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三十年师恩难忘 朱学勤:三十年师恩难忘
就在6月的第七个早晨,金先生一寐未起,遽然撒手。这一天他在上海,我在伊犁,从东到西,横隔一个中国大陆版图,冥冥中似有巨手,竟让我们以如此遥远的距离分手?心惶惶万里奔丧,舷窗外冰山雪封,浮云蔽日,三十年师生情风雨如晦,俱奔眼帘。
那一年也是在西北,金先生刚从牛棚“解放”不久,参加在西安召开的法国史年会。会长张芝联是他民国时期的中学校长,当时年近七十,风度翩翩,却不忘拿他这个早年学生打趣:“哪有你这样取名的?已经姓金,还要重,还要远?”一群年青人就这样记住了金先生的姓名。
那时他50岁上下,作学术报告轮番引英语、法语、俄语、德语、西班牙语,后来知道他还通塞尔维亚语、保加利亚语,如此渊博,镇住了所有与会者。我参加会议交的是硕士论文初稿,初出茅庐,基本倾向却与张先生、金先生相左,他们还在充分肯定法国大革命,而我已流露不同观点。
两位前辈并不介意,还热情鼓励:“不妨把未尽之言说完,可以写得更开阔一些。”那时有一个比我更青涩的与会者,来自新疆偏远某地,既没有学位,也不是历史系毕业,只是一个大革命史业余爱好者,竟拿着一份向学会主流观点公开挑战的论文来敲门,一定要参加会议。
张先生、金先生还很重视,专门开过一个小会商议,不仅开门迎纳,还安排他做一次主题发言。
会议结束,他要我陪他去找附近的邮局发电报,电文是发给尚在新疆等待音讯的妻子:“论文被接受,挑战成功,我们胜利了!”我为这夫妇两人的精神而感动,但也知道他的论文并不是“胜利”,而是“幸运”,他碰上了80年代初期张先生、金先生这样的老一辈学者刚恢复中断二十年的学术生涯,对年青一代殷殷期待。
年青人率性挑战,前辈人虚怀如谷,三代人共同构成80年代特有的学术风气。那真是一个黄金十年,二十世纪后五十年仅有的“光荣与梦想”,斯时不再,斯人何在?
一年后毕业分配回上海,金先生恰好也开门招收博士生。他立刻托人带话,让我去报考在职博士,说早已看出你的硕士论文还有话未说完,来复旦,我给你创造小环境,扩展论文,继续写下去!考试前夕,他要去法国参加一个会议,临行时说:“我不担心你的专业笔试,就担心你的外语口试。
你是自学出身,学成个哑巴英语。我教你一个办法:见考官争取主动,一上场先交代自己的短项,是在什么条件下学的英语,面对外文系来的那些老师,千万不能装,也不要怕发音不准人家笑话。我们都是文革过来之人,听得懂,也能理解。你越老实就越不会吃亏。”
进复旦第二年即遭遇风波,所在部队院校为逼我在处分决定上签字,竟片面通知复旦,停止此人学业!“不服从者不得食”,首先是“不得学”,接着是大门“不得出”。两校相距一箭之地,师生见面发生困难。金先生忧心如焚,夜不成寐。
当时复旦有两个研究生因同样原因被停学,一位新闻系硕士生此前在狮城参与大学生辩论,给新加坡各界留下深刻印象,此后李光耀来华,在高层会谈时过问他下落,这位同学得以恢复学籍。金先生当然没有李光耀那样的位势,他只是向校方反复诉告,为我鸣不平。
复旦为先生所动,两次派人来交涉,查看我究竟有何问题。部队拿不出像样材料,双方僵持数月,复旦渐趋强硬,最后也作出一个“片面”决定:恢复学业,立刻来校!师生再次见面,已是半年之后,金先生苦笑说:“你看看我的黑眼圈,为你熬成‘熊猫眼’啦。”
天下有师生之谊者多矣!但在那年那月能如此救起一个溺水者,凡过来人皆知其不易。我之罹祸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皆因不忍而触犯时忌,金先生亦因不忍见自己的学生遭难而见死不救。不忍之心人皆有之,那年那月更是为人师者之天职。
但因我触犯的是部队院校,金先生直接面对那年那月最为强势的军方压力,他自己也刚出“牛棚”不久,如此义举实属罕见。感恩之余,自然珍惜重这来之不易的机遇。金先生则嘱我尽快安心,既是上山读书,那就一头扎进论文——批判法国革命的红色激进。
其实一直到那时,他在学术观点上还未必同意我这“一家之言”。我虽多舛,亦有大幸,错过了历史系本科,但此后考上的硕士导师与博士导师却格外开明,放手鼓励我自由探索,从未想过要把我摁回那个模子里,重新塑造;一旦遭逢横逆,他们如出一辙,以各自方式为我奔走呼鸣,救人第一。
金先生对我的论文只担心一项:史料与翻译。他毕竟是名校名师,出不得史学界通常所言之“硬伤”。更何况当时的政治气候,我虽出虎口,毕竟是刑余之人戴罪之身,尚有“看客”在幸灾乐祸。
他本来就生性谨慎,此时更是小心。学生一稿去,先生一稿来,三易其稿,每一次不会间隔半个月;学生笔迹是蓝黑,先生笔迹是红色,所引西文史料,大至语义斟酌,小至重音符号,错漏处亲手订正,有时还旁添一个惊叹号,予我以警示。
最后定稿打印,因经费限制,又只能去崇明岛一个乡办印刷厂。我在那里蹲守,一校、二校、三校,他一遍遍打电话隔江督问。终于能拿回复旦并请他在导师栏签名,先生手抚封面说:“在人家眼里,这一下我和你就绑在一起啦!”
不料答辩时又起风波,隐隐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论文分寄京沪两地同行评审,张芝联寄来的评阅意见是热情鼓励,上海史学界一位老前辈则全盘否定,问题不是出在“史料硬伤”,而是出在比“硬伤”还要“硬”的“基本立场”,评语写得很严厉:“资产阶级右翼保守主义史学观,违背四项基本原则!
”没想到最后关头会出这个岔子,金先生又是几个晚上难以入眠。此前我被清查,扣上的是自由化“激进”罪名,此时论文被否定,又被视为右翼“保守主义”,两面翻着烤,每一面都被烤焦,这是持此观点者必然承受的命运。
但金先生并未因此动摇,而是想出一个缓冲办法,邀请王元化先生来主持答辩,同时也邀请那位持否定意见的前辈。元化先生此前在顾准遗稿与我的学位论文中看出思想史的逻辑继承,曾在书面评语中特意强调了这一点,此时有难,慨然应允,出任答辩委员会主席。
他的博士点在华东师大,出校外主持答辩只有两次,两次都闹得沸沸扬扬。他告诉我第一次是80年代,为北师大中文系那位“黑马”主持答辩,这一次则是为金先生和我来复旦,同样不平静。
风波过后,金先生如释重负,指着他的黑眼圈笑着说,“第二次为你熬成‘熊猫眼’啦,当初招你,系里可是有老师劝我,这样的人你也敢招?果然,果然!”
毕业后搬过两次家,不知扔掉多少无用之书,但当年那一摞手稿则舍不得扔。不仅仅是敝帚自珍,而在于那上面有金先生心血,虽字迹漫漶,却见证那三年岁月如何度过,先生如何以他政治、学术生命作双重抵押,才为我争回这份失而复得的学业。
岂料二十年后还有第三次风波。2010年7月9日,上海《东方早报》刊出匿名网贴,指控这篇20年前的论文是抄袭之作,舆论汹汹,真假莫辩。7月11日,我去复旦学术委员会,申请启动审查程序。委员会征请匿名者前来检举,刊出网贴的那位记者提供匿名者联系方式,对方却始终不愿现身。
“原告”如此缺席,仅“被告”要来申请调查他自己,委员会本来可不予受理,但最后还是决定破例,正式启动审查程序。我知道金先生秉性认真,一有心事即容易失眠;在当时那种舆论下,我作为“被告”也不便与金先生联系,仅在7月11日那天打电话告知他此事。
此后去委员会递交申请,以及等待调查结论的半年里,既未与他通话,也未与他见面。但我知道他肯定支持这一申请,我们分别保持沉默,在沉默中共同等待委员会结论。
半年后,经南北调查、反复勘证,委员会召集严肃传媒,正式公布调查结论,抄袭之说不能成立。这一结论不仅还此事清白,更重要的是,还金先生这位复旦首席教授之清白。
结论公布当晚,金先生打来电话:“我是一家一家电视台看,一家一家报纸读,也让儿子给我收集网上的评论。哪怕是重复,我也要看,也要听,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但这一次我吃得下,睡得着,不会熬成‘熊猫眼’。他们那些人,怎么知道当年我们是在什么压力下写这篇论文的啊!”
如此三十年风雨,先生待我恩重如山,但外界难以想象的是,他为人淡泊,淡泊到师生间一年中几无来往。他似乎厌烦那种中国式的师生来往方式?只有每年春节年初二上午,我登门拜年时可有一番长谈。他早早泡好茶,留一包好烟等我前往,三十年始终如一。有时我刚在楼下拐角出现,就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在窗口高喊:“这里这里,别走错了!”
2011年春节,恰好复旦学术委员会刚公布上述结论不久,他因为兴致好,谈着谈着带我走进书房,从书橱里拿出一本本法文原著,细说来历。其中有《九三年》、《悲惨世界》等,如数家珍,都是19世纪晚期法国原版旧籍,距今百年有余,可谓“巴黎——彼得堡善本”,我估计现在的国家级图书馆都难有典藏。
这些跨过两个世纪流转三个国家的大部头旧籍,从欧洲到亚洲,蕴藏多少个旧日书主的秘密?谁把它们从巴黎带到彼得堡?又经过十月革命、二战围城,如何能劫后幸存?此后漂流至中国上海,又如何躲过文革之大劫?史家之史籍,不仅仅是他的著作,即以他收藏的古籍、善本,或许还是“洋善本”,每一本也是历史,每一本都会有可圈可点的故事。
说起他当初去的是苏联,为何又在那里苦读法语:“我的英语在张芝联当校长的民国时期已大致过关,到了十月革命圣地,才发现那里的红色教授私下里还是以说法语为荣,不说法语者被视为鄙俗:俄语是说给母亲听的,德语是说给敌人听的,英语是说给商人听的,只有法语最高雅,是可以说给情人听的,做学问怎么能不说法语?布尔乔亚得很哪!
这才下决心在苏联学法语。后来发现学外语最好的办法,是尽快阅读这门外语的文学名著,快速入门,触类旁通。
俄语、法语、英语、德语、西班牙语,一年考一门,五年五门!这些雨果、大仲马、巴尔扎克,是用使馆发给我们的零用钱,在彼得堡旧书店里一本一本淘来的。”当年他每天读书十二小时,留学生中传为奇谈,如此苦读成才,一回国竟打成“苏修特务”,困厄二十年!
历尽磨难,心有余悸,我临毕业时,他曾关照我一个令人心酸的“戒律”:以后你接待外国人,只能到办公室,而且要把门打开,开得大大的,让外面人听得到,才能避免“里通外国”的猜疑!他生性宽恕,有一次曾说到59年回国被打成“苏修特务”,是同室同事翻看他日记去告密,此人姓名他后来终于知晓。
我问是复旦哪一位?他摆摆手说:“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我都原谅他了,你们没有必要知道。”他通晓七国外语,学术探索从拿破仑远征墨西哥至沙俄侵华史,从欧盟源流至巴尔干半岛,巨细无遗。
复旦校方接待欧洲政要,凡需一人同时翻译多种欧洲语,还涉及历史、政治、外交纵深背景,只能请他出场。故而他也曾有过豪言戏语:“我的校友普京如果来访,我可以给他做翻译!
”先生执教时间长,门生子弟多,却有意避嫌,不立门墙。我算他开山弟子,有责任却没有机会请同门学友聚会一次,哪怕是给他做七十寿,或纪念他从教五十年,一提及,都被他坚决制止。如此避嫌,不善“经营”,在今天这样的大学环境里,大概只能被认为“迂”,甚至是“傻”?2009年75岁高龄上最后一节课告别讲台,恰逢他执教五十年,台下竟然只有十几人听讲,连个献花的都没有!
消息传开,众师友为之不安,校长打电话慰问致歉。
1989年下半年,偌大复旦图书馆西文阅览室曾出现无一人进出,一整天只有他一人在座的“奇观”。提及此事,他黯然神伤:“复旦的学生都不读书啦?这怎么得了,怎么得了啊!”每次拜年提及时政,有无尽话语忧国伤怀,但他又担心我罹祸,往往突然收住话题,眼一闭,摆摆手:“捂着过,捂着过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