个文件。

苏联代表团在华期间还赠给中国两项“礼品”:一是提供组建拥有两万公顷播种面积的国营谷物农场所必需的机器和设备,并派专家来华帮助建设这个农场;一是将正在中国展览的八十三件机床和农业机器无偿赠给中国。

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也确使毛泽东感受到了与苏联交往中前所未有的平等气氛。过去斯大林在世时,对待中国的态度是不平等的,而赫鲁晓夫对中国所作的许多实质性让步,使斯大林时期遗留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毛泽东得以一吐怨气,在对苏交往中真正挺起了腰板。

毛泽东后来谈到这一点时曾说:“第一次与赫鲁晓夫同志见面,就很谈得来”,他取消了有损中国主权的“合作社”,“建立了信任”。

对于赫鲁晓夫的平等合作精神及扩大对华援助的做法,毛泽东深表感谢,一九五六年他跟南斯拉夫代表团谈话时还曾经称赞“赫鲁晓夫是个好人”。从一九五四年一直到一九五八年,应该说是中苏关系的“蜜月期”。

三是关于苏联对华的核援助。

一九四九年七月刘少奇访苏时,就曾经试探了解苏联的核秘密,斯大林根本就不和他谈这件事。一九五四年赫鲁晓夫访华以前,国内已经有人给毛汇报过关于核技术的问题。所以,这次访华令赫鲁晓夫意外的是,毛泽东跟他提出了苏联帮助中国制造核武器的问题。

赫鲁晓夫当时表示,苏联现在已经拥有核武器了,可以给华约国家包括中国提供核保护,所以中国没有必要再制造核武器。实际上,赫鲁晓夫有一个不便明说的原因,就是在他访华前,苏联刚刚跟美国在谈核不扩散的问题。

但是,赫鲁晓夫还是答应了,表示可以帮助中国和平利用核技术。一九五四年十月,中苏双方在签署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基础上,又签订了苏联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给中国以帮助的协定,促成中国建立起第一个原子能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帮助中国培训核技术方面的科研人员,为中国原子能工业基础的建立提供了条件。

所以,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宣布:中国也开始要进入钻研原子能的历史新时期了。一九五七年十月,中苏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开始帮助中国从军事方面来研究原子能的问题,而且有了实质性的步骤。

四是关于中苏关系的破裂。

人们一直认为,中苏分歧的起因是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几乎所有的中共历史著述以及有关中苏关系历史的著述,都是这么说的。但是,有研究者近些年来认为,毛泽东对赫氏秘密报告的反应其实是喜多于忧。

毛早就不满斯大林了,所以他说秘密报告的最大意义在于揭开了盖子,连斯大林这样神秘的人物现在也已经不神秘了。更为重要的是,斯大林去世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阵营中,毛泽东完全可以同赫鲁晓夫平等对话,甚至赫鲁晓夫也不在话下。因此,一九五六年出现的中苏之间的分歧,只是某种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同看法,还远远没有影响到中苏关系,甚至应该说两党两国的关系在继续共度“蜜月期”。

中苏开始出现比较重大的分歧,是一九五八年七月。主要是几件大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问题,还有炮击金门的问题。

有研究者根据文献史料认为,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本来是中苏共同的意愿。一九五七年底,苏联核潜艇研制成功,舰队远航能力大大加强,但是那时候没有卫星,舰队在远航过程当中的联系靠现有的电台达不到,所以苏联希望在中国或者印度建立大功率的长波电台。

赫鲁晓夫不同意在印度建,怕刚刚修复的苏印关系受到损害,但是他觉得在中国建立不会有什么问题,跟中方是同志加兄弟。其实当时苏联的军方曾经有过担心,说跟中国提出来会不会引起中国人的不满?赫鲁晓夫拍着胸脯打保票说没有问题。

因为一九五七年十月份刚刚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表明中苏在军事方面的合作达到了一个高峰。恰在此时,中方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早在一九五四年中国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建立时,中国就开始着手长波电台的建设了。

在苏联的帮助下,进口的三套“突浪型”长波电台设备于一九五七年分别安装在青岛、宁波、湛江地区。但这些都是中小功率的长波电台,随着潜艇部队的发展和远航训练任务的增多,迫切需要建设大功率的长波电台。

鉴于中国难以承担这样的工程,中国海军方面便与苏联有关方面联系、商洽,希望他们能给予帮助。虽然双方都有需求,但是赫鲁晓夫万万没想到毛泽东为此发火。问题是由投资比例引起的。

整个电台(一千千瓦)大概要投资一点一亿卢布,苏联提出它出七千万,中国出四千万,毛不干,跟彭德怀说投资由中国全出。毛是考虑到所有权的归属,其实苏方根本没有提到所有权,甚至连指挥权都没提到,只是提到双方共同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