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三大“右派”谈民主政治

2017-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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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这三位,是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钦定的三大"右派",他们在"大鸣大放"的"反动言论"被党中央称为"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时过境迁多年

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这三位,是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钦定的三大“右派”,他们在“大鸣大放”的“反动言论”被党中央称为“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时过境迁多年以后,全国55万右派都被平反摘帽,唯有章伯钧等极少数知识分子没有“摘帽”。而身处现世中国,让我们再回味下这三位大当年的右派言论,应当别有一番意味。

章伯钧语录

鸣放并不影响共产党的领导,而是愈益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给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

政协、人大不要待到期满,今年就可以进行明年要做的大事的讨论。不能全靠视察制度,对国家准备做的事情要经常讨论。

近一两年来,政府对老年知识分子问题有所安排,收到了极大效果。但是还有些名望较小的知识分子,思想已经起了很大变化,生活也有困难,政府应当有适当的政策,逐步地解决他们的问题,

国务院开会,常拿出成品,这种形式主义的会议可以少开。

镇反、三反、肃反中的遗留问题,党和政府应该下决心,检查一下,检查要有准备,要好好做。

今后有关国家的政策、方针性问题,多听听多方面意见。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样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的。如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却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如果文字改革问题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没意见,我不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展开讨论,应该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

罗隆基语录

要说政治,我的座右铭是:只问行政,不管主义。有了好的行政,无论在哪重政体下,人民总可以得到幸福,反之,如果没有很好的行政,无论在何种政体下,人民都会遭殃。

不经过选举、考试而靠推荐、援引、璘缘、苟且产生出来的全国官吏,是一种分赃制度,要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最要紧的是专家政治。要实现专家政治,消极方面要先除武人政治和分赃政治;积极方面要先实行选举制度和考试制度。

取缔言论自由,所取缔的不止在言论,实在思想。不止在思想,实在个性与人格。取缔个性与人格,即系屠杀个人的生命,即系毁灭人群的生命。

是一个人,就有想法。有思想就要表现他的思想。要表现他的思想, 他非要说话不可。他要说自己要说的话,不要说旁人要他说的话,这就是发展个性,培养人格的道路。

思想不能统一也不必统一。而且以人类的经验论,自有政党历史以来,从来没有过“党外无党”这回事,更没有“党内无派”这回事。政党本来是与民主政治交相为用,相辅进行的。以民主主义治党,就不怕 “党外有党”,民主的功用就在于调剂党内的派系、党外的党,使一切意见主张的纷争,走上光明正大轨道,而不趋于革命流血一条狭路。

马克思社会主义是历史学家永远的疑团,这种无逻辑、愚呆的主义,何以能在民众的心理上发生如此有力且深远的影响,并且籍由民众所受的影响而反过来影响历史自身?

政治失败,党员失德,是一党政治的必然结果。在一党专制下,人民没有组织和言论的自由,亦没有监督、指责党局和党员的机会,独裁政治的结果,自然是专政者腐化,政治日趋腐化,人民日益叛离,这就是如今共产党发展的机会。

周总理是南开出身的,毛主席是北大出身的,我是清华出身的,为什么他们就能代表无产阶级而要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呢?

伯钧(章伯钧)呀,这个反右,毛泽东搞的是诱之言,陷之罪哇。而我们是转瞬之间,百暖百寒,一身尝尽矣。自己是想做官的,但做官做到饱受屈辱,人格丧尽,是谁也没有料到的。对三五反,我就有些看法。被认为有问题的人,都斗得很苦,象潘光旦,刘王立明。

一个老百姓不管有无问题,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何况是潘光旦这样的学者教授。在民主党派里,三五反使民建(即中国民主建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肃反时的搞法,我更是不同意的。被冤枉的人不少,又无法申诉。

这么,我才提出建议成立一个平反委员会,它必须自成系统,而且一定要和共产党的领导机构分开来。我的这个提议,目的无非是为受委屈的人解决问题。后来毛公又搞胡风,我当时就跟范朴斋、张松涛讲,共产党这次肯定也是错了。我的主要讲话,大部属于人大、政协、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按说是应该受法律保护的。结果,都成了共产党划我做右派的罪状。

对共产党,有些道理是讲不通的。宪法制定的时候,我早说它不大像法,仍旧是属于‘共同纲领’性质。现在怎么样?事实说明问题。我们还没有犯法,就由毛主席宣布‘有罪’。国家主席或执政党领袖的讲话,即可成为判罪的标准?一点法律上的正当手续也没有,何况它本来就是一部没有诉讼的法。国家宪法的要义,就是政府守法。老实讲,毛泽东的搞法是违宪。——伯钧哪,可以说我们是为真理而沦为贱民。

"党在国上"的影响,尚不止这一端。国民党可以抄写共产党的策略,把党放在国上,别的党又何当不可抄国民党的文章,把党放在国上?秦始皇打到了天下,自己做皇帝。刘邦打到了天下,当然亦做皇帝。曹操、司马懿打到了天下,当然亦做皇帝。这就是"家天下"的故事。国民党革命成功,可以说"党在国上",其他的党革命成功,当然亦可以说"党在国上",这当然成了继续不断的"党天下"。

总理,谢谢你的关心。我哪儿都不想去。我死,也死在这里。

储安平语录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

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记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重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

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党走,但跟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没有做好工作,而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

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

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提倡能够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个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

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没有一个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可以被培养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党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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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哥和三棍是出了名的绑匪,闯荡江湖十多年从未失过手。他们非常狡猾,换窝点比换衣服还频繁,所以警方一直以来也是无能为力。

这天下午,像往常一样,三棍跟强哥说:“强哥,好消息,我都打探清楚了。对面那幢房子的大人们今天下午都有安排,都不在家。他们留下了一个小男孩在家。”

“好!我们现在就行动!看来又有一条大鱼了。”强哥得意地笑了笑。

他们鬼鬼祟祟地来到那家人的门前,正准备撬门,突然强哥用低沉的声音说:“慢着!”强哥好像听到了什么,他轻轻地把耳朵凑到门前,却听到……

“老公,去看看孩子睡了没有?”

“亲爱的,孩子已经睡着了。”

“老公,你自从有了孩子之后,早就把人家给忘了。你看你把孩子疼得,衣柜都装不下那么多小裙子了。可是你答应我要帮我买那双我非常喜欢的高跟鞋到现在都没有实现哦。”

“亲爱的,对不起,我这不是忙嘛。不过你放心,过两天肯定买,肯定买。”

“呵呵,这次一定要做到哦。”

“嗯,来,亲一下!”

强哥转过头来狠狠地瞪了一眼三棍。三棍觉得非常委屈,他看了看门牌号,没错啊,就是这家。可是为什么还会有大人留在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