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式平子女 邵式平的儿子被谁害死

 毛泽东一生共有过十个心爱的孩子,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里,生下来夭折两个,战场牺牲一个,他先后丢失了四个亲骨肉。毛泽东一生经受丧子失女的种种痛楚,这是一般人所难以想象与忍受的……

 
 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延安

毛泽东第一个丢失的孩子是和杨开慧所生的毛岸龙,杨开慧英勇就义时才4岁。他外婆、舅舅怕敌人在孩子身上下毒手,将岸龙与岸英、岸青秘密地送到上海,叔叔毛泽民叔母钱希钧把岸龙安排在党中央办的大同幼稚园。不料出了大叛徒顾顺章,组织上突然通知毛泽民、钱希钧与党的领导人一起紧急转移。岸龙与岸英、岸青只得一起流落上海滩。岸龙年幼体弱多病,一次走散而丢失,至今渺无音讯。

毛泽东失散的第三个孩子,是他和贺子珍的第二个孩子毛岸红。1932年,贺子珍临产时由傅连璋接生,出生在长汀福音医院。当时贺子珍正得疟疾,医生怕影响孩子的健康,不让她喂奶,毛泽东便又托人给孩子找了个奶妈。奶妈是江西人,当地的江西人好把小孩子叫毛毛。

入乡随俗,毛泽东与贺子珍也就跟着奶妈称毛岸红为小毛毛了。而毛泽东的同事则把他叫“小毛”。小毛毛生得端端正正,眼睛挺大,像他爸爸。毛泽东非常喜欢他,每次来医院,都要从奶妈手里把小毛毛抱过来,又是亲,又是摸。

有时孩子睡熟了,他就把孩子放在贺子珍身边,自己则坐在他们母子身旁,静静地凝视着。毛岸红是毛泽东与贺子珍所生的六个孩子中,惟一一个在两人身边长大的,倍受宠爱。毛泽东经常把孩子扛在肩膀上,乐呵呵对人说,毛毛比我有出息,我才一个毛,他比我多一个毛。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开始大转移开始长征,有很多红军将士为了革命丢下孩子,毛泽东的秘书长古柏的孩子古忆民一出生就丢在了赣南。毛泽东和贺子珍商定把孩子交给留下来坚持游击活动的弟弟毛泽覃和弟媳贺怡。临行前,贺子珍从邻居那里要来些棉花,把自己的一件灰布军装剪开来,就着灯光,一针一线地给儿子缝制了一件小棉袍……瑞金和中央苏区落入敌人之手后,毛泽覃恐怕走漏消息,小毛毛会遭不测,就把他秘密转移到瑞金一个警卫员的家里。

谁知毛泽覃在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谁也不清楚毛岸红留在何处,小毛毛也从此下落不明。但毛泽东失散了的孩子中,惟一有希望还活在人间的是丢在中央苏区的毛岸红。

  
 毛泽东和他的孩子们(左起毛远新、李敏、李讷摄于1954年)

一天,贺怡去毛泽东住地香山,向毛泽东说:“在江西丢掉的毛岸红现在已经找到了。”

 1953年3月,江西省人民政府省长邵式平,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从北京拍来的加急电报,电文的意思是: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前夕,有一些负责干部和红军将士将他们的子女寄养在瑞金等地的群众家里,中央委托江西帮助寻找这些红军留下的孩子们。

这里面特别注意找到毛泽东主席的孩子毛毛…… 邵省长阅完电报,马上想起另外一件相关的事情:不久之前,幽居上海的贺子珍也给他写来亲笔信,说她在瑞金生下一个男孩,由毛泽东取名叫毛毛,长征之前通过毛泽覃、贺怡夫妇把毛毛寄养在老表家里。那是毛泽东最为疼爱的孩子,现在拜托邵省长千万千万帮助找到毛毛……

 王家珍受命

 朱开铨从邵式平办公室回到省民政厅,坐下思虑了十几分钟,忽然点着头自语地“嗯”了一声,拿起电话通知优抚处的干部王家珍来见他。

 更让王家珍心头蒙上沉重郁结的,是朱开铨讲到的一件事情:贺子珍的妹妹,亦即毛泽覃之妻贺怡,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共吉安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她为了寻找毛毛,于1949年11月中旬从赣南乘吉普车回来,经过泰和县桥头的丰塘村时发生车祸,汽车坠入3米多深的水沟,贺怡与古柏之子古一民当场死亡,古柏夫人曾碧漪及警卫员等三人负伤。这时的贺怡年仅38岁,正是为党工作的黄金年龄段。

 朱开铨对王家珍的表态感到满意,在心里相信这位经过战争考验的年轻干部,是不会辜负组织的重托与期望的。

  朱道来浮出

 因为“掘地得金,金为瑞”,故名瑞金的这片土地,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有着独特而不凡的地位。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前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是中国共产党对于治国理政进行探索、实践的起源地。在那个革命求变的年代里,党在这里创造了缔建一个崭新的赤色中国的奇迹。

而红军将士们曾经在瑞金留下的妻子们、孩子们,就是留在这块红土地上神奇、神秘的一部分。当年曾经历了五次反“围剿”残酷战争的著名老区,在近二十载岁月的洗涤下,依然这样的年轻,充满着社会主义的青春活力。

  在座谈会上坐了半天的王家珍听到这些情况,心里凉了半截,因为老红军们对于毛毛的下落提供不了一点线索。一个面积2000多平方公里的县份,方圆二三百里,居住着30多万人口,到哪儿去打听毛毛?村村寨寨走得完吗?王家珍心中一片沉重,但他再难也要寻找的决心却丝毫没有退缩。

  心头终日盘旋这件事的王家珍,有一天萌生了去档案馆查找历史资料的想法。果然,他在县档案馆收藏的1934年《瑞金县志》看到了这样的记事:“共党魁首毛贼泽东,生有一子寄留瑞邑。”虽然这段文字并不能成为什么线索,但王家珍坚信毛毛确实被寄养在瑞金。“只要毛毛还活着,我一定要找到他!”这是王家珍的心语。

 无形中获得一个重要线索,王家珍大喜过望,决计第二天一早就去朱坊。

 就在王家珍来到瑞金的前两个月,一件让朱盛苔夫妇无法意想的事情发生了:一个从南京来的中年妇女,名叫朱月倩,持了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的介绍信,找上朱盛苔的家门,说是前来接儿子的。朱月倩的丈夫叫霍步青,当年是中央派到中央苏区的巡视员,后任红军学校政治部宣传部长,1933年在福建省建宁县牺牲。

他们的一个小男孩也留在瑞金。朱月倩后来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几年后嫁给了国民党的一个飞行员。她说这次来就是找儿子的,瑞金县民政部门派人把她带到朱盛苔家,她见到朱道来后一口认定那是她的儿子,在朱盛苔夫妇面前又是哭又是求,硬是要把道来带到南京去。

朱盛苔和黄月英再三考虑,觉得还是让她带走,因为孩子是为红军抚养的,自己只是尽到了这份责任,既然现在有人认领,就应该交回给人家。

再说让道来到南京去,肯定比在瑞金乡下要好得多了。为着孩子今后的前途,夫妇俩怀着与道来19年来一天也没有离开过的血肉深情,一步一把泪水地送着告别了兄妹们的道来,离开了朱坊,离开了瑞金。

  王家珍的成稳和精细,在这种时候再次得到体现。他首先问朱盛苔夫妇有没有道来的照片,黄月英一听马上高兴地点头:“有哇,是道来不久前从南京寄来的!”

 朱道来思念父母、阿奶以及兄妹们的深情,化成文字跃然纸上。信中写道:“我恨不得这就回到家里,与你们在一起。”朱道来为何这么急切想回家?原来信中叙述到了他在南京的烦恼:他们并不真正喜欢我,对我不是真正的好,我是看得出来的。他们喜欢的是妹妹,什么都顺着她。妹妹也不是那么看得起我,有些嫌我是乡下来的,土里土气。我在这儿并不愉快,过些日子我要回来的,与妈妈、阿奶在一起过……”

 王家珍还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南京母亲来接道来的时候,带走了道来小时候用过的什么东西没有?黄月英回答说没有,她什么都不要,连道来那年送来时的那件小袄衫都不要,说没有什么用,可我还给收着呢。

黄月英说完进到房间,很快地从床枕旁拿来那件当年朱道来被送到朱家时穿过的小袄衫。王家珍接在手里看了,只见小袄衫虽然历时20多年,但保存得挺好,一看就知道是用旧军服改做的。顿时,又有一个疑惑出现在王家珍脑子里:“按说这么珍贵的历史证物,南京的母亲怎么会不要呢?”

 朱开铨立即将找到一个岁数与毛毛相同,血型与贺子珍相同,相貌与毛泽东相似的男孩报告邵式平省长,邵省长用电报向中组部作了汇报。中组部很快回电,同意王家珍与黄月英赴南京把朱道来接到上海贺子珍处予以辨认。

 上海市四川北路的栗阳路东头,有一座四周围墙高耸,形成封闭式的三层楼房的院落。不过院子里种着树木花草,环境干净和幽静。在这座僻静的小楼里,居住着第一位上井冈山的女红军、曾经与毛泽东有着十载夫妻之情的老一辈革命家贺子珍。

这位20多年来历经战火、身受十几处弹伤的女杰,因为世人知之不多、难以尽叙的历史原因,其命运历尽坎坷。现在的她也不便工作,只有在这幽静的环境中休养。然而,再怎么优裕的生活条件,也不能消蚀她对往事的回忆和对毛泽东的思念。

在这些复杂的情愫之中,占有重要位置的一件事就是找到她与毛泽东的儿子毛毛,希望以此了却晚年的最大愿望。而在贺子珍的内心深处,感觉到毛毛这个孩子是维系自己与毛泽东感情世界的最好的纽带。

 贺子珍清楚地记得,毛毛是她1932年11月在福建长汀福音医院产下的。产后的第14天,毛泽东从宁都赶来看望母子俩。丈夫这一次想得很周到,事先熬好鸡汤用瓦罐提到医院,与妻子见面后只说了几句话,就将热气腾腾的鸡汤端到妻子手上,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她喝。

贺子珍喝了一会停下来,对丈夫说:“润之,孩子生下来半个月了,还没有取名,就等你呐。”毛泽东显然已有所考虑,回答说:“按照岸字辈排吧,叫他岸红。小名嘛,叫毛毛也行。”贺子珍听后高兴地说:“我们家又多了一毛,你才一个毛,他却有两毛。”毛泽东笑着点头:“是啊,毛毛比我有出息的。”

 贺子珍“哼”了一声,带着气说道:“我寻思着呢,原来是这样!”

 毛毛长到将近两岁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中央红军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进行的突围行动,将他与父母永远分开了。贺子珍永远不能忘怀长征出发之前与毛毛生离死别的情景。那天,毛泽东向她讲了必须把孩子留下来这件事,她当场伤心地哭了。

毛泽东看着贺子珍,又看着尚不懂事的小毛毛,无奈而伤情地说:“这是中央的决定,不然我舍得把毛毛留下来?大家都是一样呢。”夫妻俩计议了很久,想到只有把孩子交给留下来打游击的叔父和婶娘——毛泽覃与贺怡。这天,贺子珍半夜就起来了,把自己的一件军衣裁剪开来,拆掉毛泽东的一条夹裤,取出棉花,为毛毛缝制冬天御寒的衣服。手握针线的贺子珍一边缝着,一边流下亲情难舍的泪水……

 1953年6月中旬的一天,在上海警备区担任空防司令员的贺敏学,早已接到有关方面的电报和妹妹贺子珍多次打来的电话,派人在上海火车站迎接到了王家珍、黄月英和朱道来几人,汽车直接开到了栗阳路的小楼房。

 让贺子珍再次在心头激起感情的浪潮,是王家珍从黄月英的提包里拿出了那件小袄衫,郑重地交到她手上。贺子珍接过来只看了几秒钟,立即唤起心中的记忆,再一次热泪滚落。这件20年前她在灯下千针万线缝制的小袄衫,忘记得了吗?真没想到,这件小袄衫还能保存到今天,这是证明自己亲生骨肉的最好的物件呀!贺子珍不禁流下了两行热泪,想起了当年送毛毛的情景,她一把将男孩紧搂在怀里呼喊哭诉,只待主席点头了。

 找到了贺子珍儿子毛毛的消息,在上海的有关范围传开了。首先是贺敏学与夫人李立英来了,在看了朱道来并交谈之后,都在内心作出这样的首肯:这孩子很像毛泽东,可能错不了!接连几天,华东局的饶漱石来了,上海市委的陈毅、魏文伯等人也来了。他们在见了朱道来后都与贺敏学有相同的感觉,因而大家都说了祝贺贺子珍找到儿子的话。

刘少奇和总理看了朱道来的照片已经认可,周恩来将朱道来的照片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仔细辨认后虽没有说什么肯定的意见,但他传下话说:“这孩子很像年轻时的毛泽覃!”

 毛泽东发话

谁知此时,在南京的朱月倩却说朱道来是她和霍步青的儿子,华东局深感事情重大,颇为棘手,因他涉及到一个孩子两个母亲,非等闲之辈,各自都有特殊的背景。两位母亲都是革命的功臣,为了革命事业,她们几乎都付出了自己的一切。现在,作为母亲,她们只是想获得拥有一个孩子的权利。这种感情是挚烈的,也是无论如何不能受到伤害的。

 赵尚志走进了上海市溧阳路上那座静悄悄的洋楼庭院。此时,贺子珍已经将“朱道来”当年的奶妈黄月英接到了上海。这几天,一向幽静的庭院热闹起来了,贺子珍忧郁的脸上出现了难得的笑容。她将奶妈黄月英当作亲姊妹,也当作贵宾,盛情款待。她详细向黄月英叙述了自己丢失爱子的经过,反复强调孩子托付的所在地就是黄月英的家乡。

 赵尚志见问题一时不能解决,便打电报给江西省省长邵式平,请求当地政府协助作进一步调查。任务下达到民政厅朱厅长头上。朱厅长当即派负责调查了解的干部王家珍,将江西方面的调查材料寄给了华东局。几乎所有的材料都在证明,“朱道来”是贺子珍的孩子。

甚至还有一份瑞金县叶坪乡的群众联合签名,证实“朱道来”的生母系贺子珍,“朱道来”的小名是“小毛”。还有人提到一件小棉袄,说那是贺子珍亲手缝制留给孩子的,如今小棉袄还在朱盛苔家中呢。

赵尚志感到束手无策了,只好将问题上交。请中央组织部来解决了。于是,奶妈、“朱道来”由赵尚志带领,上了北京。让中组部来处理一个孩子的归属问题,似乎有点小题大作,但在当时,中组部确实是这样做了,非常严肃、慎重地进行了处理。

 贺子珍心里既兴奋又不安。她一方面知道中组部要道来去北京,也许是毛泽东已知道此事,要认下这个儿子,这可是好事。而另一方面她明白毛毛去了北京,就不会回上海了,今后见面都很难,她是多么希望毛毛留在自己身边呀!

这样就能改变她孤独的生活环境。在这矛盾的情形下,还是长期战争年代养成的一切服从组织决定的观念占了上风,想到应该让道来高兴地去北京。晚上,贺子珍给正在北师大读书的女儿娇娇(李敏)写信,让道来带到北京去。信中写到:娇娇,我给你找到了你的亲哥哥,就是我以前给你讲过的那个毛毛,多么不容易呀!毛毛到了北京,你要好好陪他玩,要是去看望你爸爸,你可要陪着去,让你爸爸高兴。

 第二天的下午,朱道来三人被接到了北京大栅栏鲜鱼口的中组部招待所。当晚,中组部的相关领导找朱道来单独谈话,向他询问一些情况。离开时对他提出了几个要求,即对别人不要讲从哪里来,来北京干什么等。

 朱道来的到来,让不少中央领导知晓并予以关注。首先是周恩来到招待所看望,接着来的有朱德、谢觉哉、董必武等在中央苏区战斗过的老一辈革命家。就是邓颖超、康克清、帅孟奇,以及曾碧琦(古柏的夫人)、钱希均(毛泽民的夫人)等“妈妈”们更是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多次同孩子谈心,关心他的成长。

大家在私下议论说,这个朱道来从长相来说的确像毛泽东,看来是当年的毛毛错不了。他们都对这种情况的出现感到非常高兴,特别是为贺子珍感到庆幸。帅孟奇还把道来接到家里住了好几天。在京期间,不少领导同志前来看望了这个引起争执的孩子“朱道来”。

 党和政府是不会忘记这位平凡而心胸宽厚的善良妈妈的。邓颖超、康克清、帅孟奇等大姐都请她吃饭,都在宴席上充满真情地说了感人肺腑的谢言,并以她为典型表达对老区人民的深切谢意。黄月英启程回乡的晚上,中组部有关领导来到招待所,代表组织送给她500元钱(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三匹布和一些农村里少有的日用品,并将物件专门装箱打包。

这些钱物代表着党和人民对朱盛苔全家的敬意与谢枕。对于王家珍,中组部也赠送了纪念物品。

 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半路上杀出来的“程咬金”,竟然使事情在忽然间变得复杂化了,而且导致了毛毛“定论”的流产。

    
 文革时期的朱道来 朱月倩  霍步青

 或许毛泽东这天的心情不怎么好,被哭闹事件搅得更受影响,或许有着难以言明的原因,或许他那宽宏博大的胸怀和高尚情操,顾及到不能伤害“南京妈妈”的感情,毛泽东以决断的语气说道:“不要说这件事了!管他是哪个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把他交给人民,交给组织吧。”

 朱道来被安排在北京师大南二附中(即后来的101中学)读书。在这里就读的有许许多多革命先辈、先烈的子弟。学校条件优裕、教师尽职尽心。朱道来走进这个新环境,很快就被吸引住了。他自知文化知识根浅底薄,一心想追赶上去。

这一年,他门门功课都居上游,期终考试,平均每门功课在80分以上。后来考上了北大,毕业后分配到一个国防科研单位工作。1971年11月,发现已是“肝癌晚期”,同年12月,终因抢救无效,在南京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