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绍祖夫人 她是张太雷夫人 培养了李铁映、伍绍祖、施光南等学生
王一知,原名杨代诚,侗族人,1901年出生于湖南湘西芷江县城一个封建家庭。王一知的父亲杨凤笙少时曾与熊希龄在沅水校经堂一起读书,后来二人一起到日本留学。留学回国后,熊希龄任民国国务院第一任总理,杨凤笙被邀请担任国务院主事,后辞官回乡教书。
虽然杨凤笙在日本接受过高等教育,但他满脑子封建礼教思想。王一知的母亲谭氏20岁时嫁到杨家,一次,谭氏不小心打碎一只摆在神龛上的祖传明代细瓷,惹怒了婆母,杨凤笙见状对谭氏一顿毒打,并对母亲发誓“从今以后不再进谭氏房”。
果真,杨凤笙十多年没有进过谭氏的房,直到杨母去世后,经许多人说合,杨凤笙才肯与谭氏同居,所以谭氏36岁时才生下女儿王一知。因为王一知是个女孩儿,重男轻女的杨凤笙又对谭氏百般刁难、折磨,讨了小妾并生下了儿子。
他对小妾母子倍加关爱,对谭氏母女由冷淡转为厌弃。谭氏50岁时,含恨离开了人世。1915年,王一知违背父命,考取了位于湖南桃源县的湖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因为师范学校是公费,免交书钱、学费,父亲没有给过她一文钱。读书的5年中,王一知过着十分艰难的日子,鞋袜破了,就穿同学们送的,墨水少了掺着水来用。
1921年下半年,王一知以优异的成绩从湖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并立志报考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时,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给她发了10元保证金,她用这10元保证金作路费回到芷江,把她母亲生前寄存在舅舅家的首饰、衣物变卖掉,凑够了去北京报考女师大的路费。
她的父亲听说她要去北京投考女子师范大学,大发雷霆,还劝她说:“你已经师范毕业了,就在芷江当个小学教师算啦!我替你找个门当户对的人家,不愁吃,不愁穿,有多好啊!
”不久,王一知听说有同学要去桃源上学,已经租了船,因为当时土匪十分猖獗,还请了一班兵保护。王一知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就找到他们并把自己的行李送到船上,托他们把行李带到桃源。因为父亲不让她外出,所以她不敢坐船与同学同行,就自己雇了一顶轿子起早走旱路。
结果那只船在途中遭到土匪打劫,船上的女同学也被土匪掳了去,还要家长备钱去赎。王一知的行李也全部丢失,她投考北京女师大的希望随之化为泡影。无奈之下,她听说同班同学在溆浦小学当校长,就到向警予创办的溆浦小学做小学教师去了。
刘少奇介绍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瞿秋白的第一位夫人王剑虹、著名作家丁玲都曾经是湖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在校读书期间,王一知与王剑虹、丁玲是最要好的朋友。王剑虹从湖南省立第二女师毕业后,1920年冬随父亲去上海继续求学深造,因为父亲王勃山是同盟会会员,与国民党元老谢持是老朋友,在谢持的帮助下,王剑虹就被介绍到了中华女界联合会会长徐宗汉处。
徐宗汉是辛亥革命领导人黄兴的夫人,王剑虹的任务就是帮助徐宗汉做些文字工作。徐宗汉的秘书叫王会悟,是陈独秀创办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主要成员李达的夫人。
丁玲在父亲死后,和母亲一起寄居在湖南常德舅舅家里,还与表兄包办了婚约。1922年春节前夕,王剑虹利用回家探亲之机,专程到湖南常德丁玲家中,鼓动丁玲与她一起到陈独秀创办的上海平民女校读书。
1922年2月,王剑虹领着王一知、丁玲等6人来到上海,进入上海平民女校就读。同年2月10日,平民女校正式开学,入学读书的共有23名学生。学校分高、初两级,高级班的学生又是初级班的教师,给高级班上课的有茅盾、陈望道等。
王一知、王剑虹、丁玲等6人都被编在高级班。王一知她们湖南同来的6个人还在渔阳里租了一间厢房作宿舍。当时平民女校由李达出面主持办学,学校的具体工作由张太雷负责。同年,刘少奇也从苏联回国,并常来该校为同学们授课。王一知进步很快,不久就参加了马列主义研究会。1922年下半年,经刘少奇介绍,王一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随党中央、团中央一起迁到北京。
爱上张太雷,有情人终成眷属
1923年七八月间,王一知由北京返回上海,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这期间,张太雷曾在上海大学做过很短时间的教员。
在上海大学,张太雷为社会学系学生讲授英文课,每周给学生讲两、三次课,每次讲两个钟点。当时张太雷才26岁,戴一副近视眼镜,非常儒雅,他讲课时总是先用英文讲一遍,再用中文加以解释,把英文难懂的地方向大家认真解说清楚,务求听者明白。
而且他的英语会话流利,书写快捷,像母语一样运用自如,同学们对他的课非常欢迎。张太雷不但上课认真,而且课余还喜欢与同学在一起讨论问题,让学生把不清楚的问题提出来,然后采用启发式的教育方法来解答问题。
即使有同学与他争辩,他也从不急躁生气,而是和颜悦色,据理而论。有时别人讲出了错误的看法,他先是肯定其中蕴含的某些合理因素,然后循循善诱地指出学生的错误,让人心悦诚服。他在讲台上是学生的良师,下课后又是学生的益友和同志。他喜欢与学生开玩笑,只要他在场,场面总是愉快活泼的,这一切都深深吸引着王一知。
1923年8月,张太雷参加了以蒋介石为团长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苏联考察,接着又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三、第四次代表大会,参加列宁追悼会,列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等,在苏联停留了一年多的时间。
1924年8月,张太雷从苏联归来,此后至1925年初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当时身兼中央候补委员、团中央总书记、《向导》杂志编委、《民国日报》主笔等多个职务。此时,王一知在团中央妇委工作,工作的关系,使得二人开始频繁接触。
1925年5月,在瞿秋白推荐下,中央派张太雷赴广州担任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的助手和翻译,王一知作为张太雷的助手一同前往。
1926年底,张太雷、王一知又随国民政府迁至武汉。为了能让张太雷安心工作,1926年7月下旬,已经怀孕的王一知回到上海待产,同年10月20日,她在上海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张知春。孩子满月时,张太雷高兴地叫来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庆贺。第二天一早,张太雷便匆匆离开家门,王一知做梦也没想到,张太雷这次离开,竟成了他们的诀别。
1927年12月12日下午两点多,广州起义爆发的第二天,起义总指挥张太雷坐着一辆敞篷汽车,从起义总部向枪战正急的广州大北门驶去。汽车行至惠爱西路时,前面突然出现一群工贼组成的反动武装,他们身着便衣,对着张太雷举枪便射,张太雷身中三弹,壮烈牺牲,年仅29岁。
儿子张知春的悲惨命运
1927年12月上旬,王一知带着孩子到达香港,原计划等广州起义结束后与张太雷在此团聚,没想到起义的第二天,张太雷就壮烈牺牲了。王一知与张太雷生活在一起的时间仅有两年多一点,痛失丈夫的王一知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1928年初,王一知回到上海,瞿秋白、周恩来、刘少奇等常常来安慰她,帮助她重新振作精神,后转入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在白区坚持地下斗争长达10年。因地下工作危险,王一知就把她与张太雷的孩子张知春送回湖南老家寄养。
后来,中共地下党给张太雷的原配夫人陆静华送救济金的时候,询问陆静华是否愿意抚养张知春,陆静华认为张知春是张太雷的骨血,表示同意接受。但因时局动荡,护送张知春回常州的交通员牺牲,所以张知春没能回到常州,最后在北平慈幼园寄养。
1938年初,周恩来亲自指示把张知春接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1939年,张知春和一批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孩子一起,被送到苏联国际儿童院。在那批孩子里,张知春年龄虽小,但他的汉语却是最好的,而且还会四国语言。
1945年高中毕业后,张知春考入莫斯科钢铁学院,1947年底转入莫斯科大学物理系学习,1952年考上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在苏联科学院某研究所工作。在苏联时,张知春因受到刺激而引发精神病,中苏关系恶化后,在苏联工作的张知春被禁止从事他喜爱的军事方面的研究,再次遭受打击,苏联有关方面又一次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
196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张知春被接回国,进入第四机械工业部第十五研究所工作。
不料“文革”时,他再受冲击,被打成苏联特务,又一次被送进精神病院。粉碎“四人帮”后,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过问下,张知春被从精神病收容所接出来并作了妥善安置。张知春一生没有结婚,2008年10月5日凌晨3点,在清华大学玉泉医院病逝,享年81岁。
解放后献身教育事业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王一知又与龚饮冰结了婚,后夫妇二人受命一起从延安回到家乡湖南芷江从事地下工作,并在芷江开了一家书店,传播抗战文艺和新文化知识。因遭到驻芷江宪兵司令部严密监视,工作无法开展,二人只得辗转回到了上海。在上海,他们奉周恩来之命设立了秘密电台,定期与延安的党中央联系,担任情报传递工作。
1949年2月,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党中央所在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都曾对王一知说过:“解放后,可以在共和国中挑选一个适合于自己的工作。”王一知最终为自己选择的是教育事业,上海解放后,王一知奉命接管吴淞中学,并任该校校长兼党支部书记。
1950年后,王一知先后任北京京华中学校长,北京市第101中学校长、党支部书记。国家给她定的是行政8级,享受部长级待遇,但她推辞了,并多次申请把自己的工资级别下调为12级。
她从教30年,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材,如李铁映、伍绍祖、施光南等,都是她培养的学生。晚年的王一知依然十分怀念与张太雷相处的短暂岁月,1979年春天,王一知曾经到常州寻访丈夫张太雷的足迹,1982年11月,她还带病写下了《回忆太雷》的文章,追忆与丈夫张太雷相处的美好时光。1991年11月23日,王一知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