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名言 2名学者对话汪晖朱学勤事件 称需挽救学术颓风
学风败坏,是从红卫兵-知青这代人当中的某些人开始的
祝东力(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以下简称祝):今年过了一多半,学术思想界的热点,一直集中在学术规范问题上。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争论,有学术层面的,有意识形态层面的,但意识形态的争论很快就掩盖了学术层面的探讨,甚至越来越短兵相接,有近乎肉搏之势。
学术思想界的这种状况,当然是目前中国社会矛盾和利益关系的一个集中反映。但是,既然是学术思想界,就应该更多一些分析的态度和方法。我觉得,我们不妨后退一步,从更大的视野,从中国当代社会和改革开放的历程,从学术思想史和几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性格特征,来审视剖析一下眼前的这个热点问题。
黄纪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以下简称黄):朱学勤、汪晖二人涉嫌抄袭事件本身,有多少属学术,多少属政治,多少属文化,多少属历史,这的确需要一种分析的态度。分析方法在中国其实不缺,上世纪80年代就有一本《分析时代》,很有影响。目前缺的是分析的态度或愿望。
近些年分析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越来越淡出思想辩论的舞台,讲理的空间越来越小。教授研究员们一说就吵,一吵就骂,一骂就翻。吵和骂所配套的手段是过度简化、符号化、政治化,不是给自己戴帽子,就是给对方扣帽子。翻脸之后的方法论就更不堪了,全是武术学校那一套。
我原来跟老婆开玩笑说,咱家也挂牌吧,挂个“理不到处”。其实这牌子倒真适合充满戾气的当今社会。层出不穷的恶性事件往前追,十之七八都有个不愿讲理或没处讲理的环节。这次事件也表现出了同样的普遍趋势,令人不安。
祝:我发现,很多人对上世纪80年代的学术思想情况其实不太了解。历史地看,上世纪80年代的学术风气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就我的记忆来说,1985年以前相当好,1985年以后比较差。
这里涉及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改革进程。1984年年底,改革重点开始从农村转向城市,文艺界学术界风气为之一变。文艺界八仙过海,什么实验小说、八五新潮之类,不管有没有思想和艺术的准备,一哄而上,甚至无所不用其极。学术界也一样,不管有没有知识和理论的积累,有条件的上,没有条件的也上。一方面是新观念新方法,另一方面是中西文化比较,成为学术理论界的两大热点。
第二个因素是知识分子的代际特征。从“文革”结束到上世纪80年代前期,学术界唱主角的是中老年学者,红卫兵-知青那代人大多还在求学阶段,被笼罩在前辈师长的身影之下。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红卫兵-知青一代开始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一开始就迥异于前几代人。
黄:笼统地说上世纪80年代学术不规范,笼统地说上世纪80年代学人都那样,既不是事实也不公道。
前两天跟一个朋友也聊到上世纪80年代风气。上世纪80年代学界的老年是上世纪一二十年代费孝通这拨儿。中年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前期李泽厚这拨儿。这两代总体上说为人比较本分,学风也相当严谨,甚至略嫌死板——李的思想在同辈人中算是异数,但学术上仍是规矩中人。
学界青年是40末、50后这拨儿,尤其是50后,他们在“文革”中由少年儿童长大成人,其间不是钻窗就是翻墙,基本上没走过正门,没迈过正步。他们的人格特点是敢想敢干、无法无天,用我一个朋友(任继愈的研究生)上世纪90年代跟人打架时向对手做的自我介绍就是:“告诉你,‘文革’过来的,40岁以上的,可都是流氓!”
作为时代的人格烙印,我想“文革”一代青少年儿童——包括我自己——身上除了大家津津乐道的“理想主义”之外,也都有股不服不忿不吝的“流氓”劲儿,只是深浅不同而已,具体人得具体分析。我们胡同有位右派的儿子,老高中生,成天抱本《唐璜》、《莎士比亚》什么的,特别“绅士”,但他的想法做法跟老实巴交的老大学生一代终归不同。
可以说,这拨儿“流氓”是“文革”留给市场经济的一份遗产,是乱世赠与变世的一份厚礼。离开这样的人格资源,很难理解中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轰轰烈烈。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有一阵“野性”这个词儿比较时髦,充满野性的半人半马作为社会转型的冲锋队或敢死队冲决罗网,别开生面,放在大的历史视野里积极意义不能抹杀,但副作用也是明摆着。
上世纪70年代后期、80年代中前期是短暂的治世,一晃而过。那十年可算得上当代风气的“黄金十年”(从民国史借个词儿)。体制基本上还是旧体制,社会流动的渠道还不“多元”,“野路子”不但法律上禁行,道德上也被蔑视。
价值观也还没走到“英雄不问出处”、啥手段好使使什么的那一步,个人主义、精英主义的时代精神还是在传统的“正道”上一路奔走,道边的标语全是“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之类。在这样的体制和价值环境里,剽窃的事情并不多见。
祝:1985年之前学界剽窃抄袭的情况确实很少,就我了解的相关专业范围来说,比较有影响的只有上世纪50年代中期华岗的《辩证唯物论大纲》和上世纪80年代初韩进廉的《红学史稿》。这两本书都有人撰文揭露其抄袭,但在那个时代,类似的现象可以说寥寥无几。
1985年以后风气陡然一变。我那时还在读研究生,记得1985年或1986年,有一天在北大大饭厅门前西侧的阅报栏,看到贴出一张《光明日报》,大半个版都是某某担任主编的某编委会名单,还有这个编委会编辑的“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的书目,以翻译的西方哲学类书籍居多,大约有上百种,每本书都标有中译者姓名。
我因为在哲学系读研,了解点情况,知道其中许多西方名著当时并无真正的所谓中文译者。那其实是跑马圈地,因为怕别人或别的出版社也要译同一本书,所以先随便安个译者名字,相当于现在的恶意抢注。我们几个同学当时对这种“吃相”就很不屑。那个编委会的绝大多数人就是40末、50后。
实际上,学风之败坏,就是从红卫兵-知青这代人当中的某些人开始的。当年造反、串联,甚至打砸抢,20年后转移到了学术领域。包括年轻时的何新,也有贪多、图大、求快的毛病,十几年前我在书里评论过他的学风问题。当然这些都还不是抄袭剽窃,属于钻窗翻墙抄近路,但学术界的规矩的确被破坏了。这一路下来,影响到后来的20多年,再加上别的因素,到今天,学界、高校的学术腐败已经积重难返。
一代特殊的知识分子遭遇了一个特殊的时代
黄:“黄金十年”里,青年学人跟在中老年师傅后面学徒,“老师”长“先生”短的再配上些“之乎者也”,看着颇有古风。但听他们私下骂人话之纯正、下流话之地道,跟前辈学人大不一样,更别说传统的“士林”、“儒林”了。
十年一觉,等到青年学人学徒期满,正赶上社会大转型,什么下海潮、出国潮、寻宝热、特异功能热,一时间天翻地覆,人仰马翻。整个社会风气由正步改为醉拳,又东倒西歪起来。青年学人骨子里的红卫兵也结束了冬眠,一跃而起,回老家似的走进新时代。市场新时代崇尚工具理性,讲究小投入高产出,最好不投入光产出。不择手段开始成为最佳手段——能拿干嘛买,能加塞儿干嘛排队?“老实”、“厚道”、“本分”从此成了贬义词。
我在戏剧《我们走在大路上》说到那一段时也感叹过:说你“老实”可不是夸你/说你“邪性”可不是骂你/说你“本本分分”可不是抬举你/说你“乍乍乎乎”可不是数落你/说你“人挺可靠”是说发家致富靠不上你/说你“混球一个”是说将来混得好的可能还就是你!
当然,风气的影响不会搞绝对平均主义——每个青年都一样。“逍遥派”还在南窗下逍遥。而“造反派”听着窗外哪个同学一夜发了,心里又空又慌又躁之际,就近造他娘的学术规范、“资产阶级法权”一回反,也是可以理解的。
祝:红卫兵-知青一代和“文革”前的大学生截然不同,有的可能只相差几岁,但思想性格上的差别却非常明显。“文革”前的大学生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这十七年体制的产物,就像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所说的驯服工具,忠诚可靠、循规蹈矩、温良恭俭让,是传统儒教加斯大林主义培养出来的思想性格。
红卫兵-知青一代却不同,他们在人格形成的年代,突然遭遇到“文革”那样千年不遇的政治风暴,面对中国和世界的大问题。“大字报”、“大辩论”,造反、串联、武斗,然后又是“上山下乡”、进工厂或当兵,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摸爬滚打。这大概也是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的一代人,其中的知识分子和学者尤其如此。
对这一代学术思想界人物的特点,我以前也做过分析。与前后几代知识分子相比——比如前边的“文革”前大学生、后边的60后学者,他们有更多的大抱负、大视野、大思想,同时又具备底层社会的经验和生存能力。他们的优点和优势非常明显,缺点和劣势也同样明显。
这当然是两代人之间整体的、粗略的对比,不排除个别人的特殊情况。总之,红卫兵-知青一代知识分子获得独立的学者身份,正好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代特殊的知识分子遭遇了一个特殊的时代。应该说,汪晖和朱学勤都属于这一代中的佼佼者。
黄:这一代“小将”出身的学人,跨越社会光谱之宽,拥有社会身份之众,比较接近“五四”前后一代青年——西方一战、二战中的青年其实也差不多。复杂的经历和身份给了他们观察社会人生的多重视角,跟庙里的“千手千眼”似的。
他们当然有短处,但其开阔的视野,丰富的内涵,不是“空疏”所能概括,也不是南窗所能望尽,更不是三岁就开始学英语、三十岁还在学英语的承平时代学子可以嘲笑的——那位叫Isaiah的网上青年嘲笑朱学勤英语不行的态度并不可取,有点小松鼠跟短尾猴比谁后面长了。
这一代红卫兵-知青学人,他们不同身份、不同经历、不同视角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变化,应是当代学术思想史的重要内容。他们的身份,除了前面说的“流氓”(去掉贬义),还有“导师”。我们都知道毛主席是“伟大导师”,其实他们也是,只是尺寸小点。
他们跟着伟大导师比画了一二十年,想不比画都收不住。更何况时代又提供了继续比画的机会:前三十年的路线到“文革”结束时已经走不下去,中国需要换路子,往哪儿去,怎么走,当官的心里有数但没底,特别需要两种人来帮忙。一种是禹作敏、年广久之流,相当于柬埔寨踩地雷的水牛,要靠他(它)们踩出条血路来。一种就是“导师团”或“教导团”了,要靠他们广搜古今中外的各种路线图。
祝:“文革”涉及中国和世界的根本出路,“文革”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其问题意识就不是通常的学科、专业所能限制约束的。上世纪80年代初那会儿读李泽厚,曾经觉得他的治学路子很宽,美学、中国思想史、康德哲学,都有系统的论述。
可是到了红卫兵-知青这一代,在跨学科跨专业方面比较起来,李泽厚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像何新,哲学、逻辑学、美学、历史、训诂、文学批评、经济学、国际政治等等,专门论述过的少说也有十几个学科领域。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文革”结束后恢复十七年体制,上世纪80年代清理“三种人”,培养提拔“四化”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所以,上世纪80年代培养提拔起来的干部,一般是听招呼、能办事,思想上个性上大多乏善可陈。
这形成了一种政治价值观和任用标准。所以,依照这种价值观和标准,上世纪80年代以来,除了个别高干子弟,其他特别有个性和思想的人,不管什么观点立场,经过层层筛选,在仕途上大多不会有什么前景。
于是,不少人下海经商,不少人进入学术思想领域。这两拨儿人,虽然进了商界和学界,但都是“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有极大的政治关怀和热情。这种关怀和热情反映在治学特点上,就必然是政治大于专业,思想大于学术。
黄:红卫兵-知青一代学人当过两种徒弟,即学校老师的徒弟和毛主席的徒弟;毕了业要当两种“导师”,即博士生导师和中国导师。两种选择可以非此即彼,也可以两头兼顾,还可以有所侧重。有的人觉得学术小世界够大的了,就是它吧,于是边走边背诵小世界的旅行守则、“十要十不要”之类,果然一步一个脚印走成小世界纯然又斐然的专家学者——江山不是不想指点,但打算指导完最后一届研究生即退了休再指点。
有的人则觉得学术小世界虽然放得下自己饭锅饭碗,但放不下自己的雄心壮志,博士生导师要当,中国导师更要当。
中国不少“公共知识分子”都是一身兼着两种“导师”。两种“导师”各有各的侧重、路数、功夫和标准,彼此虽有重叠、互补、相得益彰的一面,但也有关照不过来、顾此失彼,甚至有你没我的时候。
汪晖、朱学勤身上也都存在这样的身份矛盾和尴尬。先说朱吧,学术并不是他的“长板”(从他那儿抄个比喻),也不是他人生的主要追求。《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最核心的意思是告诫中国人,革命没有革出好的,换别的道吧。这样的“警世通言”本来跟《芝加哥文体手册》没多大关系,可你既然把它写了博士论文,又用它换了学者身份,就别怪刺客拿着此类手册随时登门拜访。
汪也是两种身份冲突挺大的一位,在左翼学人中,属他“学术”气最重,不把檄文写成论文不罢休。
他好像还参与推动过上世纪80年代思想向上世纪90年代学术的转变,提倡过“学术规范”,如今却绊在了学术规范上,就像他身上的另一组悖论——“不”西方的主张和SO西方的表达。朱、汪二位作为学者都有失严谨,作为思想者却不失严肃。两种利弊互见的身份及其矛盾,虽非这次事件的最核心部分,却是我们理解其背景的一个必要角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