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政商关系博弈中 周其仁:政商关系博弈中 企业要学会做选择
4月26日下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财经》杂志联合发布《“新型政商关系”研究报告》。
发布会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最后总结发言,指出这个报告不是要爆猛料,讨论中国如何反腐,而是反腐当中怎么和中国企业家一起往前走。
周其仁表示,在政商关系的博弈中,企业是可以做选择的,你是选择找一个人一直给你开绿灯,还是宁愿吃一点亏发展核心竞争力?万科当年就是没得到特别的关照,逼着发展出自己的能力,这个能力被市场承认以后倒过来政府会围着你做。
周其仁提到政商关系中对危险的判断,某些时段流行企业收买官员。你去收买一个官员,就等于跟国家争夺官员的资产。国家会容忍吗?如果底下的官员都被商人买走了,这个国家就空了。所以任何真正掌握国家权力的,总要寻找机会进行反腐败,反腐败是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基本的条件。可能一时做不到,一时没条件,但总要做的。
以下为周其仁发言全文:
第一个感受是我们要跟社会一起往前走,因为没有办法用理想的未来的人去塑造未来的理想社会。我们都会有个理想,这个社会总会变好一点。可是造成未来社会的材料是当下,不是有这样的毛病就是有那样的毛病,好多问题是一起过来的,问题是怎么能够翻过去。
任何事情,曝猛料当然很重要,会引起这个社会的警觉,大案要案的披露会促进我们对这个事情的认知。但是最后还是要解决问题。解决问题不能说完全换一些新的商业来构造未来的政商。我们的政是从这个土壤发出来的,商也是在这个土壤出来的。
在最糟糕的时候也有做的相对比较好的企业存活下来,当然可能一个原因是纪委没有找到他,还有可能是在同样的环境下他做的抉择更代表未来。其实未来是由这些因素构成的,不是由理想的未来人构成的。
第二,经济学有很多定义,其中有一个是关于选择的问题,你要学这门科学首先要相信是可以做选择的。可是人们经常认为社会就是这样的,无从做选择。所以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到底能不能做选择,其实是经验,不是我们意想的构造未来的新兴产业。
经验证明就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在政商的关系问题上,从企业家的层面看,它是一个替代关系,你可以选,你可以更多地找一个人罩着你,给你开绿灯,也可以选宁愿吃一点亏来发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实际上每个瞬间都可以选择。这里面有替代关系,一个人你如果总靠别人制造的,他的本事就不大。如果从小有人护着你,有人罩着你,这样的人通常没什么大本事。什么样人有本事,就是不太受待见,别人容易得到的好处你不容易得到。
万科引起我注意是九几年的时候,我去朋友家,他新买的楼盘在上海机场,我问为什么要买这里,这么吵。他说服务好。有人说万科不会搞关系,这样就不会拿不到好地,他们会把坏的地做成好的楼盘。有的企业就是没得到特别的关照,就逼着发展出自己的能力,这个能力被市场承认以后倒过来政府会围着你做。这个经验应该推广到广大企业界的,永远有选择的机会,不要说没有选择。
另一方面,在选择的时候,我们通常说判断机会,你看这三十年的企业,最重要的是对危险的判断。到底什么是危险,这个定义很模糊。可能某一个时期流行送钱什么的,但是这里含着一个危险,你要对自己国家长远的历史有一个认知。
这个东西都是长不了的,你去收买一个官员,就等于跟国家争夺官员的资产,为什么国家很难赢得了你呢,财政基础太弱了。多少年的农业文明,收税就很困难。又是大国,维持一个大国,它的官僚机构,底下能见老百姓的官报酬都很低。
在一个地方做生意,拿利润付给他一小部分,就很容易腐败。但是你倒过去想想,国家会容忍吗?如果底下的官员都被商人买走了,这个国家就空了。所以任何真正掌握国家权力的,总要寻找机会进行反腐败,反腐败是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基本的条件。可能一时做不到,一时没条件,但总要做的。
这个事情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你看这两天报道的有位老板很过瘾,叫一个省级干部两小时到,干部不敢两小时不到。他秀给朋友看,他不知道他在做多么危险的事情。你花点钱干部就去,还有别人要叫他去呢,他是叫不过你,他出价没你高,问题是他有权力,他有国家机器,他有你没有的东西。
我的观察是,优秀的商人不一定上过这个课,但是潜意识知道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无论什么干部,如果用额外的钱让他围着你转,这件事情非常危险,能不干就别干。因为你要理解为什么要设置这个官员,官员的系统怎么运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危险的识别。
还有一条,喜欢搞权钱交易的企业,很难搞好企业管理。我去资源地区,企业讲权力在政府,不给你这块地,不给你这个矿怎么做生意。那就铺路,两千万现金,一个电话来就送到某一地点某辆车,最后差的时候连车牌号都没看清楚。
我说谁送的,是老板差手下的人干这个活。那这个人会怎么想你这个企业?你随便把两千万付给什么官员,企业内部所有关系都无法摆正了。所有努力工作的人都认为毫无价值。你有一定规模就有驾驭团队的困难,团队风气不正,不是一些技术教的东西可以帮的。
前提要有一个基本的准则要对。为什么任正非要带着他的团队每年宣誓,力出于口,利出于口。利从一个地方来,力就会从一个地方来。所以华为的高管是不能在任何其它地方兼职的,公司内的反腐败,现在领导17万人,跟国家反腐败差不多同样严重的事情,多少民营企业里的窟窿那么大,里面他们也受贿,为什么产品不合格,中间环节就不合格。
所以腐败这个事儿不单单是政商,处理不好政商就处理不好企业内部。哪怕开始得到一些资源,有一支队伍,这个队伍很难带,人心要不正,风气要不正,很难把队伍带好。
第三,道德。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你可以满足他最野兽方面的要求,你也可以满足他天使方面的要求,这是可以选的。而且这两个选择之间有一个替代关系,你越满足他的阳光那面,他拿的出手的那面,他遇到那些事情就来找你,你满足野兽的需求,他有这个需求的时候就会来找你。
大连一家企业农产品养鸡生蛋,薄熙来主政的时候他是典范,养鸡不是高利润的产业,当年为了大连的一个发展扶贫项目,这个人捐了一两百万,当年是很大的钱。市里感谢他,给你来块地,他不要,还养他的鸡,最后薄熙来出事儿了,他没出事儿。
薄熙来那样的人,他又不是只有一面,他要贪的话他得有权,有权得有政绩,舆论上,面上的他有吻合之处,你满足他哪一面是可以选择的。
如果整个社会风气不好,特别是权力没有关进笼子里,贪污已经成了普遍的风气,这时候做选择是很困难。包括报告里面有一条我同意,就是用长远的观点看问题,要在现在和长远之间做一个权衡,什么事情可做,做到什么程度。
关于底线,每一个企业要选你自己的底线,这条底跟社会流行之间,你可以等于它,也可以低于它,也可以远远低于它,或者略高于它,我们的建议是略高于社会通行的那条线,太高也不行,太高做不到,曲高和寡,那到大学来做教授没问题,但是要做事儿不行。
跟流行线平,那你要对这个流行的线有一个判断。我们风气差的时候是低于平均线的,我最近读了一篇文章里有一句话,说最危险的一句话是现在大家都这样了,事后证明这是最危险的。当时他也这么干,他也这么干,你也干,这就是概率问题,落到你头上了。
最后一点,企业走出去是说你要通过移动来免除政商关系的一些麻烦,就是打运动战。通俗一点讲,就是古代那种孟母三迁的故事,为什么要搬家,同学太差,邻居不好,中国这么大,你搬家是可能的。你不可能完全离开地球,但是可以在你可及的范围内做选择,这样就带来一个题目,我们也要研究,就是怎么评估一个地方的风气。
我问过很多企业家,哪些城市去,哪些城市不去,很大的学问。一个企业往哪放,起来的时候往哪放,成长的时候往哪放,这是很重要的学问,放对了,一步一步就走顺。你要审时度势,不同的阶段,自己在哪里的位置最优,要选。
冯仑纽约的项目,投资决策是很厉害的,重新修建911被炸掉的中心,冯仑拿了三个楼层,意图建一个中国中心,为什么后来卖的不好呢?因为每次要缔约,中方的法律文件都迟到,都是我们该提供的文件提供不出来,所以一次一次把那个商业机会全部错过了。
赔了不少钱,现在还在天天赔。为什么错过了?他办手续,当年他从海南移到北方来的时候,他没有挑一个好的商业环境去注册他的公司,他挑了一个容易注册的地方。这个地方的主要官员说你到纽约投资,开什么玩笑,哪是纽约啊,一个文件搞不出来,每次都是中方违约。
冯仑讲起这个事儿都是很心疼的。在我看来,你把你的公司在什么阶段,做什么生意是要放在一个恰当的地方去的。我80年代研究很多企业,村里的企业到一定程度如果不走,老乡们吃就把你吃垮了,觉得咱们一起长大的,你今天发财了,前后左右都这么看你。
政商关系这个题目不是讨论中国怎么反腐,而是反腐当中我们怎么跟中国的企业家一起往前走。我大体同意,未来长远看会好。但是补充一句,现在的民营企业很不容易,我们要珍惜,对于企业家来说,它不但是你的身家性命,也是这个国家发展的基础。即便有反复,也要作出你自己的选择。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