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世纪大讲堂 朱学勤在世纪大讲堂论文化大革命
看它的宪政民主,你看看它的政治文明程度,是不是就是传统文化破坏得越厉害,宪政民主就越扎实,政治文明就是越进步呢?我们看到的不是这个样子。我们看香港,香港没有发生过文化革命,香港没有政治民主,在英国人的殖民统治底下,但是它有自由经济,它有传统文化。
我到香港去几次我发现,香港市民文化上的传统色彩远远超过我们内地老百姓,但是香港在1949年到1997年这个期间取得的经济成就和社会文明是让我们中国人自叹不如的。
大陆人自叹不如的。正是因为有香港走到我们前面的这个刺激,所以邓小平第一次所谓到中国的南部圈一个圈,设一个特区,一定要设在香港的对面,深圳。这是他的一个原因所在。 看台湾,我1997年到台湾去,我举一个例子。
我有一个亲戚就是多少年不来往了,听说我到中央研究院访问,他们开着车接我回去。回去到他家,就是一家老小三代吃一个团圆饭,大陆来人了嘛,四十年不来往,我们家从大陆这边来一个学者他们很高兴,吃饭。
吃饭以前是政治生活,什么政治生活呢,看电视啊。那时候就是台湾的几个党派候选人刚刚发表过竞选演说,然后就是老百姓做自己的政治参与的选择,四个中年人,三男一女,四个不同的投票方向,而且在吃饭以前,当着我一个大陆来的亲人的面,吵,骂,骂得不堪入耳。 主持人:跟“文革”中间一家分成几派一样的。
朱学勤:跟我熟悉的“文革”当中就是一家分成几派,夫妻吃不成一桌饭一模一样。那个骂,你个就是,你那个李登辉是个什么东西。那边骂你那个陈水扁是个流氓。第三个又骂谁谁谁谁。我想这顿饭我还吃得下去吃不下去啊。你们因为引进西方的民主,一家兄弟亲情伦理关系全破坏了,哎,饭做好了,老太太说上桌吧。
一上桌完全是中国传统的东西,老大坐当中,右手是大陆来的客人,这边是老大,这边是老二,老三、老四长幼有序。酒杯一端必须先敬老太,第二杯敬大陆来的亲人,其乐融融。
半个小时以前是西式民主,半个小时以后是中国传统。那次我感触良深,就这一桌饭就使我看到了,传统文化跟西式民主之间它是不必破坏,也不必往外面开,它自然而然就可以发生一个嫁接作用了。
我想那桌饭一个小时,前半小时加后半小时胜过我在大陆读十年书。十年文化讨论的书。所以我今天讲到现在千言万语只是想告诉大家一个常识性的道理,这常识性的道理是什么呢?“文化是重要的,文化不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是制度选择。”我先讲到这里为止,接下来欢迎你们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乃至尖锐的反驳,我们在讨论当再展开这个话题的纵深好不好
主持人:刚才朱教授的这个精彩演讲啊,我想大家可能都听得已经入了迷了,那么现在是进入讨论阶段。下面我想请这个,把话题交给现场的观众。
提问:感谢朱教授给我们做了这么一个精彩的演讲,我的问题是,听了朱教授的讲座之后,对于制度的选择到底是由少数人的选择,还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决定产生的这样一个制度的变迁,而在社会的进程中,是少数的精英还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才是社会进程的主导推动者。我的问题完了,谢谢朱教授。
主持人:谢谢这位同学。
朱学勤:他提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在其他学校讲演的时候也多次遭遇,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思考是这样:我想一个制度的方向正确与否它确实是和千百万人的利益推动息息相关,那么在这一意义上说,一个正确的制度它首先确实来自于什么?千百万人的利益觉醒和利益推动。
但是它们之间又不是简单的一个逻辑锁定的关系,不,在这两者之间有一个中间层面,就是有权力参与制度选择驳议的那些政治家,他们是有可能既阻拦一个民族大多数人的利益趋势所要求的那个方向,也可能把这个方向强行拨向和千百万人的利益正好反对的那个方向。
这个时候政治家的责任,成与败的责任,几乎是一个重大问题。我们看到凡是制度选择正确的地区、民族、国家,那么政治家的选择基本上跟底下这个东西是一个正相关关系。
所以这样的一种制度选择,一旦选择了以后,它就源源不断地得到来自于千百万民众的这种支持更新。而另外一个方向上的选择,我们也是经常看见,时时常常在世界历史上出现的,但是我们接着看到的第二页就是,每当出现这种选择的时候,它就把一时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