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与其 许纪霖:与其抱怨黑暗 不如点亮蜡烛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历史系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主要从事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与知识分子的研究,近著有《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启蒙的自我瓦解》、《大时代中的知识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等。

◆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蜡烛。在任何时代,总是有黑暗,也有光明,就看你选择沉沦于黑暗,还是追随着光明。不要期待大环境变化之后再来改变自己,也不要期待等有了物质资本再来自我改变——一无所有的时候尚不愿改变自己,当成为既得利益者的时候还愿意改变?所以,什么时候点亮蜡烛,这和你处于什么样的处境没有关系,重在脚下,从此刻做起。

本文根据许纪霖先生在无锡图书馆梁溪大讲堂的讲座编辑整理,内容已经本人审阅,刊于2014年8月6日《新华日报》。经许纪霖先生授权转载。

与其抱怨黑暗,不如点亮蜡烛

——如何重建中国的伦理与信仰

近几年中国崛起,世界瞩目。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整个西方世界似乎趋于没落,但中国好像是“风景这边独好”。 但网络上也流传着一句话,说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形势大好、秩序大乱、人心大坏”的时代,无良商人制造毒奶粉、毒馒头、毒胶囊,跌倒的老人很多人不敢去搀扶……很多基本的常识和良知出了问题。市场发达了,欲望被放大了,但伦理规范和道德底线却塌陷了。

实用主义下道德的多重标准

我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曾经做过一个全国性的抽样调查,考察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其中有个问题:“你是否同意:人们的价值观各不相同没什么好坏对错之分” ?竟然有将近六成的受访者同意这个看法,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赤裸裸地折射出当今中国价值观的危机。

很多学者认为,首先从伦理层面看,今天的中国进入了一个“秩序大乱”的时代,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心灵秩序上的“乱”,表现在各种伦理的底线不断被突破。其中的原因之一,乃是维系社会的价值观出了问题。

我们该如何克服这个危机,重建当今中国的道德和信仰?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如何重建当代中国的伦理规范,二是当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价值与信仰。“伦理规范”和“价值信仰”这两个概念既有密切的相关性,又存在区别。简单来说,伦理学将伦理道德分为规范伦理和德性伦理。

前者涉及社会秩序的维系,是法律背后的伦理道德支撑,没有规范伦理,“法”就是外在的、强制性的,人们若不认可就不会自觉遵守,反而会去尽量躲避惩罚,冲击法律和伦理的底线。

与社会性的规范伦理相对应的,是个人的德性伦理。这涉及到当代中国人需要什么样的价值信仰?什么样的价值观是好的价值观?伦理规范与其背后的价值信仰是不可分离的。孔子讲“仁”与“礼”,“仁”作为一套价值观,需要通过社会伦理之“礼”得以实现。

而一个“礼”的社会,又有赖于众人内在的德性。孔子之后,分为孟荀两家。孟子着重修身和心性的内在德性,而荀子强调外在的礼治。那么,伦理规范和价值观念究竟哪一个更重要?制度重建的同时,要不要一套新的伦理规范和核心价值来支撑制度和法律?这些问题显然是需要我们深入讨论的。

价值的相对主义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便是关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善、什么是正当这一系列有关价值的核心标准的模糊和不确定。当现代社会祛除神魅之后,好与正当这两组价值开始分离。好属于德性伦理,正当属于规范伦理。当代中国在私人领域已经相当开放,默许并宽容人们具有各自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方式,问题在于“什么是正当”这一规范伦理,也随着各种道德价值观的解体而崩溃,变得模糊起来。

虽然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是光荣、什么是耻辱在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上有明确的规定,但由于这些法律和道德规范背后的伦理源头被掏空了,缺乏一个具有超越的客观性或历史正当性的伦理体系的支撑,因此,这些法律和道德法则对于许多人来说,只是外在的、强制性的规范,而没有内化为自觉的、天经地义的良知。

另一方面,在制订这些法律和道德规范的时候,缺乏公众的普遍参与和公共讨论,因而,这些规范虽然在内容上是善的,在产生程序上却是外在的、强制性的,无法成为公民的自我立法。

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方面各种法律和道德规范无所不在,甚至细微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另一方面,这些规范并不为公众所真正信仰,只要缺乏有效的行政权力的监视,人们便会毫无顾忌地违法,而不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和良知义务。

在日常生活之中,普遍地违背公共道德和公共规范,并不意味着公众普遍丧失道德感,而只是他们将价值相对化和实用化了。实际上最基本的价值和良知还是有的,我们常常用以衡量社会、批判别人,虽然很多人内心仍有这套价值标准,但它已不再成为我们坚定的绝对的信仰,而是可以视具体场景灵活变通运用。

从社会整体而言,价值的实用主义体现在功利主义的公共道德观,“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来衡量公共政策的有效性和道德性,从社会个体来说,在不同的语境下实用地、灵活地理解和运用价值标准,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潜规则。

对于许多家长来说,如何对子女进行道德教育,如今已经成为一个颇为尴尬的任务。一方面,家长们灌输那些千年不变的大道理,教他做正人君子,但遇到具体的事,大道理通通不管用,他们又不得不向孩子传授高度变通的小道理。

久而久之,在这种普遍的价值实用主义的氛围之中,人们便习惯了按照道德的双重标准、乃至多重标准生活,道德人格趋于分裂而又不自觉地按照某种实用理性统一起来。

我们每个人激烈地批评、讨厌所谓的开后门、拉关系,但当有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时,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找关系,因为我们不相信这个体制是公正的,我们只相信“拼爹”,“恨爹不是钢”。当今中国价值观的危机是以这样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构成,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制度的改善,需要有好的教育,也需要有社会的重建,下面我着重从制度和德性这两个层面来谈。

正派社会是我们可以追求的目标

小悦悦事件发生之后很多人都在反思,它背后的问题出在哪?学术圈对它的讨论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这是道德沦丧的结果。今天太多的国人已经丧失了孟子所说的最基本的恻隐之心。因为缺乏基本良知,接下来就是唤醒良知的问题。另外一种意见则是,小悦悦事件背后更多是制度上的缺陷问题。上海交通大学法学家季卫东教授认为制度本应保障扬善抑恶,如果我们今天的制度不能保障好人做好事没有后顾之忧,就会使得人人自保。

所以,要重建中国的伦理道德和信仰,要从制度入手。我们今天观察很多事件的时候,需要将制度和伦理问题相结合。好的制度会激发人心的善。但恶法不仅会抑制人性之善,反而会释放人性中的幽暗。包括地沟油、三鹿奶粉等各种事件,它们既反映了伦理的问题,也反映了制度、法律不完善的问题。

我们不能孤立地讨论伦理问题,首先得检讨制度,看制度是否存有改进的空间。因为人心具有神魔二元性,扬善抑恶或抑善扬恶,制度是关键所在。政府层面不需要采取某种具体措施,而要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完善的法治社会,社会才会滋生伦理道德。

至于国民劣根性,虽然有,但并不是不可改变的东西。在好的制度环境下,它同样会改变。比如,香港在几十年的法治传统里,形成了新的传统。 整个社会相当有序,市民社会也相当发达。市民间守望相助;有钱人做慈善,捐助文化事业,蔚然成风。

所以不要夸大国民性,它不是宿命。而且国民性里也有善的一面。在中国文化没有断裂的台湾地区,整个社会非常具有人情味,继承了传统之“美”。传统很丰富,既有正面也有负面的。在这个意义上,起主要作用的还是制度。

美国神学思想家尼布尔说:因为人性是恶的,所以民主是必要的;因为人性是善的,所以民主是可能的。这就是说,我们之所以需要民主和法治秩序,乃是充分考虑到人性中的自利本性,但仅仅靠自利的人性,无法建立起民主,民主是需要公民的献身精神的。

当下的中国社会,需要建立一个正派社会。所谓正派社会,就是比儒家所说的君子社会要求低一点。君子社会要求很高,往往会衍生伪君子。但在君子和小人之间,有一块人人都可以做到的,就是正派人。虽不高尚,但也绝对不卑鄙。

一个社会要正派,首先是制度的正派。正派的人在社会上得到尊重、鼓励和肯定。反之,则让他们感觉羞辱。前几年的范跑跑事件令我感到,一个真小人的社会要比一个伪君子的社会可怕。伪君子社会也不尽如人意,但大家起码还承认基本的伦理道德标准,即便是伪装。

而真小人社会没有公认的基本伦理,大家都拿出一套丛林规则,人人唯我,而且觉得天经地义。这样的社会很可怕,只会被暴力所决定。顾炎武说“亡国亡天下”,亡天下就是社会丧失了基本道德标准。好的制度会让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成为正派人,而制度有缺陷则会使得伪君子和真小人当道。儒家道德标准太高,但正派社会是我们可以追求的目标。

2010年11月21日,在上海“11·15”火灾事故发生的第7天,上海十万民众自发去火灾现场献花哀悼遇难者。有句话叫鲜花可以溶解淡漠,今天他遭难有人来关怀,明天如果你遭难的话,同样会有人关怀你。他们和你没有任何利益关系,但却和你有共同的情感,这种情感基于我们都是人,都是中国人,都生活在同一个地方,这就是社会重建的基础。

那次上海市民去献花,很多是家长带着小孩去的,他们想让小孩从小就培养同情心和爱心。这次活动完全是公民自发的道德性的实践,这种实践如果能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世界将会更可爱。

“有所不为”是文明社会的底线

这个世界永远不缺少善的力量。今天的中国不是普遍沦陷,总有一些精神让我们感动,总有一些燃灯者以个人的德性力量温暖着我们。

离我们的记忆不远的汶川大地震,是一次集体性的德性的爆发。地震中老师们的表现岂止伟大,简直可以说都是圣人。绵竹市东汽中学的谭千秋老师在教学楼即将倒塌的一瞬间,将四个学生塞在课桌底下,自己像老母鸡一般,张开双臂护住学生,学生得救了,老师却倒在乱石之中。

我看过一档凤凰卫视陈晓楠主持的《冷暖人生》特别节目“大地震中的北川中学”,这是我所看到的最令我感动的节目,北川中学的老师们,个个都是罗盛教和刘英俊。李佳萍,一个文文静静、胆子不大的女老师,出事那一刻,用身体死死抵住教室门,拼了命把学生一个个从教室中扯出去,到第三十六个学生的时候,天花板掉了下来。

几天后人们找到她,她的身体仍在教室里面,没有跨出门口一步。这是一些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老师,但在生死一瞬间却闪耀出“圣徒”的光芒。

这样的师生之情,是伦理之情,经得起生死考验。这些年中国进入市场社会,师生关系也被世俗化了,有一些舆论将师生关系完全看成是市场的交易关系和服务关系。学生交学费,老师提供服务,学校变成一个非人格化的交易市场。顾客和服务者的关系不是伦理关系,它纯粹是一个契约关系。商业交易不会产生“小我”为“大我”牺牲的崇高,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超市发生了地震,营业员会死死抵住门框,让顾客先撤。

圣徒是一种宗教境界。而中国不是一个宗教社会,而是人文代宗教。梁漱溟老先生讲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伦理本位”,指的就是人文精神不是一套抽象的概念,仁义信爱,必须落实在具体的人伦关系网络之中。自然,今天我们所处的市场社会与传统社会很不相同,每天碰到的大量是非人格化的契约关系。

但诚如哈贝马斯所说,人们在系统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生活世界。系统世界(市场和政治)由金钱和权力主宰,但在生活世界里面,要靠人们的交往理性,以及真诚的情感与宗教。

我们不要相信庸俗经济学的鬼话,似乎现代人就是一个“经济理性人”,就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仅仅是系统世界的逻辑。在生活世界里面,人首先应该是一个伦理人,具有自己的良知和情感,那是金钱无法衡量也无法收买的。

如今在青年知识分子当中有一种“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心态:既然对世俗做不到彻底的超脱,那么索性就全然拥抱世俗好了!既然你们也做不到完全的超凡脱俗,那么不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吗?甚至认为“五十步”是“伪君子”,而“一百步”倒是“真小人”。

的确,如今有不少满口仁义道德、私下比谁都庸俗、投机钻营的“伪君子”,但在我看来,他们不属于“五十步”,而是地地道道的“一百步”。真正的“五十步”,乃是虽然有不少无可奈何之举,但依然挣扎着想当真君子,他们与“真小人”的区别,一个是自甘堕落,而且振振有词,另一个自惭脆弱,但依然有向善的愿望和追求。

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蜡烛。在任何时代,总是有黑暗,也有光明,就看你选择沉沦于黑暗,还是追随着光明。不要期待大环境变化之后再来改变自己,也不要期待等有了物质资本再来自我改变——一无所有的时候尚不愿改变自己,当成为既得利益者的时候还愿意改变?所以,什么时候点亮蜡烛,这和你处于什么样的处境没有关系,重在脚下,从此刻做起。

这里没有绝对的标准来衡量,关键是你的态度。台湾的钱永祥先生,是著名的素食主义提倡者,但他并非一个绝对的素食者,他提出一个观点叫“量化的素食主义者”,他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现在还不能做到完全戒荤,只能尽量吃素,能够不吃荤就不吃荤,能够做多少算多少。

同样,重建中国的伦理和信仰不要求所有的人高风亮节,积极地“有所为”,更多地是看一个人是否能够做到“有所不为”,守住一些道德的底线。“有所为”的德性要求太高,只能自己要求自己,如果普遍化、强加于众人,便会流于虚伪。

但“有所不为”,这是全球各大轴心文明的共同底线,基督教有“摩西十诫”,儒家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底线守住了,贪腐、抄袭、毒药、毒奶粉、见死不救等这些社会上的恶便会少了大半。

从这点来说,点亮蜡烛不是以客观的标准来衡量你一定要捐钱、擦皮鞋、扶老奶奶,而是你能做多少算多少。当有更多的人能够做到这些事情,我们会觉得我们周边似乎有了一些温暖,这个世界也许还有黑暗,但我们的小环境是光明的,我们的内心是光明的。所以,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