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笔谈 智库访谈丨许纪霖:与读书人谈谈读书人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特聘紫江学者。兼任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编委。
1977年时,许纪霖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成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先后取得本科及硕士学位。1997年任教于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其间赴香港中文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等高校访学。2002年,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至今。
主要著作有《另一种启蒙》《中国知识分子十论》《新世纪的思想地图》《启蒙的自我瓦解》(合著)等十余本,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知识分子论丛”、《启蒙的遗产与反思》等书籍二十余本,发表论文数十篇。主要致力于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研究。在思想史方面,着重梳理了现代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在世纪之交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战之外开辟了新的言路。
在教育方面,他对中国基础教育、精英教育发表《考研为何重蹈高考覆辙》《教育的意义是对未来负责》《人才至上,还是公正至上?——高考恢复三十年的反思》等文,提出“我虽然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我可以改变我的课堂”观点。他针对教育现象发表观点,对中国教育有着多年的深刻思考。
读书是一种很奢侈的习惯
第一教育:读书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您曾介绍过中国思想史研究学者张灏和一位已经去世的博士生张刚的读书故事。您是如何看读书与读书人的?
许纪霖: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历史学家杨国强在一次毕业生典礼上曾讲过一句话:“现在知识分子好找,读书人难找。”我觉得这句话挺有意思。
现在,在我们周围有各类专家,也有不少知识分子,但是读书人却不多。我所理解的读书人,不是因为读书有用而读书,是把读书看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这里所说的读书“有用”,指的是有些人因为考试要读书,有些人因为要靠读书解决学习、工作上的一些问题。如果这些考试通过了,问题解决了,那么他们可能就不去读书而去干些别的事情。所以从这点看,读书并不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
对于真正的读书人而言,读书是他们的一种方式,是他们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真正的读书人,意在于此。至少一个学者想要在人文学科领域真正有所创造,需要耐得住一些寂寞。
比如说张刚,他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单从工作和个人职业发展角度看,他是没有必要读书的。在他得了绝症后,他的人生需要直面死亡的恐惧。我想,读书是他战胜死亡的一种方式,依靠读书寻找到了生命的意义。
张灏教授也是一个读书人。他很低调,几乎不接触公众,一生写作的书和文章也不多,但每一篇文章都有自己的思考,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完全不是为了完成什么计划去读书 、去写作,他读书、写作是为了思考。
可以说,读书是一种很奢侈的习惯。外边的世界很精彩,诱惑也太多,现在比读书有趣的事情多得是。可我乘车若需要超过半小时就会带上一本书,这样的阅读并没有太多功利在里面,并不求要多么“有用”,那只是一种习惯。
第一教育:您曾谈到在上世纪80年代求学时,有幸受惠于一些老教师们,又感叹现在的大学是个沉重的闷锅。您是如何看待学校学术传承的?
许纪霖:我是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的“77级”学生。我们的老师大部分是在1949年到1966年这17年中接受的教育,除了个别优秀的老师,他们大多数受到了意识形态的影响,在他们身上所表现出的特点就是学问比较“薄”,这也造成了很多同学对这些老师不以为然。
同学们反而亲近那些在民国时期完成教育的老先生们,因此形成了学术上的“隔代遗传”。我们接上的是那一个传统,当然这也是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们觉得真正的文化也好,学术也好,体现在那些民国过来的老先生们的学问根底上,体现在他们的关怀、他们的风采上,这在今天叫作“民国范”,这些才是令我们神往的。
我们特别喜欢听老先生的课,而这些课其实我们当时是听不懂的。这批老师年轻的五十多岁,年长的有七八十。我记得当时华东师大有位老先生叫徐怀启,他是圣约翰大学博士毕业,研究的是基督教,然后又在圣约翰大学做教授,以后到华东师大,他自然一直是待在冷宫里。
直到我们进了大学后,系里才让他每两周开一次基督教讲座。我们当时对基督教一无所知,我也是完全听不懂上课的内容,但就是觉得徐先生的学问那可真是好——上课时,他会在黑板上写一串串拉丁文,我对这个场景印象特别深。
第一教育:您觉得我们现在如何培养读书人?
许纪霖:时代已经不一样了,此外我也不喜欢用“培养”两个字。一说到培养,就有要有工程,就是有意为之。
读书需要氛围,而氛围是需要熏陶的。读书不能靠老师对学生说:这些知识是有用的,你们去读吧。老师可以告诉学生,这些知识是好的,是有魅力的,读书能帮助你健全人格。形成了那种读书的氛围,才能慢慢使学生觉得,原来除了看手机外,读书也很美妙。
今天不要说年轻的“90后”“00后”学生,像我这样大学里的文科教授都觉得周围有太多比读书精彩许多的事。具体到阅读上,现在手机上即刻消费型的知识资讯让读者很舒服——这类“轻阅读”,读起来赏心悦目,看了心情很愉快,但读完就忘记了。所以大家都很浮躁。但真正的读书本是件慢悠悠的事,需要静下心来,在品读中读出趣味来。
今天的世界令人太匆忙,而读书可以让人静下来。到处都是匆忙的快餐,但在好书里你可以慢慢回味,让你思想得深刻一点。这个世界有很多接地气的事情,但我想反过来说,很多智慧未必是接地气的,它们和现实之间有一段距离。
读书让你产生这样的距离。这种距离不是让你脱离现实,而是让你隔开一段距离再来看现实。往往我们看清了细部而模糊了整体,或以为细部就是整体,许多判断失误与此有关。读书恰恰可以产生一种隔膜感,对现实产生一种有距离的审视,这样看世界就会看得更深刻,这都是读书的好处。
第一教育:那我们老师现在能在学生阅读书籍上做些什么?
许纪霖:老师们不要老想着将自己放在一个相对于学生来说很高的位置上,搞个什么工程或什么活动。读书并不是一项“工程”,要去实施什么“培养”,我觉得作为老师,言传身教便是最重要的。
如果老师自己不读书,那还怎么指望学生会读书?老师自己没有阅读的品位,那还怎么指望学生有品位?
现在有关读书的最大问题不是出在学生身上,而是在老师身上,老师不读书、没知识或者只教学生“有用的”知识,谈吐之间缺乏应有的趣味与品位,那么老师们又能靠什么来影响学生?
只有通过言传身教让学生感到读书是好事,通过谈吐能体现出一个读了不少书的人不凡的风度,老师再说一些爱读书的话学生才会敬佩。学生们的模仿能力是很强的,自然而然他们也就像老师那样去读书去了。
当然,老师们上完课,回到家里还面临一地鸡毛,日常的工作生活已经很辛苦了。但每个人最终总是想让自己得到肯定,肯定方式之一是工作中有所成就,另一个是自己业余时的爱好与追求。我觉得很多中学老师缺乏一种业余时的爱好与追求。老师们需要给自己留下一点心灵的空间。读书也好或其他有趣味的事情也罢,即使自己做不了也可以影响学生来做。你未必成功,可能自己的学生倒成功了。这对老师来说也是种极大的鼓励。
对一所优秀的中学或大学而言,如果一定要说有培养的话,那是要培养学生的优良品位。有品位就是学生自己知道什么书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卓越的什么是平庸的。所谓基础要打好,这个基础首先是学生的优良品位。现在老师和学生经典读得都太少,读的都是“时文”,混淆了经典和平庸。
但是话又说回来,现在我们的学校充斥着各种指标,都在鼓励学生一旦有些什么成果就赶快发表,中学生们也在创作各种作品。我觉得这些都是揠苗助长。大家可能知道民国时期的中研院史语所。当时年轻人一进入院里,院长傅斯年就给他们定规矩,三年之内好好做学问,不准发表文章。
我自己的成长也得益于1982年留校任教后学校没有给我太多压力。想想那个时候学校还真是很宽容。那时候老师多,上课都轮不到我们新教师,所以1982年到1987年我做了五年“冷板凳”,几乎没有发表什么文章。后来我觉得这五年的积累是很重要的。
不以自己的功利心态去影响下一代
第一教育:有一种观点认为,在现在的学校中容易诞生“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许纪霖:现在的大学也好中学也好,我感觉整个的氛围都太功利了。我最近在看《王鼎钧回忆录》,他抗战时期所读的小学中学确实都各具风格,校长有眼光,培养出的学生都有个性。
现在学校都用升学之类的指标作考核,从校长到班主任整天围着行政设定的指标转。数学家丘成桐谈及一个现象:中国出了这么多中学数学国际大赛的获奖者,但大部分都因为恨透了数学改行了。所以丘成桐总结说学习最重要的是趣味,要在数学里觉得其乐无穷。今天我们已经从小学开始就不让孩子玩,孩子从小就失去了童真,失去了好奇心,失去了玩的权利,被纳入到了一个统一的模式里面,学校成为北大李零教授所称的“养鸡场”。
最好的研究和学问都是玩出来的,有好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成就都是闲暇中生成的产物。他们对待自己感兴趣事物的研究就像普通人网吧打游戏那样觉得好玩,这种玩才能玩出大家。正因为是玩出来的,所以研究的结果才不是实现被框定的目标,才是真正的创新。要让中学生包括大学生觉得学习好玩有趣,他们才不会计较学习带来多少负担,读书学习才能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
当然,我们中国目前的教育制度有一点好,训练出的学生在知识方面的确很扎实,应试能力极强。不过,考试适应能力强的人,日后基本上都是在做高级打工者,很难胜任需要创造力的工作,那是因为从小沉浸于功利性的氛围,是被逼着去不断学习直至达标。这几年上海学生PISA测试成绩很好,堪称天下无敌,但是同样将上海这些学生和美国的学生相比较,二三十年后很难说谁的生活和事业会更精彩。
第一教育:您曾在2014年时谈及高考是社会的需要,您觉得我们在经历高考改革时应该关注些什么?
许纪霖:我作为研究历史与文化的学者,是从社会文化历史里思考高考。考试选拔是一个影响社会的大问题,高考承担了双重的功能,它除了培养选拔人才以外,还承担了社会公平的负担与功能。比较之下,高考的后一个负担更重大。中国今日的高考和过去科举产生着类似的作用,它背负着解决中国人口流动问题的重大责任。
第一教育:具体到中学教师,您觉得他们该如何应对高考问题?
许纪霖:我们国家是鼓励素质教育的,全社会已经形成了应试教育危害巨大的共识,说明存在另一种可能的空间也很大。学校面临硬软两方面的任务,软的一面还是有空间,还是可以做点事情的。
就我接触到的中学生来看,一些一流中学很聪慧的学生所思考的问题比我们老师以为的要多得多和深得多,只是他们可能不会告诉你老师。华东师大每年都承担科技夏令营的任务,我都去给他们讲课。你猜这些看上去都还是小不点,来自全国的优秀中学生们都在问什么问题——他们的问题都是和宗教有关的,都是老师们想象不到而且习惯性觉得完全“没用”的问题。
这类问题,中学大概不会教也不会谈,老师学生也都不会说,但是这些优秀的高中生们却在思考。
所以我们中学的素质教育说是说接地气,其实也可能完全相反,因为老师不一定知道学生在想什么。素质教育应该和学生正在想的事情接轨,比如说他们也非常关心心灵、宗教的问题,“鬼神”的问题,老师可以针对他们思考的问题,指导他们读点书,然后和他们交流。
学校在除了教学以外还可做很多事激发学生自发的积极性,而不是总是由学校来组织活动。如果有些学生有其他的兴趣,学校可以更多地鼓励他们组成各种自愿性的兴趣小组,要让学生自由组织锻炼能力,不要设什么目标。
实际上在我们的一些素质教育举措中,出发点就已经把学生想象成一个很功利的人,然后按照这个思路去诱导学生。总觉得学生很功利,最好这个活动能加分,那个项目有奖励。实际上我接触了那些小孩子后发觉他们还就是有自己的想法,有很多不功利的东西。
而凡是你老师学校设立了奖励的东西,最后都败坏了学生自身的趣味:学生来做某个活动,不是因为这个活动有兴趣,而仅仅是为了培育“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最后他就会对什么都没有兴趣。又因为他够聪明,所以唯一有兴趣的就是成功,哪个最容易成功我就干哪个活。
对于这样的人,我基本可以这样说,他可能会成为一个相当成功的人,可他一定做不了行业的领军人物,一定在历史书上不会提到他,一定对国家人类没贡献。这就是精致利己主义者的宿命,他会遇到一个天花板,发展不上去。
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第一教育:现在学校在推行素质教育中都开始关注一个人的教养、责任心和社交能力,由此来关注通识教育。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许纪霖:在现在这样一个专业大分工、知识大爆炸的社会,实际上知识多一点少一点是没有决定性关系的。我觉得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人格,而人格不仅仅是通过学校念书而可获得。
我们现在学校的通识教育对应的英文是general education。这种通识教育对学生来说是一种负担——因为又加课了。我更欣赏从英国兴起的liberal education,这是围绕着建立自由人格的人格教育。
我们现在一谈到读书就是获取知识,实际上人格教育最重要的不仅仅是读书,而是要去做。这是欧洲贵族教育的传统,也是中国儒家的传统。我们目前的通识教育就是开课程,而很少让学生去实践。相比较而言,美国的中学生做社会公益比中国学生积极多了。
我们的高考不管怎么改革,录取标准还是读书考试,美国学校觉得学生书读得好还不够,特别是一流中学还要培养学生有领袖才华。他们也有考核指标,这个指标是软的。最近亚裔学生投诉哈佛耶鲁等名校招生逆向歧视,他们并不懂得哈佛耶鲁除了SAT还有其他标准,这些标准是亚裔学生比较缺乏的。比如你是不是具有领袖才华,是否担任了很多社会的公共性的工作。
家事国事天下事关我啥事,不参与社会公益慈善等社会组织,不善于和人交往沟通,智商很高情商很低,缺乏领袖才华,这些是我感觉目前“90后”“00后”普遍具有的大毛病。难道这不是目前所谓“通识教育”的失败吗?通识教育的标准,应该是按照一个人是否拥有我们的社会所界定的健全人格来衡量,而不是去考查他掌握了多少知识。所以我们现在的衡量标准首先就是错的。
第一教育:最后您对我们老师有什么样的教育建议?
许纪霖:我曾经多次介绍华东交通大学的一位老师,他经常在早晨带着学生讲早课,义务讲解儒家经典。平时带着学生到社区,到养老院,到小学去做慈善公益,他们将儒家经典知行合一,这才是通识教育的正道。
而我自己作为老师,也已经有30多年。我想最大的感悟是:无论在大学中学还是小学,作为老师要为人师表。这不是说说而已,我深刻体会到,做了老师,话就不能乱说,自己的一言一行对学生是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往往你老师苦口婆心说的,学生记不住也不要听,你无意中说的一句话或者你和同事说的一句话,在旁边学生听到了会记住一辈子。
我们一直说的“为人师表”的意思,就是你希望学生是怎么样的,你首先要成为那样的人,按照孔子说法: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我以这句话与大家共勉。
(本文选自《上海教育》杂志2016年3月刊,更多内容,请见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