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修德中国的惊雷 1942 白修德看到了怎样的中国

冯小刚的新片《1942》使一位记者迅速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成为众人讨论的话题。事实上,历史上确实有那么一位记者,他叫白修德。

白修德是美国著名记者西奥多·哈罗德·怀特(TheodoreHarold White,1915.5.6-1986.5.15)的中文名字。这位二战时期美国驻华记者的代表人物之一对中国这个东方国家充满兴趣,曾深入报道了二战时期的中国。回到美国后,他又在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期间记录和分析了不同选期内美国总统大选的进程,获得普利策新闻奖。

1人吃人的河南大饥荒

对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真实报道,是白修德在中国的记者生涯中最沉重的一页,也是他“最刻骨铭心的记忆”。

1941年,地处中原前线的河南省出现严重旱情,粮食收成大减,有些地方甚至颗粒无收。此时的国民政府将全部注意力投向美国,却对河南灾民的疾苦置若罔闻。

1942年,灾情进一步恶化。2月初,重庆的独立报纸《大公报》刊登了一篇真实的文章,报道河南人民在这次史上最惨痛的灾荒中遭遇的痛苦,竟遭到国民政府勒令停刊三天的严厉处罚。

《大公报》被勒令停刊,对外国记者犹如“芒刺在背”。于是,白修德与时任《泰晤士报》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几乎同时做出决定,深入河南灾区,一探虚实。

从1943年2月底到3月中旬,白修德、福尔曼经过了两个星期的灾区实地采访之后,结束了自己的河南之行,在河南采访的过程当中,白修德就急不可待地赶写了一篇报道灾情如何惨烈的通讯,而且从返回途中遇到的第一个电报局洛阳电报局,就直接发给了美国《时代》周刊的总部。

按照当时中国新闻界的常规,任何的新闻稿都必须要先回传到重庆,而且并经过白修德过去在政府部门供职的老伙计们预先审查,而他们注定会禁止这封电报发出的,然而,不知是因为洛阳的电报系统出了故障呢,还是那位电报局发报的电报员良心驱使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总之最终这份新闻稿通过成都的商业电报系统,直接地未经审查地发到了美国纽约,这篇文章就是发表在1943年3月22号的《时代》周刊上的《等待收成》。文中记述到河南灾民卖儿鬻女,死亡枕藉,甚至人吃人的悲惨现实,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的轰动,这篇文章的发表触怒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也最终触动了战事缠身的蒋介石。

2与生俱来的中国情结

1915年5月,白修德出生于美国波士顿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的父亲大卫·怀特(David White)是当地的一名律师。白修德后来在《探索历史》中所描述的成长经历:他在波士顿的犹太人聚居区长大,进入希伯来语授课的学校上学,并在那里对犹太教圣书塔纳赫产生兴趣,甚至在几十年后,他还能回忆起一些希伯来语的圣书内容。

白修德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16岁时,他不得不中断学业,到街头卖报维持家计,饱尝了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给穷人带来的痛苦和辛酸。

1932年,白修德从免费的波士顿公立拉丁文学校毕业,由于在校期间表现优异,他在1924年获得了220美元的哈佛大学奖学金。当时,他还获得一笔180美元的报童基金。这两笔钱加起来正好可以支付他在哈佛大学的一个学期学费。他进入哈佛大学历史系读书,又转入该校的东方研究所学习中国历史,后来成为著名汉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费正清(JohnK.Fairbank)的第一位弟子。

白修德对中国文化和中文的热爱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他常常不自觉地走到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看着墙上的书法作品,能令他觉得宾至如归。于是,精通希伯来语、英语,又通晓拉丁语、德语、法语的白修德,在大一学期结束后,做了一个之后影响他一生的决定,“为什么不再学一门汉语呢?”当时哈佛的老师们由于觉得汉语太难,怕学生耗费太多精力而荒废其他学业,提出本科生不适宜学汉语的不成文规定。

当时,学习汉语的本科生有两个,老师把试卷出得很难,最后,另一位学生放弃了,白修德则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学位。

1938年,白修德从哈佛毕业。1939年4月,他带着费正清送的二手打字机和6封推荐信,来到中国重庆。

3美国人眼里的“中国通”

自1939年来到中国,他从最初的国民政府新闻官变为《时代》、《生活》等著名杂志的驻华特约记者,成为美国人眼里不折不扣的“中国通”。

到了重庆后,开始向西方报道中国的情况。最初,白修德在重庆的工作是国民党宣传部门的顾问,随着对中国的了解不断加深,他逐渐成为了一名中国战局和政局的自由报道者。白修德从1939年开始就跟随国民政府,深入观察了中国的政治情况变化,经历了重庆国民政府一系列重大事件。因此,从时间上而言,他比一般西方记者到中国报道二战战况和国共角力都要更早。

后来,另一位对中国充满兴趣的美国人——美国《时代》杂志的创立者和出版人亨利·卢斯(HenryR.Luce)了解到了白修德的新闻视野和敏锐的捕捉能力,于是邀请他为《时代》杂志供稿。于是,白修德成为了二战时期《时代》杂志在中国的通讯员。

1942年,白修德冲破重重阻挠报道了河南省的大饥荒情况。这段报道经历大大增加了他的影响力,也使他对于国民政府的失望与日俱增。

1947年,白修德和另一位美国驻华记者贾安娜(Annalee Jacoby)合作撰写出版了《中国的惊雷》(Thunder Out of China)一书,记录了他们眼中处于战争年代和危急时刻的中国,包括国民党政府的无能和腐化以及共产党力量的逐步兴起。

《中国的惊雷》虽然反响很大,但也影响到白修德的新闻事业。美国作家彼得·兰德后来在反映驻华记者生态的作品《走进中国:美国记者的冒险与磨难》中分析:“白修德的《中国的惊雷》出版后,就完全抛弃了中国。虽然避免了同谋罪的灾难,但纽约也抛弃了他。”

4回国投身总统选举报道

1953年,这位在海外漂泊了十多年的游子回到了美国,但回国后的生活却不尽如人意。他与很多替中国共产党说过公道话的美国进步人士一样,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被吊销了护照;雇用他的一家杂志社也破产倒闭,他成为一名无办公室可去的失业者。

于是,他花费了一年时间,撰写了一部以中国为题材的小说《山路》(TheMountain Road),回顾了他的二战报道生涯。这本小说出版后受到好评,并于1960年被拍成了反战主题的电影,也让白修德赚够了足够全家维持几年开支的稿费。

在经历了回国后的挫折和成功后,白修德决定实现一生职业的重大转变,投身专业写作。他开美国新闻史上的先河,单枪匹马地投入美国总统选举的专业报道,每四年写一本《总统的诞生》的专著。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白修德陆续推出了他的“总统的诞生”系列,分别观察和分析了1960年、1964年、1968年、1972年和198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丰富的海外经历和敏锐的分析能力使他在这段时期的政治写作中得心应手。该系列的第一本书,即《总统的诞生,1960》,成为当时的畅销书,也奠定了这个系列作品成功的基础,并帮助他获得了1962年的普利策奖。

1972年,在尼克松总统因“水门事件”而被迫下台后,白修德暂时中断了他的“总统的诞生”系列写作,在1975年出版了《信任的缺口》(Breach of Faith:The Fall of Richard Nixon),心平气和地记述了这桩政治丑闻及其相关人物。1980年,白修德又回到了总统大选的分析写作中。